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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捞月亮的猫 来源:  本站浏览:45        发布时间:[2019-09-10]

  

  今年,李娟的处女作《九篇雪》迎来了第三次出版。尽管是三版,《九篇雪》仍继续了以往两版的好评与销售热度,其中不乏年轻读者的喜爱。在消费主义盛行并被宣称“严肃文学已死”的今天,这本写于20年前,带有李娟浓烈自传色彩的散文集能再次获得市场青睐,似乎有点令人意外,也令人好奇李娟的文字到底有何魅力能不惧时间冲击和社会迭代?

  当谈论李娟的作品时,“真诚”“质朴”“原生态”“灵气”是人们常用到的词汇。文本与她个人生活经验的无缝衔接产生一种奇妙应力,笔尖如同摄像机,所到之处无论是阿勒泰的莽莽群山,荒野牧场的四季轮转,哈萨克族人原始神秘的生活形态,还是这一切宏大图景映射于她内心时的幽微体悟,皆给予读者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直面自然与人生时最本质、纯粹的共振冲击。

  真实源自李娟的亲身经历,1979年出生于新疆,在家乡四川上学,高中辍学后与母亲一起在阿勒泰生活,当过裁缝,开过杂货铺也打过短工,还跟随扎克拜妈妈一家在四季牧场游牧过活。她的文学地理紧密贴合生活坐标生长:从少女时代的《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到青年时代的《冬牧场》《羊道》系列,再到中年的《遥远的向日葵地》等等作品,大多是类日记形式的记录和抒发。

  透过这些作品,北疆壮丽而严酷的生存画幅让读者似触手可及,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也在她的生活镜头里多维呈现。正是李娟在文本中鲜活的在场感,让一切细节都显得真实可靠,一切的风光景物不再是修饰言说的无根之水,而是和万物命运和当地文化息息相关的生存根源。也正因为对当地生活的深度介入,给予她对自身世界独特的思考,令其作品既有田野调查般的写实克制,诗歌般的空灵吟唱,也有哲思散文的清澈沉淀,塑造出旁人难以复制的文学魅力。

  对读者们来说,阅读李娟的文字不只是阅读一种别样人生,也是借着她微观地体察——人作为孤独个体,置身寥廓天地,苍茫荒野中的渺小与闪光,面对灾难困苦,依旧怀抱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的强韧生命力。李娟的文学在场,无疑为这种生命意志增添说服力,在“娱乐至上”,物质主义噪音不绝于耳的眼下,就像一道逆行的河流,冲开表象,滤掉喧哗,露出生活粗粝、真实的河床,让心灵在“万物水落石出,静而恒久”的大道至简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虚与实之间的合理融合

  散文写作为李娟带来丰硕的文学奖项:2009年《羊道三部曲》获首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1年获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非虚构奖”,2018年《遥远的向日葵地》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但好的散文作品并非单纯地临摹现实,更要倾注作家对现实素材的解构重构,有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洞见总结,在基于事实的认知里提炼出艺术的“真实”,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艺术化处理依然不可或缺。李娟文字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对非虚构素材与虚构想像之间的合理融合,个人与观察对象恰到好处的距离分寸,情感抒发在物景描写里的自然渗透,现实与象征的交织互映,以及始终诚恳谦逊的写作姿态,避免了不少知识分子作家面对社会底层观察对象时的心理“优越感”“俯视感”,从而造成客观和深度的欠缺。

  例如《九篇雪》里写牧民小孩努尔楠,首先描绘的是他的声音“娇脆、清晰、像是在一面镜子上挥撒着一把又一把的宝石—海蓝、碧玺、石榴石、水晶、玛瑙、猫眼……叮叮当当,晶莹悦目,闪烁交荟……等你缓过神来,俯首去拾捡的时候,另一把又五光十色撒了下来……”与这华丽声音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努尔楠褴褛的衣着和物质匮乏的生活。李娟没有仅仅着力记录努尔楠的贫穷,而是更关注他“满心明朗”的内心世界:他如何在没有钱,没有玩具,没有同龄伙伴的寂寞童年里成长并快乐着?

