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的计蕾主任带领部门的同事们来到小羊宜宾胡同中国作协宿舍楼，接收我们捐赠的父亲张志民的藏书和书房家具以及文房用品。经过他们一整天费心费力的整理征收，第二天搬家公司的货车拉走了三十九箱两千五百多册图书和两组共七个书柜，还有父亲用了多年的写字台、自制台灯、砚台、毛笔、笔挂等等遗物。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那些藏书和物品时常在眼前浮现，于是我想，真该写写父亲的书房了。

　　父亲的书房，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我记事起（大约是1956年），一直到1968年父亲在文革中被投入秦城监狱前。因为那段时间我家住在北海东门陟山门街，我就叫它“陟山门阶段”吧。第二阶段是从父亲回京（大约是1975年），住在东四六条一个单位宿舍的大杂院里那段时间，所以就叫它“东四六条阶段”吧。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父亲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国作协宿舍楼里的这段时间，因此就叫它“小羊宜宾阶段”吧。

　　父亲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哪一段的书房都应该是加上引号的，他生前从来就没有专门的书房。虽然他是一个作家，但他住的屋子里却一直是书柜、写字台和大床、大衣柜、沙发、茶几相互拥挤着，没有一点多余的地方。只是父亲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间里，将它们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房间兼具了书房、卧室和客厅的作用。

　　陟山门阶段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家就租住在北海东门陟山门街一个三户人家的小院里。他和母亲住在小院的南屋，我们孩子和姥爷姥姥住在西屋。小院的南屋就成了“书房”。从小学到中学的十来年里，这儿也就成了我文化启蒙的天堂。记得屋子的东墙和南墙的一半都是书柜，里面挤满了各种书：中外小说、诗集、民间故事、史地民俗，林林总总，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实在是蔚为大观。由于那个年代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经常出差下放到外地农村，数月甚至整年不在家的时候也有，于是这书房就成了我独享的天堂。

　　但是，好景不长。1968年5月8日，父亲在文革中被投入秦城监狱。搜查所谓罪证的人到家将南屋翻了个底朝天，就连父亲的一张世界地图也被当做“罪证”拿走。记得后来父亲嘲讽地说：“要是能拿世界地图指挥什么行动，除非是斯大林指挥卫国战争吧？”随后，家里的全部藏书被装车拉走，我的天堂不复存在，父亲书房的“陟山门阶段”至此结束。

　　父亲当时正值中年，记忆力强，加之这些书是他从书店里一本本精挑细选地买回来的，所以每本书的名字几乎是刻在他的脑子里，以至他后来能陆续地开列出被抄走的藏书清单。这是份充满屈辱和愤怒的书单。他的冤案平反后，被抄走的书只有一部分被退回来，而其它的书则混在了单位的图书馆里，于是他就拿出了长达44页的清单据理力争，几经曲折又找回了一些，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书未能找到，估计是在那时被某些人中饱私囊了。

　　在陟山门的这个书房里，父亲创作了《村风》《西行剪影》《社里的人物》《礼花集》《梅河散记》等诗集和小说集；在这个书房里，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还见过一些名人。记得那次父亲留孙犁先生在书房里用饭，好像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饭桌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孙犁先生一边吃一边用手指着我姥爷做的一盘炒黄豆芽笑着说：“嗯，这个好！这个是‘挂帅’的。”说得父亲也笑了起来。在这个书房里，我还见过末代皇帝溥仪。那时父亲供职的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父亲负责编辑工作，当时他因创作有时在家里写东西。那次可能是因为事情急，“皇帝”就跑到了我家里来谈书稿。记得溥仪走后，我姥爷这位从清末过来留过辫子的老人，感慨万分的连连叹到：“哎呀！见着皇上了！见着皇上了！”

　　东四六条阶段

　　东四六条胡同里的一个单位宿舍大杂院，是当年父亲从外地回京的落脚地。院子里的房屋陈旧破败，开始只给了一间在阴暗角落里的小屋，后来因一家老小七八口人陆续回京，在父亲的力争下才增加了几小间。没想到这几间房子他一住就是十几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院儿。分给父亲的住房是院内一个旧厂房改建成的，屋子的东墙是几家合住的过道，西墙则与院里的公共厕所一墙之隔。更糟心的是那墙是用苇薄抹上灰泥筑成的，薄薄的一层既不防潮也不保暖。虽居陋室，可父亲当时的心情却并不沮丧。

