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睿：一九八〇年出生，祖籍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文学作品散见于《当代》《人民文学》《收获》《天涯》等杂志，著有长篇小说《草样年华》系列、《我是你儿子》系列等多部，编剧作品电影《一步之遥》，个人导演作品电影《草样年华》。

　　一

　　我坐在四楼饭馆的窗前等人，一瓶啤酒喝了一半，桌上没菜。人还一个没到。

　　斜对面不远的乡委会大院里涌出围坐了一天的村民，在警察到来后的一个小时，他们撤离了。

　　村民撤走后，只剩下几十号警察。被围堵得水泄不通的路也通了，现在双方向都能过车。我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之前乡委会门口的路段堵死了，无论司机们怎样按喇叭，人群也无视车辆的存在，我行我素地站着或坐在地上，无奈的司机只得掉头绕行。刚才终于在警察到来后，情况发生转变，不知道打头村民收到什么信息，或得到什么许诺，在发生了一阵骚动后，他带着村民离开了。警察还迟迟没有撤，以我观察，好像用了理亏食材的店家，怕客人吃完蹿稀跑肚、纳过闷儿折回来把店砸了，没着急关门。我把杯里蓄满啤酒，也静观其变。

　　我已经这样居高临下远远地看了两个小时，白嘴儿喝了两瓶燕京鲜啤。晚饭约的是六点半，四点我就出门了，想先去理个发。以前每次到理发店都要排会儿队，等半个小时才能理上，这次我也打出富余量。结果到了理发店，竟没客人，坐下就能剪。理发师在我身后站定，展开披单，空中一甩，那股陈年老味儿和洗得发白但依然看着挺黑的单子都落在了我的身上。镜子里，只有我的一个头。理发师，也就是这儿的老板，问我怎么剪，我说短点儿就行，理发师说先过来洗洗。我跟他到了后屋，不是第一次来，我知道该怎么躺，脸冲上，闭上眼睛。水温略烫，浇在我的头上，碱味儿很大。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墙壁上那个看上去像用了二十年的电热水器，怕它电到我。听说这个理发店才开了五年，陈设和用具都像民国时就在这儿了似的。虽然担心被电到，但这一年来，我一直来这儿理发，近，而且便宜。洗完头，重新坐到镜子前，理发师又问了一遍，怎么弄？我本来想用手比画一下可以剪的长度，一想，如果剪的太少，过不了多久又要剪，不如剃光。有没有头发对我的工作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也在家待着，对生活倒能有很多方便。理发师得知我要改剃光头后，说那其实不用洗。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洗剪吹十元，光理不洗不吹五块，光头没什么可吹的，也不用洗，拿推子在脑袋上走一遍就行了，等于我一念之差，多花五块钱。多花五块，对于理发店所在这片区域的人来说，是个挺大的事儿。既然得花，我就让理发师按洗剪吹的流程正常进行，暖风吹在光秃秃的头皮上，有点儿像裸体走在有阳光的沙滩上，让我觉得五块钱没白花。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脑袋瓜像刚剥出来的煮鸡蛋，有些得意。从小到大，我都是做点儿小叛逆的事就心满意足，太大的事儿也不敢。

　　剃完头我无事可干，想那就早点儿去饭馆吧，挑个好包间，今晚是我做东。我挑了这个带窗户能看见对面乡委会的包间，它并不是最好的，空调坏了，我只是好奇楼下的两群人发展到哪步了，就先坐这儿，跟服务员说一会儿再换。

　　这天的黄昏，我顶着刚理的新发型，喝着啤酒，就这么坐着，看着楼下的那些人，坐了近两个小时。我即将三十岁，我无所事事，我一点儿不忙，我的时间有点儿鬻，得想辙打发掉。一个小时前，警察一来，我还以为能看到点儿超越日常生活的场面，没想到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现在村民撤了，马路通车，我没的可看了，拎着没喝完的啤酒，换到空调没坏的包间。

　　来的路上，穿过乡委会门口人群时听到的谈话，综合进饭馆后从服务员那里得到的信息，我大概知道了，这个乡的一个村子要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中午乡委会刚把补偿通知贴到宣传栏里，那个村的村民就得到信儿，觉得补偿原则不妥，便微信群里一呼百应，来乡委会给自己争取更大利益。

