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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43        发布时间:[2019-09-12]

  

  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地升起,使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跃起来。

  ——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

  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

  ——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

  奶妈,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永远是那么亲切、崇高,她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她是一时之选,她的付出、美德,往往只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

  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瘠的母亲先后把我俩送往她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李代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

  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宜,将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合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进入一家人中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去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

  也奇怪了,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起伏高亢的打鸣声。

  1

  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是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心里最有数,它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它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磅礴出现,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它们比早晨醒来得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可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错,我和妹妹的小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和有雄心的,还会养羊、猪甚至小牛。小城的格局不大,与农村的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的流水席。小城的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它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近,饲料就地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营养。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部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吃上饭,能吃饱饭,能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的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往往更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等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

  我记得,每逢春天,住在家属院的人们就盼着卖鸡雏的人到来。这些人根本不用招呼,也不用通知,反正有一天,他们会挑着担子,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地走近,最后忽然出现在家属院的空地上,现身于人多的地方。由于他们的出现,家属院里的人才聚拢了起来。妇女、老人、孩子,兴奋地围在鸡雏担子的旁边。我们家每年都要买小鸡,挑选鸡雏是妈妈的一件大事情,她自诩有丰富的经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常常公鸡母鸡对半。有鸡不愁长,挑选这些小鸡雏,等于为丰富餐桌的食谱做准备,指望它们长大了,为家里下蛋,或有朝一日变成饭桌上的美味。

  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往往会招引来掏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早上,中午或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

  杨大爷挎着个几乎能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茅勺,每天把鸡窝里的鸡粪掏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头发有些自来卷儿,是深褐色的那种。但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他个子很高,裤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有时会围在他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掏粪。他会和我们逗几句闲嘴,神态向来非常和气。但有一次他发怒了,因为有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掏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儿使他的脸顿时变成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泡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讲的“杂种”,北京人嘴里的“丫挺的”,与“婊子养的”是一个意思。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喊,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疯也似的四散而去。

  杨大爷主要是掏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之类。我们家里有破布条、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识字,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见。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有次在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边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这些财宝,他向哥哥嫂子借量器小升。嫂嫂为了搞清楚小叔子到底得了什么宝贝,就在升底下抹了蜜蜡,小升还回来之后,嫂嫂发现升底的蜜蜡上粘着一枚金币,于是怂恿丈夫也去找财宝。哥哥去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又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巧妙回答,但有个孩子问,弟弟为什么能和嫂嫂结婚,这一下把杨大爷给问住了。

  2

  妈妈、姥姥经常念叨这位杨大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听妈妈和姥姥说,杨大爷就是我和妹妹曾经的奶妈的丈夫。这个消息大大地拉近了我和杨大爷的距离,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他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你不等他了,他自然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去杨大爷家玩,杨大爷也经常邀请我们,但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则没空带我们去。

  去杨大爷家里玩这种事情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她会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

  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印象。有一年夏天,我和妹妹随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到底怎么来到杨大爷家的,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妹妹说是有人来接的,后来又说是杨大爷一趟趟用手推车推过去的,她甚至说可能是牵来了一只小毛驴拉过去的。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杨大爷家离我们“三完小”家属院并不远。等我上了学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得了,紧紧挨在烈士陵园旁边,是个有庄稼、有树、有水的好地方。我们上学后,每年清明节排着队步行去扫墓的时候必定路过。

  小城磴口历来得黄河水慷慨滋润,也备受黄河水患的威胁。黄河堤坝比县城楼房都高。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个是建了一座黄河大桥,打通了两岸的交通。再就是建了一座黄河排洪枢纽工程——俗称拦河坝。多年修黄河大桥和拦河坝过程中,不少解放军战士牺牲了,为安葬这些烈士,县里修了个烈士陵园。陵园距小城的中心大概有三四里路程,南面不远有个教堂,教堂的隔壁,是我父亲长期教书的中学,这已经是县城的郊外。我们家所在的第三完全小学家属院,则在城中心的西部,离烈士陵园不算远。