  没错,文中的努尔楠是快乐的,他眼中的世界也是快乐的,这是哈萨克民族自小根植在血液里坚韧人生观的一角折射,是孩子们日后独立面对游牧生活的内禀抗力。李娟无需怜悯,读者更无需用怜悯的目光去判断他的童年。正是快乐的力量而非忧伤把努尔楠这个人物从现实繁芜中“提炼”了出来,借着孩子明亮丰盈的灵魂传递出生活温度和宽度,凸显更深层的人文魅力,此中有赖于李娟对哈萨克民族生活方式的透彻理解,呈现角度的审慎选取。

  李娟有着观察家的天赋,擅长从日常琐碎里挖掘生命的丰厚意涵,由荒寂的风景里观照自我,以始终怀有善意又机敏的目光体察人性的美好复杂,尽管她的日常生活大多艰辛并缺少物资,但并不妨碍她满怀热爱地探索世界,认识世界。如《阿勒泰的角落》中,她回忆在喀吾图开裁缝店的时光,以衣服为楔子切进当地人的生活肌理,将他们的礼仪习俗,传承理念,审美价值观等共性面向读者巧妙展示,同时插入生动的单独人物特写,并对此展开风趣而富诗意的抒发,纵深了文本的文学性。

  布料对喀吾图人来说不只是生活用品,更被赋予社交和礼仪属性,是人们出门访客赴宴的重要礼物,于是几乎每户人家的箱子里都压着几十幅布料以备赠送。一匹布被“一轮一轮地送来送去,在偏远狭小的喀吾图寂静流传。”,流传的不只是布,还有当地人重礼重情的文化传统,在严峻环境下互助的生存法则,因而布匹进一步成为维系家庭伦理的精神象征。李娟写到:“在这些布的往来中,一个刚组建的小家庭,会因婚礼而攒下一大箱子布。这些布就是这对小夫妻生活的底子。在后来长久的日子里,这些布将伴随两人的日渐成熟,见证这个家庭的日渐稳固,成就这个家中生活气息的日渐厚重。”

  借布料这微细载体,李娟体接收到一种古老而有力的生命信息,观察目光从当地人对衣服的态度延伸到他们的精神形态。她继而写:“我们接收的布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有着过去年代的花样和质地,散发着和送布来的主妇身上一样的味道。而这主妇的言行举止似乎也是过去岁月的,有褪色而光滑的质地,静静的,轻轻的,却是深深的,深深的……我们用尺子给她量体,绕在她的肩上、胸前、胯上,触着她肉身的温暖,触着她呼吸的起伏,不由深陷一些永恒事物的永恒之处。”这段诗性的抒发,由物及人,虚实互涵,让布和喀吾图主妇与美、时间、人生等永恒命题建立通感,穿透外在直抵物象灵魂,给予写实以更高的抽象艺术展现,达至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合理融合。

  虚实融合的例子在李娟文中处处可见。在《巴拉尔茨的一些夜晚》,我们能知晓她和母亲在杂货铺里的真实生活状态:四处是破洞的土房子,几只啤酒箱架木板搭起的床——睡觉时必须小心地往墙边贴,不然床会塌;白天沙尘肆虐,晚上寒风刺骨;屋外是无边的荒野,以及比荒野更无边的寂寞。现实的苦寂,催生了李娟对夜晚及万物的自由想象,她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向我们诉说了巴拉尔茨的月光、夜空、炉火、梦境,甚至是一只猫,一只模糊了现实和想象界限的猫。这只猫夜夜伴她入眠,却总在白天消失,她描绘了猫的呼吸、体温、触感甚至鼾声,却无法说出它的毛色和样子,因为每当她从梦中醒来,猫就不见了。令人不由得怀疑这只猫是否是李娟幻想出来的?一种孤独状态下的心理投射,一种自我暗喻。

  类似的自我隐喻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有更丰富深刻的呈现。森林深处那只从未露面的大棕熊,如同自然的守护神,与人类保持着距离又互相守望,同时它也像是李娟内在分裂出来的自我象征,代表了某种生活信仰。文本中大棕熊的存在与李娟的存在不停置换,时而它是她的聆听者,时而她是它的代言者,两者又有着共同的诉说对象——走夜路的人。夜路是人生的长路,李娟呼唤路人也是呼唤自己要放声歌唱,用生命的歌声驱走黑暗,照亮穿越迷障的出口。事实上,除了大棕熊、夜路和路人,森林里的所有事物都似有所寓意——恐惧,迷惘,爱情,故乡,死亡,希望……它们共同组成李娟成长路上的明暗风景,李娟用诗歌的语言为它们重新命名、赋值,让读者在意象繁复的密林里迷路又出走,感受人生残酷但丰美勃发的真实。