　　之前招待我的服务员正在我要换的这个包间里玩手机，见我拎着啤酒瓶进来，收起手机说，那边散了？我说村民散了，警察还在。他说“快手”上这种事儿多了，最后都是蚍蜉撼树。

　　蚍蜉俗称蚂蚁，也是，蚂蚁怎么可能搬动大树。成语用得挺贴切，一下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了。刚才我在楼上看着那些穿得五花八门的村民，再对比数量不少于村民且服装统一的警察，就觉得前者只能无功而返。当那十几辆红蓝灯光闪烁的警车往那儿一停，每辆车车门都打开，四个门里都慢悠悠走出警察的时候，已透出这件事儿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只能就是现在呈现的这样。而另一个事实是，撼没撼动，这个村的村民都将不再是蚍蜉。当他们的村子没了的时候，身份也随之改变。挖机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是一万两，还是几万两，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刚才的要求，不过是试试能不能再锦上添花。而我只能给自己的杯里添上酒，喝多了，就不那么羡慕这帮村民了，也不太在意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蚍蜉这一事实。

　　二

　　今天是我北漂一周年的日子，我叫了北漂的同学都来聚聚。聚完我就打算回老家，不在北京待了。

　　我又何曾在北京待过？我脚下的城市叫北京，所在的这片区域在行政级别上叫乡，坐落于北京四环外靠近五环的地方。斜对面的乡委会大院是这个乡的中心，因此这条路修得很好，有学校、饭馆、卫生所、电影院，还有一片在建的小区，开盘六万多，尚在挖坑，已经售罄。我不住这样的小区，我住在一公里外，该乡的另一个村子。我到北京的时候，这个村子刚刚改造完，改造之前什么样我不知道，现在的样子让人挑不出太多毛病——如果住在这里仅仅是为了睡觉。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城中村”。

　　大学《城市规划》的选修课上，说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新生事物，“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矛盾于一身”，同时也消化着这些矛盾。我来北京的这一年，一直住这儿，毫无违和感。由此看来，我也“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矛盾于一身”了。

　　六年前我在济南的一所二流大学毕业。家在山东一座县城，学习成绩一般，能考到省会的二流大学，已是人生向前迈出一大步。我学的是多媒体，毕业前投简历，参加了市电视台的笔试、面试，最终留下了。没托人，也没人可托。在我们那儿，电视台是高大上的工作，绝对的白领。我被分到母婴频道，就像中央台有体育、音乐、戏曲、新闻等频道一样，我们的省电视台和市电视台也开设了各种频道，尤其是市电视台，播放的大多数自制节目，都是为了卖货。八〇后九〇后相继开始当爹当妈，注重科学育儿，从在哪家医院生孩子、用什么方式生孩子，到孩子拉屎撒尿起痱子，这些都成了商机。我们市五个区三个镇，人口两百多万，是座三线城市，每年新生儿过万，平均每天有四到六个家庭需要开始为孩子花钱。那些提供母婴服务的品牌和店家会在我们频道包下时段，拍广告、办讲座、做促销，我就负责这些片子的剪辑和形象包装。六年下来，专业技能没见长，带孩子绝对会是一把好手。

　　两年前，我贷款在市里买了房。不大，结婚够用，这是我妈对房子的评价，也是她撺掇我买的，她着急抱孙子。我每月工资的一半还贷款，压力不大。新房离父母所在的镇开车一个小时。

　　一年前，房子交钥匙了，我妈开始催我相亲，说装修房子最好两个人商量着来，省得媳妇进门后再倒腾了。这一年我二十八岁。一边是我在市电视台的安逸生活，不用太动脑筋就把工资挣了，不出意外，再过两年就可以实践我在剪辑软件里看了六年的带孩子的经验（到那时候就看了八年了）；一边是我的北漂同学，在朋友圈里晒着他们的挣扎与情愿，他们践行着“996”，他们长出了九〇后的第一批白头发。我所学专业的最光鲜工作在北京，毕业那年，我有点儿认，没和他们一起去北京。但我比关注本市天气还上心地关注着他们。六年后，他们剪的已经是我需要买票进电影院才能看到的电影了。如果说他们当初选择北漂就像自习课主动选择去操场跑圈，现在时间证明了这个决定之英明，毕竟是到了操场上，我也不想继续在教室里坐着了，说什么也得去趟北京。

　　在中国有两种人，混过北京的和没混过的。听说蚂蚁是一种二维生物，它面前的世界是一个平面，只有前后与左右，没有上下，地球在它眼中永远是纸一样的薄片儿。我想，混过北京的和没混过的，看世界也会是两个样。我可不想当一只蚂蚁。

