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北京似蒸笼，友人再三约我到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避暑。八月三日，我们乘坐乌拉尔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该市面积二百七十七平方公里，却只有六十多万人，大部分为蒙古族系的布里亚特人。这里有闻名世界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三万多平方公里，有两项为世界之最：湖水深达一千六百三十七米（二○一五年统计），淡水量多达二十三点六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淡水量的五分之一。湖中各种鱼、虾、蟹类等异常丰富，还有各种矿产，如金矿、银矿、煤矿、石油等。坚硬的湖底岩石层，完好地保留了两千多万年的湖底盆形。人们可以下潜贝加尔湖几十米、几百米、上千米，探寻湖中各种珍奇的生物。

　　八月五日，我们在友人、爱国侨胞柳德诺维奇的陪伴下来到了贝加尔湖，他就住在贝加尔湖的支流旁，拥有占地两亩的大庄园别墅，建有高质量、可供暖的硬质塑料冬季蔬菜大棚，还有一栋健身器械完备的桑拿房。大花园中最让我赞叹不已的是，有好几棵几丈高、一人可合抱的参天针叶松，大树直插蓝天白云，树冠郁郁葱葱，翠绿茂盛，树上的鸟儿鸣唱不止。主人说：每天从这里到贝加尔湖边散步，总是神清气爽、心旷神怡，都觉得“醉氧了”！

　　我们乘俄制中型越野吉普穿越密密麻麻的白桦林小道，沙石泥道坑坑洼洼，颠簸得我们不得不扣上安全带。也就一箭之地，不过一袋烟的工夫，贝加尔湖如画的景色，令人惊艳地展现在眼前。一扫湖泊的小家子气，在远远的青山下，辽阔的湖面承接着徐徐坠入湖中的火红的夕阳，湖面波光粼粼，万点金光闪烁。雾气迷茫，天水合一，湖面红黄相间，如火似金。对岸的树木深绿如黛，凉气扑面而来，爽人肌肤。我们催舟下湖，先用脚踩充气橡皮舟，然后四名大汉肩扛手抬将橡皮舟放入浅水中。大家穿着长筒雨靴，每船两人，一人划船，一人准备钓具钓饵。我们不敢高声语，生怕惊动水下的精灵。我和垂钓高手小朱一条船，我掌舵，小朱将船轻轻划到高高的芦苇丛中，近水处还生长着一种长茎无叶的水中植物，正好可以在此抛竿垂纶。不过半个小时，漂儿被拱动了，等鱼真正咬漂儿下沉时，我眼尖手快、抖腕扬臂，钩上一拃长的银光闪烁的鱼儿，旁边舟上睿智幽默的老钓手柳德诺维奇忙认定为秋白鲑。湖中垂钓非比堤岸，要随着小舟的起伏摇动而钓。我们抓住战机，换上海竿重新装上鱼饵，我站在船上，让小朱把稳舵，持竿向湖中奋力抛出二十多米。我们紧盯着船帮海竿上的小巧尖梢，尖梢下有小手指般粗细的弹簧，水下稍有动静，弹簧马上反应，即可扬臂拉竿。过了一刻钟，尖梢不停下栽，我赶忙拉竿收纶，感觉手上已有斤两，果然一尾活蹦乱跳、灰白相间的大白条上钩了。

　　俄罗斯人非常热爱湖畔、森林旁的野外生活，湖中有一艘艘乘风破浪、如紫燕掠水而过的汽艇，也有艇后拉着紧追不舍的滑水人。岸边的女人孩子们架起篝火，烧烤刚刚捕获的各种鱼虾。霎时炊烟四起，火苗蹿动，鱼香四溢，旁边摆放着俄罗斯的国酒伏特加，伏特加和我国茅台一样名扬世界。伏特加以马铃薯为原料，经过七十回以上的蒸馏竟可高达九十六度纯酒精，再不断蒸馏淡化为四十度至六十度，经活性炭过滤，此时的伏特加晶莹澄澈、清香可饮，入口，唇齿间顿感清醇馥郁，西方把此酒称为“生命之水”。我品尝了一口伏特加，果然风味独特，翻译说，每个俄罗斯人平均每年要喝六十七瓶伏特加。普京总统曾下令晚上十点钟以后，酒店不再出售伏特加，为了保护俄罗斯这个打败过世界上最凶残的法西斯的战斗民族，总统自己已带头禁酒了。

