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语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7.3%，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据还会持续增长——当代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那么，肩负着反映社会风貌和现实状况的当代作家，究竟应怎样书写老年人形象？或者说，如何表现这个老龄化社会，确已成为了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

　　然而，在当下的文学现实里，中国作家的表现却很难令人满意：他们不是沉迷于摩登时代的物欲喧嚣，就是耽溺于都市青年的精神自赏——老年人别说难以成为作品的主角，就连他们所代表的意义空间也暧昧不明。在很多作家笔下，老年人要么是专制跋扈的家长形象，要么是晚景凄凉的底层一员。这种形象指涉，常使老年人群体遭受了一个被污名化的文学命运。如果从当代作家的代际身份来看，经历了先锋运动的前辈作家，之所以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盖因其基于启蒙情结所产生的弑父欲望；而活跃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作家，则以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创作心态，将老年人逐出了他们所热衷的二次元世界。

　　相比之下，“70后”这一代作家，大概是因为处在了一个历史夹缝的缘故，所以才会对老年人群体葆有了一份更为真诚的态度。在本期的三篇文章里，樊星教授以作品对读的方式，揭示了传统如何长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道理。蕴藉其中的万千感慨，处处体现了一位文学研究者的人文关怀。而陈国和教授则以详实的材料概述和理论分析，探讨了“70后”作家“书写怎样的老人”，以及“如何书写老人”。他的看法，无疑彰显了“70后”作家在反映现实方面的特殊价值。至于胡读书博士，更是以“英雄迟暮”为题，指出了70后作家对当代文学里老年人形象谱系的背离。总而言之，几位作者的肺腑之言，实有警醒当下创作实践的小小功用。

　　——叶立文

　　“70后”作家关于老人形象的常态性反映

　　□陈国和

　　关于老人的书写或者对于老人的文学关照，一直存在两个方面，即“书写怎样的老人”和“怎样书写老人”。这是一个具有浓郁意识形态性的命题，与时代语境、社会变迁、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西方文学视野中，老人的生活和形象是比较常见的题材之一，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菲利普·罗斯的《垂死的肉身》。日本的川端康成、渡边淳一也有描写老龄化问题的名篇。而我国关于老人的书写则要复杂得多。在前现代语境中，老人往往作为儒家传统文化和价值规范的代表，担任匡正和引导世道人心，维护伦理秩序的社会功能，如《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而在受进化论思潮影响的现代语境中，青年代表着进步、科学甚至正确，老人则被赋予负面的文化符号，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等，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书写中，老人被不断污名化，成为青年、科学、未来的对立面。这其实是二十世纪文学先锋书写虚拟的一个“他者”，是“青年”的镜像。这里的先锋书写是借用陈思和先生的概念，主要指五四文学以来的一种文学史形态，表现为与社会对抗、与创作潮流断裂以及创作主体内心的紧张。

　　当下，我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未富先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58亿，占总人口的11.4%。加上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形成的人口结构，到2020年，中国将有老人2.48亿。老人社会已然成为事实。通过文学审视、观照这群数量巨大的老人，是当下文学书写的使命和责任。

　　毕飞宇的小说《虚拟》就涉及到老人书写。作为教师的祖父“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这种教育方式导致学生虽然成才却不懂感恩。同时，社会对老一辈教育者的无私奉献选择性遗忘。孙慧芬的非虚构小说《生死十日谈》以在场的方式直面乡村老人自杀问题，通过不同立场的声音和叙事者的现场感受，折射当下农村老人复杂的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由万寿公园的七个黄昏串连而成，既关注老人群体的普遍性问题，又聚焦萧成杉这一个体形象，详细叙述了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作品摒弃了以往文学中将老人“污名化”的不足。但是，《虚拟》只是借助老人形象反映当下社会问题，没有深入涉及老人的精神世界，《生死十日谈》过于煽情的书写掩盖了深入分析的不足，《天黑得很慢》的高高在上的叙事者很难真正深入老人的精神世界，老人的形象显得干瘪、肤浅。