　　北京有我亲人，我姐和姐夫。他俩是五年前来的，我侄子一上幼儿园，两人就出来挣钱了。姐夫说趁着还没到三十，试试去北京发展，要不然一辈子就耗在县城里了。为自己，更为孩子，必须扑腾扑腾。他这么说，我现在仍深信不疑，我和他都不甘于做一只蚂蚁。

　　来京之初，我姐做家政小时工，58同城网上发信息，别人看到了就给她打电话。她手脚勤快，很快有了固定雇主。早上九点骑电动车出门，给保温杯灌满水，晚上十点回家，刨去路上和吃饭时间，每天拿十小时工钱，他俩的生活费和我侄子上幼儿园的费用都从这钱里出。姐夫在洗车行打工，挣保底工资加洗车提成，听我姐说，他的钱从不给她，都被他喝了。理由是，得应酬，得交朋友，得打通门路，不能洗一辈子车。现在，我姐还是小时工，老了；姐夫仍是洗车工，胖了。喝酒当然也得吃肉，六年的工资都吃了喝了，胖得合情合理。

　　我到北京的第一站就是投奔他俩。他俩就住这城中村，我跟着他俩住了三天，然后自己租了房，一室一厅，每月九百，离他俩三百米。你没听错，就是一居室，有独立的卫生间，能洗澡，里外两间。里间摆张床睡觉，外间有灶台能做饭，只是小一点儿，拢共三十多平，一个人住足够了。这是城中村独有的房型。原著村民在自己能用的土地上，把房子盖到最大，然后试探着一层层加高，直到被执法者叫停，不让再盖才罢手。家家户户都这样，楼与楼之间只隔条小巷。从高处俯视，这片区域颇像面包房的橱窗里摆放的一块块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蛋糕。——村民盖房的时候各种东西都用上了，色彩、物料之夸张，极尽想象之能事。

　　我住这里原因有二。一是愿意离我姐近点儿，她是我亲姐，从小照顾我，现在背井离乡，我愿意看到她、陪着她；二是因为我不愿意跟别人合租公寓，共用厨房，共用卫生间，共用客厅和沙发。这里虽然没有电梯、没有物业、没有保安，但有自由，可以想几点上厕所、几点洗澡都行，做饭也方便。而不合租，单独租一套公寓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等工作稳定了再说。这里让我感到亲切，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像，我们镇上的房子也都是瞎盖的，所以我愿意留在这里。这儿叫村，但交通便利，各个方向全能“出村”，公交、地铁都有，一大堆站牌，具体多少路我到现在也没记住。马上就要走了，更不用记了。

　　但我没想到走得这么狼狈，来北京一年，连居住证都没办下来。走是因为没找到工作，二十八岁的工作比二十二岁的工作难找。我的那些同学，来北京的时候是应届生，薪资要求低，从实习生干起，好找工作。我都毕业六年了，这岁数再干实习生，公司首先就会觉得我有问题，否则不可能要求还这么低，而有点儿职位的岗位又不可能用我。我这几年小电视台的工作经验，到了北京根本拿不出手。不提还好，拿出来给面试官一看，面试官立刻有了决定。一个人行不行，很具象，不用先提供一份工作再考量。我距离行还有很远的距离。

　　也不是一天班没上一分钱没挣。我送过外卖，赶上“双11”的时候还当过快递员，不仅是出于好奇，在北京漂着一分钱不挣我有点儿心慌，虽说还有几万积蓄，可每月还得还房贷，压力渐大。最近一次的工作是在民营影视公司干了三个月，剪一些化妆品的网络广告片，即将到试用期的时候，公司转型了。老板说影视不是他擅长的，也不附庸风雅了，打算卖面膜，每天都能见到现金。我就又待业了，也明白当初为什么会被这家公司录用了。

　　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六个月以上的缴税证明，就没办法办北京居住证。如果有合法稳定住所居住六个月以上的证明也能办，但我住的那地方派出所不认，说以后这片儿肯定要拆，这里不算合法住所。结果居住证就迟迟没办下来，北京的市政系统里从没留过我的痕迹，只有往返的两张火车票，证明我还来过北京。

　　我叫的三个同学都来了。我的光头造型引起他们的极大好奇，在得知我要离开北京后，说这顿饭他们请，给我饯行。我说不用，以后我出差来北京再他们请，现在离开对我来说是好事儿，谁的好事儿就谁请。他们清楚我这一年的生活，对我离开北京的行为很理解，没表示出虚假的惋惜之情，菜一上来我们就开喝了。