  我和妹妹完全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行走的劳累,我只记得,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绿色树木,那些高大茂密的植物、树木在磴口县生长得异常困难,我们那里处处可见的是大批低矮的红柳和沙枣树,它们不是用来遮荫的,亦不足以供观赏。它们耐风、耐沙、耐寒、耐旱,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北景观。但离村子近了就不同了,一条小河有潺潺的流水,不少树木错落于村庄四周,杨大爷家的房子藏在一排排社员房子的中间。这种房子在磴口县的城乡结合部是常见的,外墙用带麦秆的泥抹着,屋顶也不全是瓦,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

  这是一个很讲究整洁的家,家里的地面虽是夯实的土,但上面并没有杂物,不多的家具摆放得很整齐,靠墙一个支脸盆的铁架子上搭着条新毛巾,上方挂着一面圆镜子。靠墙另外一端架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锅灶连着土炕,炕上铺着席子,卷起来的铺盖靠在北墙。

  一看到卷起来的被褥,我就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这是山东人的习惯——吃饭的大饼要卷,闯关东、走西口时铺盖也要卷。见到我的奶妈,听出她与我姥姥相同的一口胶东话,我更有一种家的感觉。在家里妈妈和姥姥都说这种话,想必奶妈也来自胶东一带。

  杨大妈说话快人快语,声音高,对人热情,人精精神神、利利落落,一看便知是个勤快人,头发纹丝不乱,后背挺得直直的,胸脯很高,一身土布衣服,一双不大的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高兴地蹲下来,先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她一边一个搂着我俩,仔仔细细地看我和妹妹,看得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盯着杨大妈的脸,努力想从她脸上辨认出一些往日的特征,我只记得奶妈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一只眼睛双眼皮,另一只眼睛单眼皮,想到这里我留意了一下,果然,左眼单眼皮,右眼双眼皮,这使我昔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她的皮肤还是白白的,只是现在没有那么白了,白上面又覆盖了一些浅浅的麦色,不过仍然健康红润。奶妈比之又干又瘦的杨大爷,真有天上地下之别,而且,她的年龄也比杨大爷小不少呢。姥姥拿出礼物,递到反复推辞的奶妈手里,不过,姥姥的鸡毛掸子受到了热烈欢迎。奶妈夸掸子做工考究色彩漂亮,姥姥说家里养了不少鸡,随手做了,凑合着用吧。她们俩胶东话的交谈,流畅而富于韵律,家长里短,一说起来,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3

  很快,这家的屋子一下子涌上来好几个女孩,好像尽是女儿,没有男孩子的身影。她们一个个身材挺拔,很热情活泼,又很有规矩。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年龄最大的叫梅花,十五六岁,辫子很长,奶妈笑着说她已经是社员了。我只觉得她漂亮得很,简直有些像当时流行画片上的人物,身板同样很直,胸脯鼓鼓的,睫毛很长,眨起眼睛来扑闪扑闪的,双肩圆润而线条明晰,浑身热气腾腾。她的两只手很白,手指上有些可爱的小坑,等她把我的手拉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手其实很硬,有些毛糙,这让我的手本能地一缩,我这个动作自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说,“我的手粗吧?我每天都下地、喂羊喂猪,还要做饭、洗衣服,但我不怕。别不好意思,让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小羊吧。”说着,她招呼着我和妹妹出了家门。

  杨大妈家的院子里有专门的羊圈,喂的羊不少,全是山羊,且大部分是能够挤奶的奶羊,它们有的脖子上拴着小铃铛,有的系着红色、蓝色布条儿,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原地站着吃草,有几只羊头上长着长长的角,它们看有人来了,就抬起眼睛不时地瞪大家一会儿,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不停歇的咀嚼。山羊的脸很瘦,皮紧紧地绷在脸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双眼皮,乌黑的眼珠,安静地瞪着陌生的来人。看小羊的时候,妹妹站在梅花的大妹妹枣花旁边。枣花比姐姐小两岁,扎个小辫子,穿件花格子衣服,她跟在我们一帮人身边,看了一会儿羊,看我们精力有些不集中,开始左顾右盼,胡说八道,就把我和妹妹叫过去,让我和她一起看家里的鸭子,她说鸭子归她管:“你看它们总是嘎嘎地叫个不停,都可能吃啦。那边那只黑鸭子,你看到了吧?它是这些鸭子的老大,特别霸道,总抢别人的食,不过它挺怕我的。”她说着,看着自己的姐姐梅花,咯咯地笑了起来,梅花听到这话握起拳头捶了她一下,枣花赶忙笑着跑开了。