　　第二天，我们游览伊尔库茨克市。虽是省府，却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多少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饭店，琳琅满目的超市规模不大，街道虽不宽阔但很干净，一百多年的俄式木屋小舍被很好地保护着。市中心立着亚历山大一世、二世的青铜塑像。导游伊万用流利的中文说，这里还保留着苏联红军的英雄墓。于是，我们快马加鞭来到安加拉河桥畔，桥头不远处果然有鲜花盛开的英雄陵园，如莫斯科无名烈士墓前的长明火永不熄灭。陵园醒目地矗立着别洛博罗多夫元帅的半身铜像。别洛博罗多夫元帅出生在这里的农村，十六岁参加苏联红军，曾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一生英勇善战，在卫国战争中，痛歼德国师团，被斯大林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在枪林弹雨中获得过十八枚国家勋章，战功显赫。我仔细看了英雄胸前挂满的各种勋章，有三枚应是列宁勋章。英雄陵园四周种满了金色的花朵，微风拂过，随风招展。据说俄罗斯男人在战争的苦难中“蔚蓝色的眼睛中有着淡淡的忧伤”，而别洛博罗多夫元帅却目光如炬。我不禁想起俄国革命家捷尔任斯基，他对待敌特叛乱分子特有的“鹰般的尖锐无比的眼神”。沿着英雄陵园上桥，面前是贝加尔湖的一大支流——安加拉河。河水波涛汹涌，滚滚北去不再回头，水色变得深暗如铅黛色。安加拉河是一条爱情河，流传着很多爱情故事。在桥的黑色铁栏杆上，热恋的情侣用白漆写着爱情的话语或画着两颗心，也有丝绸系着小铜锁的爱情信物。我们信步沿河而下，不时见到钓鱼爱好者，有手握钓竿的白发渔翁，也有穿短裤短衫、不断奔跑着将海竿抛向河中的年轻钓手。作为中国钓协副主席，我饶有兴趣地观看他们钓桶里的收获，大都是长短不齐的秋白鲑。这里水域大、水源丰沛，显得“财大气粗”，钓鱼没有季节的限制。我们与钓手攀谈起来，聊到普京总统曾在叶尼塞河上钓狗鱼的故事，钓手说：普京总统很重视伊州，已五次来这里视察。老朋友柳德诺维奇也曾是国内垂钓界的好手，他如今沉迷贝加尔湖，就打算定居伊州了。柳德诺维奇说，尽管冬天最冷达零下三十度，但这条河一半是冰一半是水，中间河道流速极快，大雪漫天竟然不封冻，川流不息直奔向北冰洋，是大自然中的奇观。

　　五天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之游，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告别时，我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也有了几丝“淡淡的忧伤”。很小的时候，我曾在儿童会唱歌时就唱过悲壮忧伤的歌曲《苏武牧羊》：“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贝加尔湖曾是我国领土，汉朝中郎将苏武奉天子令出使匈奴，匈奴见其是人才，百般利诱，苏武坚贞不屈，最终苏武被无理扣留，投入露天大窖中，不给水和食物，苏武在暴风雪中饥寒交迫，挖野鼠充饥度日。单于又派降将、他的同朝好友李陵、卫津百般说服劝降，但苏武不为所动，以死抗拒，使得李陵哭着对天长叹：“呜呼，义士！陵与卫津之罪上通于天，泣下沾襟，与武决去。”苏武四十岁出使匈奴、十九年后须发皆白返回京城的故事，令人深深感动。他最终落叶归根故里陕西武功县。改革开放后，故乡政府为他重修墓冢，再修苏武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酷爱京剧国粹，多次观看京剧大师马连良演唱的《苏武牧羊》，前年到梅兰芳大剧院观看了奚派当今最优秀传人、中国京剧院三团团长张建国新编的大型历史传统剧《大漠苏武》。我边听边流泪击节，无比赞叹历史上的爱国英杰。希望我们今天有更多的青年人胸怀大志，拥有家国情怀。