　　跟我一样，他们也来自三四线城市，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让他们对我选的饭馆没什么不适。这一年里，我们的每次聚会都会选择人均消费一百以下的地方。他们仨北漂六年，没人发财，没人饿死，都在北京扎下根。一个同学刚来北京的时候给婚庆公司当摄像，现在自己开了婚庆公司，二十几个员工，挣的钱都给员工发工资了，就落了一个老板的称呼。还有一个开始是在体育频道做实习生，喜欢看球，不怕出差，现在干成编制内的体育记者。再一个是一直做剪辑，从看机房开始，帮着抬机器、接线，六年没挪窝，熬成剪辑主管了。他们互相也有日子没见了，酒碰三杯后，互问近况。剪辑主管这同学刚刚跟组回来，在云南，还有缅甸待了五个月，晒黑了。在公司是主管，进了大片剧组就成小剪辑了。他参加的是一部军事题材电视剧，边拍边剪，大队出工他也跟着，在拍摄现场的树下支个桌子开始剪。镜头里是各种飞机大炮，在他身边不远处，真的飞机大炮也每天隆隆驶过。经常是剪着剪着，那边一爆炸，过不了几秒就有蚯蚓混着泥土落在他的剪辑桌上。有一天导演看了他剪的几段戏，说有点儿假，没剪出战争的真实感。这对他打击很大。事后他悄悄潜入拍摄阵地，在壕沟里蹲着，找感觉。结果戏一开拍，他故意猫在战壕里没出来，有个炸点没埋好，差点儿给他睾丸炸飞了。差一拃，炸在屁股上，现在伤还没完全长好。他说这些的时候颇引以为豪，没抱怨，没炫耀，是一种分享。如果我有一份这样的剪辑工作，哪怕睾丸真的被炸飞，也觉得很有意义。他还在讲着，我喝着酒，琢磨我为什么不能在北京找到像样的工作。能力问题？时运不济？兼而有之？要么又是“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矛盾于一身”的原因？说来说去，这就是我的命，可我为什么是这种命？有一种力量在阻隔着我不能有另一种可能，就像上帝把蚂蚁设计成不知道世界是三维的。好吧，既然如此，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呢，喝多了就不会在意二维和三维的界限了。

　　我跟每个人推杯换盏，他们积极响应，饯行就一定要有个饯行的样儿。可能他们也知道，再见到我，就是猴年马月了。

　　饭馆到了十点要关门了，乡里的人睡得早，不会再有人来吃饭，没必要营业太晚。而我们觉得气氛还差一点儿，既然是饯行，就一定要热泪盈眶紧紧相拥，尚未到那个程度，我们又去唱歌了。

　　乡里的KTV，还有难得一见的燕京“大绿棒子”。现在像点样儿的饭馆都很难见到这种啤酒了，这里仍兴盛不衰，五块一瓶，买十赠一。我说先抬一箱，不够再要。在乡里生活有个好处，就是由着性子消费，也不会花冒了。

　　六百毫升一瓶的“大绿棒子”比燕京鲜啤的劲儿大多了，两瓶灌进去，加上之前喝的，基本就到位了。我们四个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并排站着，勾肩搭背唱了一首《光辉岁月》。这首歌是我点的，每次去KTV我都会点，这歌问世的时候我刚出生，十五年后我进入青春期，这歌才在我们镇流行起来。新店开业会放，出租车里会放，谁买了MP3也一定会下载一首。我马上要回到老家平庸地度过此生了，此时对这首歌更加热爱。

　　……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

　　我们唱的是粤语。也有国语版的，歌词不一样，词一变，味儿全变。要唱就得唱粤语的。我在北京也经历了一年的彷徨，到今天彻底没自信改变未来了，也许有人还能做到，但我不行了……屏幕上的歌词和我心里想的，像两种化学物质，在发生反应，生成的产物让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多亏我身边那个同学跑调严重，及时让我出了戏，要不然屏幕上那些反复滚动的歌词，真就把我的眼泪弄出来了。

　　这首歌后段部分的配乐除了器乐伴奏还有口哨，我跟着节奏很认真地吹完这段口哨。结尾不是到了某句戛然而止，而是这六句歌词反复重复，像致敬、像感叹、像扪心自问，也像在质问每个人，声音渐弱直至曲毕。