  妹妹一直被老三梨花照顾着,梨花是这几个女孩中皮肤最黑的一个,个子也有些矮,比枣花只小一岁,和我年龄差不多,她说家里的七八只鸡都归她管。我们看到了,她养的大部分是白色的“来杭鸡”,只有一只杂色的大公鸡。鸡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每天生蛋,就在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就有一只母鸡卧在鸡窝里不肯出来,梨花说这是正在下蛋呢。随后她捉住一只正要逃走的母鸡,递给大姐梅花,梅花会意地接过母鸡,在怀里抱妥了,熟练地把手伸进母鸡的屁股里,这叫摸蛋。那个时候,只要养鸡,家里就有人做这件事情,为的是心中有数,早点把它隔离起来,预防把蛋下到别人家,或者下到院子外面。

  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帮孩子出了院子,寻找和亲近乡村那些可爱的一草一木。乡村真是可爱啊,在我们跋涉过不少黄土和黄沙之后,终于踏上了被绿色覆盖的土地,这里到处是被绿水环绕的绿草、绿树,飞舞的蜻蜓、蚂蚱、蜜蜂之类,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天天身处大自然之中,天天亲近河边的雾气、草间的露珠、林下的浓荫,该有多高兴啊。地上的那些野花,定义着各种色彩,养育着孩子们的感官,在一片喇叭花的面前,我找到了和梅花姐姐辫子上的头绳同样的颜色,两者之间的色调、浓淡,是那样一致。

  就在这个地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清晰可见。这个园子选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地方,让我们都觉得再自然不过了。陵园就不应该在荒郊野岭,不应该在毫无人气的地方。在烈士长眠之所,至少应该有树木,有小动物,这样能够使怀念者的伤感更加鲜活,让人在怀想之后心里产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暖意。很快,我们在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蛙鸣声,还有小孩子追跑打闹的声音之余,闻到了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远远近近的屋顶上的炊烟已经升起来了,这一切特别让人觉得安适和踏实。想想看,周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运行的节奏和节律,在这里最能体验到生命的蓬勃运转与轮回,任何聆听和触摸,都能产生舒坦的情感。

  家里来了客人,倒霉的是院子里的那些小动物,尤其是鸡鸭,等到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杨大爷正在追一只白色的“来杭鸡”,这只鸡是已经长得很成熟的那种,羽毛不再鲜亮,屁股上的翎子在减少。它被追赶得气急败坏,这个情景被梨花看到,顿时就不干了,她知道这只母鸡要被杀掉,成为今天晚饭的美味,她大声地哭了起来,“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能杀花花啊,它生过很多蛋,过两天它还会生的,给它一个机会吧,给它一个机会吧!”梨花的哭声唤出了家里的杨大妈和姥姥,姥姥颠着小脚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大龙,大龙,你别追了,看把孩子吓的!”我这才知道杨大爷的名字叫大龙。杨大爷这时不得不停止了追逐,站在院子里直摇头。他悄悄地对姥姥说,好几次了都没有得手,这只鸡就是命大,每次都能被梨花拦住。

  4

  晚上饭桌上的吃食也算是丰盛吧,没有鸡肉,好歹也有一盘子腌猪肉烩酸菜,还算有油水。在吃的这方面,农村有地、有草、有水、有肥,长的东西多,总归比城里有办法。但我们不知道,村子里的人很难吃到蔬菜,人们主要吃粮食,饭量大,又没有菜,其实难处多多。