  这种基于现实分裂出来的“我”的不同形态及精神寄寓,犹如音乐多声部复调重奏的自我表达,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就像西方现代诗人常说的:“每个物里都睡着一支歌。一旦被那个魔术的词命中,它就歌唱起来。”显然,李娟正是以她的言说之歌,文学之歌,在人生的夜路上放声歌唱,对抗现实的虚无和苦难,从而抵达更高的艺术“真实”。

  自我成长与“他者”观照

  李娟说过写作于她就是“不断地去认识世界,不断地去打开各种门各种窗户,不断地往前走的一种过程。”写作是运用语言去阐释个体与其面对的世界的关系,把个人对外界的观察和认知作有序表达,读者在阅读作者笔下的世界同时也是在认知作者的个体经验,借着他或她的经验来应照自身经验。因此,写作于作者不仅是认识世界,也是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的一个过程。

  从李娟的一系列书中,能清晰感知到她自我的在场,以至于读者们对她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熟知其许多生活细节,熟悉她的母亲、外婆、邻居、恋人甚至是养的小狗、小鸡。但作家仅依靠生活经验和记忆写作是不够的,容易陷入自我复制,就像格非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论述:“个人经验总是封闭的、琐碎的、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犹如宝藏一样,沉睡在经验和记忆之中。如果没有梦的指引,没有新的经验和事物的介入,经验和记忆本身也许根本不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意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写作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经验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中。同样的道理,真相并不单纯地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件的联系中。正如萨特所说的,他者的出现,是我们理解自身的首要前提。”

  《人民文学》也早在2010年,针对非虚构写作提出新的美学主张:“纪实作品的作家常常比爱事实更爱自己,更热衷于确立自己的主体形象——过度的议论、过度的抒情、过度的修辞,好像世界和事实只为满足他的雄心和虚荣而设。我们认为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做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作者的自我位置与写作素材之间配置关系的重要性,对充满主观的个体经验要做出客观、精确的审视与过滤。格非特别提出用“他者”经验作为参考,来对比自身,即“获得自身经验的最好方式即先把自身经验放下,不断触及、了解新的事物,通过新事物发现自己。”

  像是某种不言而合的呼应,李娟在完成了《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和《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等书后,放弃了稳定的机关工作,离开办公室,跟随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开始了游牧生活。之后,她写出了被评论界认为代表着她最高文学水准的《羊道三部曲》。相较之前由个人日常延伸出对哈萨克人邻居式、旁观者式的注视,《羊道》是李娟真正参与到对方生活,以他们的传统方式劳作起居的第一手记录,对她来说是一种新的“他者”经验,也是一次自我的“重要成长”。李娟在《羊道》自序里有一段阐释:“关于他们的文字也堆积如山,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产方式、住居习俗、传统器具、文化、音乐……可是,知道了这些,有和一无所知有什么区别呢?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由此可见,李娟身为汉族作家对哈萨克文化这一“他者”,没有以猎奇的目光去凸显他们的不同,而是更愿意从“异质”当中挖掘彼此的“同质”,探寻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深层联结关系。同时,她也意识到文字的局限性,文字能传达某些真实,但绝不可能代表所有真实,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这种对文字怯魅的态度保证了作者的客观性,保持了对写作素材的敬畏之心,自我抒发让位于事实描述,令李娟的书写有了比过往更克制且成熟的体现。

  但李娟并非一开始就有如此清晰的认知。在第一部的《羊道·春牧场》,开始她满怀热情想去赞美牧人们节制的生活方式,甚至准备了一台记录用的照相机,但很快就被转场途中各种艰险打击了热情,严寒、涉河、悬崖遇险、照料牲畜等一系列考验令她疲于奔命。人在面临生存危机之际,还哪会有什么赞美和拍照的欲望?她收起了照相机,不禁用已有的个人经验去判断、质疑扎克拜妈妈一家的一些做法。譬如为什么要等到下雨天才出发?为什么有好的路不走偏走危险的路?为什么要遗弃不敢过河的小狗怀特班?为什么要漠视生命消逝?