　　在未有网络之前，写作者的“发表自由”是控制在期刊为中心的文学想象、文学政策、编辑、发表、出版、批评、评奖等整套的文学制度下的，写作者何时发表“处女作”，期刊在哪一刻发表谁的作品，既是个人写作史，也有可能是文学史的高光时刻。

　　在我和金理召集的第三期2019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批评家黄德海质疑我们文学的催熟制度有可能加剧了当下写作的“同质化”，他认为：

　　提到青年写作，我们能不能再提一个叫“成熟写作”？不区分年龄，而按照一个作品的成熟度来看。不看成熟度，一味鼓励青年的姿态，弄不好会造成矫揉造作的作风，因为作风最容易不一样。而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作风。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给出的鼓励太多了，因此造成发表太容易，也因此造成写作遇到的障碍少了，容易限制进步和思考，按照很多杂志要求的，就一个路数。这样一来，我们变成了我们非常讨厌的同质化进程的参与者。

　　黄德海说的无疑是事实，但这却不是今日才有的时代病，而是与当代文学期刊制度，甚至更早的新文学传统纠缠在一起，几乎任何一家现当代文学期刊都以发现和培养青年为己任，由此衍生出约定俗成的评价制度——比如这两年改革开放时代创刊的文学期刊纷纷迎来了它们“整十”的刊庆，在列举成果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已经在文学界成名的大佬，哪些是在自己刊物发表了处女作、成名作和代表作。

　　好作品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甚至一个时代好作者好作品也不可能多到无可尽数，如果一个文学刊物把持不住文学底线，缺少基本的审美约束，通过疯狂收割处女作或者“少作”，像商标抢注一样确立自己未来的江湖地位，必然会助长文学之外的虚荣、浮夸和想入非非。这种以审美降格换未来回报的办刊策略，正在成为很多刊物的新常态。似乎对于未来的文学史而言，只要追溯一个作家的写作前史，这些处女作或者“少作”的意义都会被夸张地提出，所以，只要这些刊物愿意，比如苏童之于《青春》、余华之于《西湖》、格非之于《关东文学》、马原之于《北方文学》，等等，都可以成为这些刊物曾经的光荣，虽然这些刊物在今天刊物的“食物链”中也许是一些弱者和小动物。（有一个问题可以深入探讨：中国文学期刊——当然，不只是文学期刊——的鄙视链是如何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当代中国阅读和写作生态的不正常。比如阅读，我们习惯上以“背诵”代替阅读，孩童时候，家长献宝似的让孩子在客人面前背唐诗宋词，到了“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比赛背功。至于写作，在中国，会写作俨然算一门异能，而对能发表更是迷之崇拜。我没有去做调研，可能很少有一个国家，从中小学作文刊物，到青年文学期刊，到文学期刊，从生到死，管理着国民个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发表。如此，黄德海所说的“催熟”其实更低龄化。我记得在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读高中的时候，写作文发表作文拿作文奖达到一定的数量可以获得直接上大学的机会。也许可以做一个调查：时至今日，当这些文学特长生都老了，这些以写作文获得“保送”（今天可能是自主招生的加分）在他们未来的岁月中有多少将文学作为终身志业？又有多少写出了名堂？