  在这餐晚饭中,我们看到了家里有个不小的中心,那就是这家唯一的儿子毛蛋儿。这孩子的年龄与梨花相近,是家里的大宝贝,但最烦人,又脏又闹,对我们三个来人并不友好。

  男孩来到杨家完全是个偶然。是杨大爷捡来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用化肥不普及,拾粪、积肥是农家必须的功课,我至今记得,“农业学大寨”对城里人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积肥送肥,人人都积肥,肥源普遍紧缺。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杨大爷拾粪的主战场,他每天都会在相对不小的范围里挨家挨户拾粪,已经多年不变了。由于人缘好,我们家属院一排房子的鸡鸭兔粪基本上都归他,假如有别的竞争者前来掏粪,孩子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逐。

  杨大爷始终保持着进城掏粪的习惯。有一年深秋时节的一早,当他走到邮电局附近的一个街角处,突然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声虽微弱却十分固执和急迫,听得他很揪心,循声过去,看到街角台阶上放着个箩筐,声音是从这只箩筐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一看,见花被里裹着一个婴儿。这孩子的脸都哭紫了,察觉到有人来,居然睁开了眼睛,更拚足了力气嚎个不停。杨大爷想也没想,包好孩子拾起箩筐就返回了家里。到家之后,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喂奶喂水,精心伺候,孩子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的样子,但左手是六指,左腮有一块大大的黑痣。杨大爷给孩子取名毛蛋儿。

  毛蛋儿给奶妈一家带来不少欢乐。也是奇怪了,按照姥姥后来的说法,这家人养不住男孩,奶妈像片好庄稼地,但只长女儿。听大人们说,她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只活了三岁——带到河边洗澡,一不小心就淹死了。梨花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满月没有出,莫名其妙得了白喉,不治而亡。此后,奶妈每次怀孕都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梨花出生不久,捡了个毛蛋儿,他的到来给全家添了喜庆。两口子都喜欢极了,失去两个男孩的悲伤慢慢地被捡来的这个孩子冲淡了,几乎与我同时,杨大妈生下了和我年龄很近的杏花。想必我当初吃的就是生杏花时的乳汁吧。

  毛蛋儿特别爱玩水,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泡在小河小渠里,因为家里前面出的那条人命,毛蛋儿玩水这件事,让杨大爷操碎了心。据说,毛蛋儿水性很好,他并不是单纯玩水,经常会捞出一些小鱼回来,而且他会捞蝌蚪,帮姐姐赶着鸭子到河边放养。

  他是个浑孩子,很快就被一家人宠坏了,经常干一些上房揭瓦的事情,蛮横霸道得与自己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他除了哭着嚷着找父母,就是拚命地耍横,好让别人不敢欺负自己。

  但毛蛋儿做过让村子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件事。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夏天,他游泳的时候,救下村子里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柳枝,脑子有些毛病,家里人一看不住,就往河边、水坑这些地方去。那天的下午,也是刚刚下过雨,河边的一切焕然一新,柳枝想必也是没有被家人看住,来到水边捉蜻蜓,蜻蜓飞啊飞,她不小心,腿没稳住,脚一滑,一头栽进水里,她并不会游泳,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声响很大。也是巧了,此时毛蛋儿正要到河边撒尿,看到河里情形,衣服都没有顾上脱,在其他人赶过来之前,纵身跳进小河,硬是把柳枝拖到岸边,等到大人来了之后,与大家一起把这个傻姑娘救上岸。柳枝的父母是家境贫寒的庄稼人,家贫如洗。事后,她父母亲上门来千恩万谢,为了这件事,杨大爷一家和毛蛋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

  我很快就发现,毛蛋儿本能的提防使他对每个外来的人都有戒备,他用一种略带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最初甚至不肯挨着我坐。吃饭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把好吃的让出来,紧着他吃,他似乎也毫不客气,埋头吃饭,并不管别人投来怎样的目光。但吃着吃着,我和毛蛋儿渐渐熟络起来了,他会把一些好吃的炒菜扒拉到我的碗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烟盒叠的三角递给他,他答应让我玩他自制的弹弓。