  李娟的问题在当时没有答案,也没有人会回答她,只是从过后的许多事情结果中自己总结出答案。挑下雨天走是因为转场本身就是带领羊群追逐水源水草的活动。走危险的路是因为各个牧民家庭有着划分好的行走路线,以保证草原的平均分配和再生长。而面对生命的态度,牧人们自有其顺应生存环境的理解——“节制情感并不是麻木冷漠的事情。我知道他们才不是麻木残忍的人,他们的确没有我那么着急、难过,但到头来却远远做得比我多。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付出了努力和善意。”

  李娟对哈萨克人“转场”的认知,在不断的质疑、困惑和明朗中反复推进。她更深切明白从他者经验里学习汲取的重要性,于是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全然投入到转场的繁重劳动中并证明自己的价值,深信只有成为彼此信任,依靠的生活伙伴才能接近对方最真实的面目。

  随着李娟和扎克拜妈妈一家感情的加深,对“转场”生活的深度介入,她笔下的人物也经历一个由模糊到聚焦,由平面至立体的动态变化。像扎克拜妈妈,《春牧场》时她是一位强悍能干、寡言少语的大家长形象,读者对她的认识更多是在指挥整支“转场部队”时的经验丰富及果断沉着。到了后面的《前山夏牧场》,扎克拜妈妈开始展示出层次丰富的性格情绪,自己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并不反对他人用现代的新办法,对事情有清晰的主见却从不轻易评价别人,对孩子们既有威严管教也给予特别方式的尊重。例如,女儿卡西擅自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饰物和朋友交换,而且显然是不等价交换,扎克拜妈妈看透但没有阻止和责备,因为女儿虽只有十五岁,却已然拥有独立支配个人财产和部分家庭财产的权力,这也折射出哈萨族人对个人财产和家庭关系的独特观念。

  扎克拜妈妈的儿子斯马胡力,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特点的人,他时而不拘小节,懒散浪荡,常常逃避家务,喜欢“使唤”卡西和李娟替自己斟茶洗衣;时而又任劳任怨,承担着家里最粗重的体力活,总在重要时刻发挥出强大可靠的力量。李娟开始时对斯马胡力颇有微词,后来就多了许多赞美,她如实地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通过不同事件的对比参照完成对他性格的多角度刻画。更重要的是,让读者从中领悟到哈萨克家庭里不同成员各自的责任和权利,正是依靠这种明确的权责分工,成员各自的作用得到高效发挥,一个家庭才能共同抵御游牧过程里的千险万难。

  《羊道》的一系列人物中,年轻女性和孩子的形象无疑最令人触感强烈,其中首选牧羊小姑娘卡西。在《春牧场》开头,卡西年纪小小便独自带领所有羊群翻山越岭地赶路,坚韧得如同成年男子,李娟也似乎有意模糊她的性别。后来到了放牧点,随着生活节奏变慢,卡西的少女风姿便逐渐散发出来,她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参加青年男女社交的舞会,关心和组建家庭有关的话题,尽管很多时候仍保持着“小兽”般的自由野性。卡西身上掺杂着早熟和天真,爽朗和羞涩,坚定和随性等矛盾气质,实际上,书中许多的牧民孩子都具有类似特点。

  生活条件迫使到他们很小就明白自己的家庭责任,尤其受早婚早育风俗传统的影响,即便是几岁大的孩子也会自愿自发地参与家庭劳动。而家庭劳动中,管理牛羊马匹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家务次之,个人形象卫生等细节必然排后,因此孩子们对待生活会有坚定和随性的双面表现。同时,相对单纯的人际关系及广阔荒凉的地理环境,留存了孩子们的天真本性,尽管不断受到外界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但深入血脉的传统文化依然不同程度地约束着他们,维系着对族群的认同感。

  以上人物角色带给读者的触感变化,其实正代表着李娟对由写作对象和素材“远”至“近”的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些细致的变化中,读者跟随李娟一点点撬开“转场”活动坚硬的地表,触摸哈萨克文化柔韧厚重的内核,万事万物在叙事和体验的交织里逐渐水落石出,显露真相。当中连同李娟个人的困惑、清晰,否定、肯定,动摇、取舍都一并呈现,读者几乎是和她在文中同步经历了认知的“成长”,见证她的成熟,具有鲜活的“在场”感和真实感。籍此,李娟也实现了对文字由怯魅到复魅的过程。

  守望与别离

  《羊道》系列出版后,李娟曾向媒体坦言:“以四十万多字絮絮叨叨地记录了许多哈萨克牧民日常生活情景,塞填了各种情绪。然而从不曾提及‘游牧’的严酷现状,并且也不能有足够的认识做公正的判断。”于是,她额外补充了一篇序以说明游牧与自然既竞争又依存的矛盾关系,点出哈萨克牧民正处于“定居”和“游牧”皆两难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生产发展下即将消亡的趋势。