　　近来流行一句话，“人间不值得”；我安慰自己：北京也不值得。

　　以这首歌作为今晚和我在北京的结尾，再合适不过。我和三位同学在KTV门口坚决告别。

　　三

　　我没着急“回村”，还要去和“小前台”告别，这是离京前的最后一件事儿。“小前台”曾是我上了三个月班的那家转型卖面膜公司的前台，无论是影视公司还是面膜公司，前台的工作内容不变，都是转告谁的快递来了，把访客带进会议室，本来可以留下继续工作，她却主动辞职。她说越不辞职，离梦想就越远。

　　“小前台”来北京三年了，是个九五后，南方小镇女孩，个儿不高，瘦还平胸，周冬雨那型儿，没周冬雨好看，我在心里就叫她“小前台”。一起上班那仨月，她想找房子，之前租的是一套两百多平的复式，住了二十多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人在打电话或玩游戏，生活严重受到影响。公司有个员工群，她就在群里问哪儿有合适的房子，于是慕尼黑花园、都柏林豪景、布鲁塞尔幸福村等一些很高尚的社区名出现在群里。“小前台”说来点儿实际的，公司一个月才给开多少钱，预算别超过一千八，有独立卧室。

　　好些北漂都有一毛病，一张嘴，自己住哪儿哪儿哪儿，除了养活自己，还养宠物，显得特中产，经常发点儿在高档小区遛狗的照片，其实住的是那小区地下室。简直就是心有多高，就有多装。我看“小前台”挺实在，私信她，说我住的那片有这种房子，但环境差点儿意思，“小前台”说先看看吧。下了班我带她去看，还真看上了。她说比她以前那二十多个人住的复式好多了，那里进去后乱得迈不开脚，住这儿空间和时间都自由，这是她现阶段最需要的。到了饭点，我请她去吃饭，“出村”就有一排小饭馆，我要找好点儿的，她说别太破费，随便吃口就行。最后我俩吃了米线。吃的时候，我问她对现在这公司什么印象，她说没什么特别印象，在这儿上班就是维持生活，没发展前途。然后神秘地跟我说，她的理想是开一家奶茶店，打算下半年就辞职，并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讲。别人指的就是公司里的人。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建立了。

　　很快她就搬进“村里”。村子很大，住了好几千人，所以我俩见面的机会多数还是在公司。没过多久，公司换营业执照，调整经营内容，我失业，她主动辞职，都赋闲在村。我观察了，她没男朋友，本来想跟她谈谈试试，但是两个都没工作的人，最不适合的就是谈恋爱，也就没提。有时候我“出村”找工作，路过她窗口，喊她，老不见她在家。

　　后来突然有一天，她来找我，想跟我借三万块钱。她说考察了位置，找到合适的店铺，准备开奶茶店了。需要十万块钱，已经找了七万，还差三万。同时拿出一份合同，是借款声明，说钱将用于奶茶店的建设，一年后连本带息还给我；同时也有补充，万一哪天奶茶店规模大了，我不急着要她还钱的话，这钱可以一直放奶茶店里滚动，给我算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享受各种股东应有的权益。我觉得有点儿可笑。为了她好，我问了几个问题，试图提醒她想法太幼稚、早点儿放弃。我问她每天要卖多少杯才能保证房租和人员工资，她说奶茶利润高，每天一百杯就可以了。我说就算每天营业十个小时，每小时要卖出十杯，每六分钟就要卖掉一杯，做得到吗？她说店打算开在大学旁边，二十四小时营业，这样周边两所大学的学生就有地方半夜看书了。尤其是考试周，可以到奶茶店通宵复习，坐一晚上怎么也得喝两杯吧，饿了还能吃炸鸡，炸鸡也是店里的主打商品之一。店有两层，楼下六张桌子，楼上十二张，上座率百分之五十的话——不可能人挨人坐——可以装三十个人。我又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来你的店买奶茶呢，不能只靠着每年两次的期末考试。她说因为自己爱喝奶茶，这条街上没有一家奶茶店，据她观察，年轻女孩都爱喝，这两所大学两万多女生，总得有人进来买一杯吧。我说为什么给奶茶配的是炸鸡而不是别的什么。她说因为她打小就爱吃炸鸡，年轻人缺嘴，尤其是男生，肯定缺油水，所以女朋友买奶茶的时候，他说不定也会来块炸鸡。我又问既然前景这么可观，为什么之前别人没有开。她说她不考虑这种问题，她只知道奶茶店是高中时代就有了的梦想，如果这事都失败了，就清楚别的事情更做不好，安心去当一个前台好了，每月挣工资还我钱。