　　“70后”作家的老人书写则丰富得多，并且为当代文学奉献了一批性格各异的老人形象。肖江虹的小说《当大事》以松柏爹的突然离世作为故事的开端，详细地书写了老人去世、入土的各种仪式和步骤，如卸门板、设灵堂、定掌事、请道士、起灶做饭、杀猪等，这些风俗成为“大事”的主要内容。乡村的丧葬仪式是乡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承担、维系着乡村文化伦理，反映了乡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松柏爹死后，“年纪加起来三百多岁，牙齿凑起来五六颗”的五位老者，反复多次才将门板卸下来，在抬松柏爹入殓时却因体力不支，尸体“摔了一脸灰”；年轻时铁匠一个人都能背半边的石磨，现在四个人都抬不动；道士也是“老得皱了皮”，连念经、举灵幡的力气都没有；退休后的乡村教师转行当杀猪匠，结果猪都抓不住，追着猪满村跑；因没人抬棺材葬到山上，最后只能在死者房间挖个洞穴潦草地埋掉。黄咏梅的短篇小说《金石》中，老蔡因年轻时的一次违规开采事故饱受创伤，心有余悸，从此事业一蹶不振，退休后更是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可是，某日面对地摊上一块可能来自地质之家收藏的“金石”时，他却出手阔绰地买下了它。这与其说是老蔡内心贪婪，上当受骗，不如说是老年人对年轻岁月偏执的留恋。《父亲的后视镜》中，父亲年轻的时候开车，和四川女人有过感情瓜葛，退休后热衷“倒行”锻炼，又遇到女骗子，最后去学习仰泳，在运河里自由地游泳。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的个人生活虽然波澜不惊，但是也丰富多彩。其他的还有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李师江的《福寿春》、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张学东《送一个人上路》、付秀莹的《旧院》等。“70后”作家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独特的老人形象。更重要的是老人形象的主体性得以凸显。这些老人并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成为工具性存在，也不是成为他者的镜像而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这些老人不再是作为青年人的“他者”而存在，也不是社会的简单的镜像而具有价值。这些老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文学的关怀和滋养，读者在这些老人身上看到了生活之光、人性之光。这些小说对老年世界和人生进行创造性诠释，试图寻找人类存在和人生发展的根据和意义。

　　知名学者梁鸿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塑造了“梁光正”这一老人形象。梁光正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使得其在“70后”作家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生活稍有起色、日子略有清闲的梁光正老年执意寻亲报恩，几个子女不得不追寻“事烦”父亲越挫越勇、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在充满饥饿、批斗和动乱的年代里，梁光正要照看瘫痪在床的妻子和四个幼子，还要牵挂一两个情人和四五个继子。梁光正对自己说要有光，他在养家糊口的路上意气风发地一路狂奔，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种明亮或晦暗的光，让梁光正成为现代性农民谱系中的“新人”，更是老人形象谱系的另类代表。梁光正是一位充满喜感、善于自我“加戏”的农民，同时他也是有着自我尊严、向光而生的农民。这种光的质感或许并不纯粹，相反，它充满滑稽的伤感、人性的幽暗和难以掩饰的伤痛。但是，这种光何尝不是底层的生命之光、活力之源。这在阶层日益固化的时代，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日益横行的当下，这种“光”显得尤为珍贵。它既有现代社会所需要却缺乏的责任意识，也有古代民间社会就具有而当下应发扬的侠义情怀。

　　这种书写方式显然无意于先锋的审美效果，而呈现出常态性的文学史特征。这里的常态性主要有文化和创作两个层面的意义。从文化层面来看，“70后”作家是文化集大成或者“守成”的一代。不像“50后”、“60后”作家属于变革的一代，“70后”作家不仅仅接受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与西方文化资源，也将整个20世纪以及当代中国在新世纪的新变化转化为他们的精神文化资源。如改革开放时代的梁光正老人，他不仅仅具有阿Q的文化印记，也有西西弗斯的精神基因。从创作层面来看，“70后”作家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传统全面接受，并进行创造性融合。如朱山坡的小说有效吸收了现代主义技巧，同时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70后”作家在传统和民间中寻找资源，表现出由西向东的超越性回归。如《福寿春》显然借鉴了《红楼梦》的主题意蕴和创作技巧。这种常态性书写有利于从本土经验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从而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从这个角度来说，肖江虹的《当大事》、黄咏梅的《金石》、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李师江的《福寿春》、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等老人书写都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70后”作家通过对老人形象的常态化书写，实现了对当下老龄化问题的深切关注。书写怎样的老人、如何书写老人，“70后”作家提供了具有世代特征的书写范式和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