　　我蹬着借来的三轮车帮父亲拉回了被抄走的藏书。记得藏书被胡乱地堆在单位图书馆的地上，像一个小山。家里的所有书柜都不在了，父亲开始张罗添置书柜。但那时的家具店里书柜奇缺，偶尔来货也是千篇一律的死板样子，可也别无选择。因为书多，父亲一下子就买了三个，靠在西墙前面既隔音又保暖，再添了个写字台，父亲的书房又复活了！后来，他请木工在三个书柜上做了顶柜，这样一来书柜立刻变得顶天立地、亮亮堂堂、容量大增。这三个书柜就是现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摆放在作家书房展区里面的书柜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公厕旁的书房里，满头白发的父亲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写出了《边区的山》《祖国，我对你说……》《“人”这个字》《梦的自白》《自赏诗》等众多诗篇。正像邵燕祥先生所说：“在80年代，志民的诗达到他自己创作的又一高峰：无论从诗的意义或史的意义，他的许多篇章都无愧于新时期杰出之作。”“在这前后写的大量追忆和反思民族浩劫的短诗，血泪已提炼为哲理的睿思和历史的诘问。”（引自邵燕祥《诚挚的张志民》）

　　在这个“接地气”的书房里，体弱多病的父亲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拿起手中那只沉重的笔，书写着一个“普通的孩子，扑向母亲怀抱，一片忠言的——倾泻！”（引自父亲的长诗《祖国，我对你说……》）

　　一次诗人刘章来家，在大杂院里左拐右拐地终于找到了父亲的书房，推门屋里没人，又出来找，正撞上他在打扫公厕，大为惊讶地问：“老张，你怎么还干这个？”父亲一笑：“嗨，院大人多，一会儿就脏！”这个在书房旁的偶遇，足以解释父亲那些“愿做杜鹃啼血死”式的诗句，是如何写出来的。

　　小羊宜宾阶段

　　1990年初冬，父亲离开大杂院搬进小羊宜宾胡同的中国作协宿舍楼，终于摆脱了给他身体带来危害的阴冷潮湿，和每年冬天安炉子、装烟筒、用塑料薄膜封窗户的劳碌。东四六条的三个大书柜也搬了进来。这时他的藏书又增加了不少，书柜不够用。正巧我的一个朋友弄到一批工厂淘汰的木制录音机外壳，有70公分宽、20公分高，摞起来做书架再合适不过了，父亲看到喜出望外。可是他把这些机壳摞起来看了看，又不满意起来。他是个做事必求完美的人，这种书架太粗糙了，于是他就琢磨着改造改造它们。没过多久，我再回家时发现，靠墙立着一溜四组精巧的玻璃书柜，每个六层，十分别致。原来正是他用这废机壳做成的。父亲在每个壳子上都加了轨道，安了玻璃，补了油漆，真是太漂亮了。现在，这组书柜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摆放在作家书房展区。

　　在小羊宜宾的书房里，还增添了不少父亲亲手制做的物件。先说写字台上的台灯，灯座是他从太行山区带回的一个树根，经他的手变成了别具特色的根雕灯座。这是父亲送给我母亲的65岁生日礼物，为此，他还在灯座底面留下工整的墨迹。台灯的灯罩更有趣，是用我妹妹小时一条花裙子的纱料绷成的，雅致大方。再看那具木制砚台盒，也是他精心打磨出来的，并诙谐地在盒盖上刻下“张砚”两字。

　　书房里还有一对木制的扶手靠背椅，是父亲从旧货店买来的。这种老式的座椅坐起来身子是挺着的，很不舒服。他就又琢磨起来，最后忽来灵感，用锯将椅子腿截去了两三寸，就这么一改，人再坐上去就俨然一个小沙发的感觉，腿下面也不搁了，身子也能靠能仰了，真是点化有神。

　　在这个书房里，沙发垫、座椅垫、床罩等等布艺品，也一应出自父亲的一双巧手。记得那年我妻子在前门的锦旗店里买回一块图案别致的装饰布料，父亲看后特别喜欢，就急着说：“小纪，你快再跑一趟！买三十米。”我们当时听了很吃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后来，一件件布艺垫子从他“咔咔”踏着的缝纫机里变了出来，配着精美的灯芯绒滚边，真如同专业裁缝的手艺，把书房装饰得雅致大方，人见人赞。这些“作品”首先是源自父亲的心灵手巧，另外，也同他的一段辛酸经历有关。他从外地回京，有段时间被迫赋闲在家，愤懑无奈，便想做些事情打发时间，于是就开始练习缝纫。记得他为此写下一首小诗：“学诗学剑两无成，从今改行做裁缝，宁为人间添新袄，不给烂世补窟窿。”

　　在小羊宜宾书房里的这些“作品”，其中一些也已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摆放在作家书房展区。

　　父亲的书房，见证了他大半生的创作道路。窗外风风雨雨，心底涛声雷声，都在这里融入他的诗篇，铸就了他独具个性的诗魂。上面说到的那几件小事，只不过是他书房的日日夜夜里，几个短短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