  或许是出于某种有意无意的“补偿”,李娟在之后创作的《遥远的向日葵地》里,以自身家庭经历为介质,切入“人与土地”“人与家庭”的深层次探讨中。此书回忆了李娟和母亲、外婆、继父种植向日葵的日子,行文秉承了她向来的明亮幽默,但多了一股“创世纪”般的恢弘气势,从记忆的混沌荒原里劈开一片片浓郁逼人的田地,生命的喧哗寂静,水土的丰饶枯萎,人的守望别离,希望的幻灭再生皆在田地上生发应许。李娟母亲开垦的向日葵地固然是真实存在,但当置身文本,被李娟的记忆和感情反复扭绞、咀嚼时它成了母亲与家庭的象征。

  李娟写了几次别离,离开母亲和外婆,离开向日葵地独自前往别处谋生,她愧疚自己的离开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母亲留守向日葵地代表了一种人类和土地最原始亦最信赖的关系,她热爱土地并熟知耕种,像“女王”般驾驭着各种农活,又像信徒般深信大地的赠予。而李娟不同,她年轻有才华,有着能改变贫困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必然向往外面的世界。这造成了李娟和母亲的隔阂,她毫不隐瞒地道出与母亲的疏离,但又在每次离家后,深感对母亲与土地的依恋。李娟对自我心态做了剖白,她内心赞美耕种及其代表的“真正与大地相关的生活”,而现实的残酷(土地过于干旱贫瘠),想带外婆脱离贫困的渴望又让她放弃耕种,离开家庭。

  这种纠结心态体现在书中反复出现的守望与别离意象中。例如李娟做的那个守护葵花地的稻草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塞林格欲守望人性的本真和道德,李娟欲守望的是家园和希望,以及她热爱但终究要消失的传统耕牧生活。

  李娟个人的困境,也是当下众多离乡别井到外地谋生的人们所处的困境,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李娟把生命个体裹挟在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冲突、私语、追问和挣扎写得丝丝入扣人性的微茫与坚强放置在荒原大地中,如同向日葵历经自然灾害后开出的灿然辉煌,带着感动人心的力量。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对传统农业生活的冲击巨大而不可逆转,家庭结构与劳动方式的改变只是其中一部分影响,人与土地的竞争关系更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李娟从自身的家庭问题纵深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向我们描述了以向日葵地为中心,乌伦古河上下游的严峻生态状况。不断的暖冬形成旱灾,旱灾带来蝗害,让本来就贫瘠的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沙漠中的羚羊等草食动物被迫靠近村庄,偷吃庄稼,造成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资源争夺中,人与动物各有伤亡,羚羊被农民驱车撞死,而人类……有人因作物绝收而自杀,更多的人则被迫迁徙。

  但不能因此就单纯地批判当地耕户破坏生态。事实上,像李娟母亲为代表的许多农人深知使用化肥是急功近利的做法,深知向日葵这种“油性太大”的植物会伤害土壤肥力,可北疆的土地实在太贫瘠,为了自身存活才不得不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形成人对土地即无限依赖又无限榨取的死循环。当一土块被透支尽了,人们就被迫离开,流浪,直至找到下一处能耕种的地方,于是乌伦古河上下游遍布“死去”的耕地,人们的定居点日渐丧失。其实,这也是一种守望与无奈别离的关系,土地又何尝不是全人类的家庭?

  李娟将两种的守望别离和当中的困惑、悖论融入全书记叙中,形成双层结构,镜像效应,让个体的生存危机与全体的生存危机始终共存并进,以朴素的自然审美观和生态关怀表达对过度发展及消费主义的警惕。读者从她的书写里能找到一种真挚可近的体验回应,生命的质感得以触碰,生存的疑难得以追问,个人及大地的命运得以关注,从而完成作品的叙事伦理。

  《遥远的向日葵地》可以看做李娟对《羊道》系列的丰富拓展,抒发未尽之言,也可看做是她对人生认识的一种深进。她说书写是她的耕种方式,把生命开花时的灿烂壮美,背后的无穷等待、忍受与离别的面目都分享给人们,且永远心怀渴望。诚然,写作不能解决书中的现实危机,文学也不负责向世界提供解决方案,但总要有人把那些关于大地的,关于万物的,关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是关于人自己的东西记录下来,达至现实不断离别中的心灵“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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