因为撰写《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那时的先生》、《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等知识分子系列作品的缘故，我对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品格、态度、生活方式多少有一些了解，下面就我的认知谈一点体会和感想。那个时期的大师们，陈寅恪、傅斯年、梅贻琦、胡适……，他们都有高学历，都是学术大师，桃李满天下，可以说，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今天，希望通过这些民国时期大师、那个时代的精英的品格、态度以及责任担当的故事，为现代精英们带来一些启迪。

　　一，就人格来说，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总体上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更具体的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话，在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碑仍立在清华园二教楼后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个碑铭看起来是陈寅恪说王国维，其实更是在说他自己，是陈先生一生的座右铭，是他人生中坚定不移的追求。

　　无论是早年清华园时代，还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先生携家别于燕京，“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的逃死之际。这一个时期，以现实事例彰显了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率。最可说明者为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先生一家被阻于香港，日本占领军与汪伪政府包括陈璧君极尽拉拢、收买、威胁之能事，加之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然陈先生不为所动，更没有屈服，以凛然的民族正气予以回击，并历尽万难，九死一生突出重围，回到了祖国内地，保全了人格与气节。

　　陈寅恪于此，他同时或稍前稍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胡适，再比如年轻些的傅斯年等等亦若此。

　　现在举例说傅斯年，他当时面对强邻进逼，中国四分五裂、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的的险恶形势，提出了“中国必须要有政府”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因为总失业，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但他同时提出“我拥护政府，但不是拥护那些既得利益者，哪些把国家的事办坏了的，我不认为是同志。”

　　傅斯年是说到做到的，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亲戚孔祥熙当上了行政院长，结果搞得天怒人怨，傅斯年慷慨上阵，只一炮就把孔祥熙轰下台来。孔祥熙倒台后，蒋介石又嫁接了一个“老二”即宋子文，傅斯年仍不买账，认为宋子文把事情办坏了，办糟了，“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一切完了！”“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傅斯年三篇文章，就把宋子文斩于马下，最后一篇文章发表的当天，宋子文卷起铺盖恢溜溜的走了人。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些一壮举，实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成为一个道义的力量。

　　二，就学术态度来说，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甚至包括理工科出身的清华校长梅贻琦，都有一种使命感，即把自己看作是沟通中西学术、复兴中华文化道统的托命之人，具体的方法，则体现在无问西东和通识教育的播种与推广上。

　　更多的还是民族大义与学术使命的召唤，使陈寅恪提出，“发前人未发之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而傅斯年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都是一个中国文化道德托命者的具本表现。

　　三，这些大师有一个相同的生活态度，就是廉洁自律，或洁说爱惜自己的羽毛。公私分明，浩身自好。比如我刚才讲的陈寅恪受困于香港时的表现，而傅斯年与胡适、梅贻琦也是这个态度。傅斯年到台湾后担任台大校长兼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但只拿台大一份薪金，生活很艰苦，临死前得到一笔稿费，想买一身西装，结果一算，只能买一个褂子，就只好如此。

　　胡适晚年做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直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仍然是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他的洁身自好也是出名的，不准他的太太在集体宿舍打牌，因为前一任傅斯年有规定，不准在集体宿舍打牌，他上台就要遵守这一规定。1962年死的时候，家中只有135美元的存钱。

　　梅贻琦1948年底离开北平清华园转往美国，他在美国手中掌握着整个清华的庚子赔款，这笔钱是一个庞大数目，数以亿计，但给自己开的薪水是每月三百元，到台湾后，他的太太已是六十多岁了，还在一个盲童学校当保育员，以挣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梅贻琦死后，他有一个手提包，打开一看，全是清华的账目，一笔笔很清楚，他曾没有额外花过清华一分钱，而他自己的医药费支付不起，还是清华校友给他捐凑的。

　　四，从民国大师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精英存在的问题

　　1，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要有土壤润育、发芽，目前这种土壤为稀土，所以很难有所谓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2，生活态度自然是处于潮流之中，现在的潮流不是当大师，而是当大官、发

　　大财，因而知识分子也难以忍受冷板凳之苦，奋而起立争官，据说某高校一个科研处长有几十个教授争夺，其他的处长也有多位教授争，这就是现实。

　　3，至于生活方式，各有告的活法，有的活得潇洒些，有的活得窝囊些，这由他们衣袋里的钱决定，与性格和态度没有多大关系。

　　4，“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所说的话。傅斯年曾经写文章将孔祥熙、宋子文赶下台。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五，现在，最底层的老百姓不必说，高层的官老爷们不需要我们妄议。就参照民国时期的大师说读书人，说知识分子，应从哪些方面培养，或者说修炼自己，以便还算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呢？或对自己的言行“庶几无愧”呢？

　　这个说起来需费很多口舌，不妨用傅斯年做台大校长的时候给台大考生出的作文题目，叫做论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这个大丈夫，就是君子，就是有文化良知的、能够自由思考行事的知识分子，与小人等等无良知者对立。

　　2，按朱熹《四书集注》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意思是说，大丈夫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义”上。

　　3，也就是说，凡君子或者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师们，他们是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大道上发言行事，处理与谐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和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使天下成为一个美丽富饶、民主自由的社会。

　　4，后边那几句，当然更容易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大丈夫，成为真君子，成为具有文化良知和高尚道德品味的知识分子。

　　——这是傅斯年先生与他那一代人喜爱的话，也是现代读书人所努力的方向。

　　【稿件来源：岳南在2018.12三亚精英论坛演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