  晚饭后我们俩玩得已经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他央求我一定留下来,明天继续玩,我自然是很愿意,又怕姥姥不答应,因为我有个很难启齿的毛病。好不容易让姥姥答应了。姥姥嘱咐了一会儿,就让杨大爷送她和妹妹先回去了。晚上,大人小孩分着睡在两张大炕上,我就睡在毛蛋儿和杏花的中间,躺在床上聊了好长时间。我们白天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了,睡得很香,我大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我梦见自己和一帮孩子跑啊跑啊跑啊,与毛蛋儿一起穿过树林,来到沙漠,进入一片长满红柳的滩地,大家躲在红柳后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在追毛蛋儿和杏花,早就发现了他俩,毛蛋儿头上别着柳条帽,杏花穿一件碎花的短袖衫,没错,就是他俩,我奋力追过去,跑啊跑啊,好像永远也追不到,就在我感到疲倦,嗓子渴得冒烟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很快,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迅速淋湿了我的全身,雨水真大啊,像水柱一样劈头盖脸,让你无处躲藏、没着没落。我朝着他俩声嘶力竭大声喊叫,但喉咙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喊啊喊,直到把自己喊醒,发现自己屁股底下是湿的,这就是说,我又尿炕了!尿炕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没有好转,小时候特别是在上学前我很少在别人家过夜,晚饭后是否留下来的那番纠结,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这是我的软肋,是我难以启齿的痛点。摸着屁股底下湿漉漉的单子,我羞愧不安,心急如焚,怎么办?怎么办?

  随后我感觉到,杏花似乎已经醒来了,她眼睛大睁着,但并不声张,而是一动不动,她悄悄地问我,你喊什么啊?我望着黑黑的四周,默不作声,我不愿意说,也不敢说,我就指望着靠自己的体温,能够将床单捂干。我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做了个被大雨淋湿的梦,我梦到在追你和毛蛋儿,怎么也追不上,接着下雨了,我就使劲儿大喊,但你俩就是不理我,在大雨中无影无踪,我没有地方躲,浑身上下全淋湿了。杏花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别担心,我有办法。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炕上赖着不起,就怕别人知道我做下的丑事儿。杏花已经醒来了,她坐在炕沿上,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她提醒我起来,由她把尿了炕的单子收起来,拿到小河里去洗了。我感激地看着她,把她的脸给看红了。

  5

  在我印象中,杏花是全家说话最少的人。她的眉眼、身姿很有特点,与别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是那种浅山浅水、轻描淡写似的长相,头发浅黄而且自来卷儿,皮肤很白很白,眼珠淡黄色,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有那么一种说不清楚的“飘”劲儿。听姥姥私底下说过,这样长相的女孩子命浅,恐怕要遭大劫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讲,头发少,而且头发浅的小孩子一看就根底不深,人不踏实,让人摸不透,没准哪一天会闹出大毛病。我又问: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说,淡眼珠是因为眼珠被人蒙住了,你看不清她眼睛的颜色,她实际上也看不清周围的事情,迟早会出毛病。

  果然,杏花过了五岁,厄运接二连三,先是肚子里长虫子,疼起来躺在地上直打滚,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是爱发烧,她发起烧来十分可怕,浑身滚烫滚烫,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村子里的一个人给杨大爷家里带来个破衣烂衫的针灸“郎中”。他姓大家很少见的“湛”,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就直接叫他“站大夫”。“站大夫”六十多岁,说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靠什么为生,因为他话很少,又不是当地人,但他看了杏花后,只用针灸,就把她的烧退了,她发烧的毛病从此再没有犯过。

  杏花长大后与自己的几个姐姐一样,同样出落成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只不过她的美有一种罕见的域外特征,鼻子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浅,越来越卷。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爱读书,学习好。她在村子里的孩子当中,学习是最拔尖的,后来考上了包头的一所医学院。

  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与杨大妈一家的联系,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我从别的亲戚那里得知,杨大爷和杨大妈已经都去世多年了,杨家的几个女孩先后离开那个村子,到了磴口县或者临河市内,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毛蛋儿还在村子里,他当了几年的兵,退伍之后还是回到了村子里,办过砖瓦厂、水泥厂,赚了一些钱。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巴彦淖尔市的范围,后来再打听,杏花在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上班,只有她没有孩子,结过婚,又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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