　　2018年，由“理想国”联合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创办的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看理想”策划人、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阐释创办初衷，也提出过类似黄德海说的“成熟写作”：“希望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小说领域，发现真正有潜质、有长期创作的自我预期和动力，并且有相当成就的青年作家，让那些一直在默默耕耘、严肃认真的写作者，为更多的读者所知。”一个更有价值的提法，是相对我们熟悉的“晚期风格”，梁文道提出作家的“早期风格”。所谓晚期风格是理论家萨义德提出来的概念。梁文道认为：“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谈早期风格。”“也有许多作者他根本就没有中老年阶段，比如大家熟悉的兰波，他只有少年阶段。也有一些作者可能他的少年阶段的创作跟他晚年阶段的创作同样出色，但是极端地不一样。”但问题是“成熟写作”也好，“早期风格”也罢，会不会成为蹈袭文学成规的陈腐写作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推举的很多作为标杆的青年作家模范人物，他们的写作之所以被一整套文学制度异口同声地肯定，无非是他们写出像“我们想象中”的“成熟”之作和“风格”之作。这和老早说某人是中国的卡夫卡、某人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某人是中国的卡佛，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学思维。

　　苏童最近的访谈里谈到他早期在《青春》发表的《第八个是铜像》和《流浪的金鱼》等小说，他把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看作是极其幼稚却又自带好运气的习艺之作，靠“聪慧”写出来的，与自己内心毫无关系。即便如此，多年以后，苏童依然认为《第八个是铜像》带给他巨大的激励，有了当一个好作家的信心。而《流浪的金鱼》与《桑园留念》一前一后写的，虽然不太满意，但与更早的“不走心”的小说不一样，苏童把它看作“我自己”的小说。《桑园留念》是苏童写作序列里最早进入文学史的小说，也是苏童“早期风格”的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童的“早期风格”是“我自己”的“早期风格”。

　　因此，所谓“早期风格”应该是一个写作者从自己写作的蒙昧年代、至暗时代到意识到“我自己”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悟道。这个“早期风格”在一个作家的个人文学史并不一定与生理年龄直接对应，当然也可以对应，比如韩东褒扬曹寇就说过“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应该意识到“早期风格”是容易滋生幻觉的，它对一个写作者可能有着危险性，甚至有的写作者就终结于“早期风格”。我记得去年陪“界面文化”的董子琪采访韩东，韩东说：“朱文写出了最好的青春期文学。”这句话值得深思，如果确实有一个青年写作存在，青年写作最终是要走出青年写作，可是如何走出呢？朱文忽然离开文学，一般的解释是电影对他的蛊惑，问题是不是这么简单？“我自己”的风格可能对于有的写作者追求一辈子而不得，只能在别人阴影的庇护下写作，更不要说“早期风格”，但也有一种可能，一个作家天才般早慧获得“早期风格”，旋即流星般死于文学的“早期风格”。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作家不在少数。

　　但现在对于青年写作者而言，他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免于死于“早期风格”，而是他们如何自觉到什么是“我自己的”而有一点属于自己的“风格”。

　　这个专题的小说，分别是谢青皮、祁十木和苏怡欣（上图从左到右）在文学期刊第三、第二和第一次发表小说。从一开始做“花城关注”，我们就警惕做文学“催熟”的推手，所以“花城关注”从来不分老中青，只问审美可能性，而在不能预言谢青皮、祁十木和苏怡欣文学未来前景的前提下，做这个专题是不是有违初衷？这恰恰是一种冒险——毕竟，正常的文学生态是需要文学新血的。文学新血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前驱，远的不说，比如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阿来、林白……这些已经成为文学前辈的作家，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写出了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早期风格”之作，而我们现在的青年作家并不多见、并没有。和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作家的出场方式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陆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依然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可能。生理意义的青年当然地被理解为文学新血的造血者，那么，青年作家如何成为文学新血？青年作家如何获致“我自己”的早期风格，并持续地可再生地推动自己的写作？就应该成为一个必须被反复追问并被实践兑现的问题。

　　2019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