　　我手上正好有三万，也清楚这钱很可能有去无回，还是借给了她。别人给女朋友换个手机也得万儿八千的，我就当拿三万块钱试试她值不值让我当成女朋友去认真对待吧。

　　开店之初，我常去帮忙。我会作图软件，帮她做广告宣传单，她出创意，我操机。A4大小的宣传单印刷了一万张，我帮她去大学里发，她看店。店里人不多的时候，她就和我一起去大学发，站在大学的各个路口，把宣传单交到这些潜在客户的手中。宣传单上印着促销信息、店的公众号和点餐微信，奶茶大杯的十块，小杯八块，炸鸡翅六块，鸡腿十块。开业头一个月，买大杯送鸡腿，小杯送鸡翅，可以点餐，加两块送到宿舍楼下。我送外卖的那段经历就是这段时期所为。这价格对学生很有诱惑力，花十块钱，尝试一下也没什么损失，还能解决一顿饭，但对奶茶店来说，只够食品成本，干赔人员工资和店租。“小前台”说没关系，先打品牌。我也把她的名字改成“小奶茶”了。

　　后来订单多了，加入“美团”和“饿了么”，有专人送了，我就干别的。多数是帮她看店，她去考察市场。所谓考察，就是看看别的店都是怎么做的，自己开店遇到实际问题了，更有针对性。考察回来的时候，时不常会带点儿装饰物，一点点把店装扮得更像个店。

　　一个月后，促销结束，价格恢复正常，订单比以前少了，但每单都开始挣钱了。我又配合她做新宣传单，快六一了，这次主打“儿童节，你喝奶了吗”，连同可以为半个月后的期末考试提供复习场地的消息一起印上。六月结束时盘点，平均每天卖奶茶一百五十杯炸鸡十五斤，扭亏为盈。作为股东之一，我在第一时间收到“小奶茶”的财务报表。

　　我之前来帮忙，一是那时候她一个人支应不开，二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她。现在奶茶店步入正轨，我也该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小奶茶”说店里缺人，让我就在这儿干。我说这是你开的店，我总赖在这儿不像样。她说你也是股东，股东当然可以在自己投资的店里挂职呀！话是这么说，但真拿主意的时候只能有一个人。以前我在市电视台的时候，主编和广告商一人一主意，我剪的片子改了八遍也没定稿，眼瞅着要播出了，我说你俩先商量好了，改成什么样都行，但必须只有一个声音说了算。于是主编闭嘴了，按广告商的来。开店也是这样，不能俩主意，甭说我俩只是朋友，就是两口子开店，还净是拌嘴的呢！再说我来北京也不是为了开奶茶店的。

　　我继续应聘剪辑的工作。我挺热爱这事儿的，我指的是剪辑，不是投简历。考大学之前没什么概念，就觉得多媒体听上去挺时髦的，分数将将过线，便报了这个系。大三的时候分专业，有剪辑方向，我就选了，当时已经上过剪辑课，大概知道剪辑是怎么回事了。我的理解，剪辑就是把一个混乱的世界变得精致。刚开始动手剪片子那段时间，我听别人说话，总觉得啰唆，老想在他说的时候给剪剪。上完剪辑课，我的生活习惯都变了，特爱收拾屋子，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归置整齐，没用的东西收起来，要不然看着不舒服。即便剪了六年纸尿裤的促销广告和各种育儿窍门，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我把生孩子养孩子这件看似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变简单了，抽丝剥茧，变成一条条可以理性去操作的动作，使不敢生孩子的人不再恐慌。

　　但这不能让我满足。我希望剪更高级的东西，所以来了北京。漂了快一年，我并没有气馁，我相信贵在坚持，也牢记国安球迷创造出的“成语”——跟丫死磕。

　　在北京总能赶上一些艺术活动。一次一个久负盛名的欧洲导演来北京参加文化交流，安排了三场电影放映和展后交流，我抢票赶上一场。先放了一部这个导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拍的长片，三个多小时，来的并坚持看完的都是文艺中青年。影片结束，灯光亮起，老导演从侧台走出，头花全白，大步流星，触地有力，有股他电影的那劲儿。主持人兼职翻译，说大家可以和老导演交流二十分钟。前几个问题都是关于这部电影本身的，有关于主题的，也有关于拍摄的细节。老导演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老艺术家，不玩虚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客套，不云山雾罩，一句是一句，句句落地。想不起来的地方也实话实说，说太久远了，给忘了。主持人时不常插句话，赞叹老艺术家表达之真实，说的都是干货。老艺术家只回应了一句，说他都七十多了，哪还有时间说废话。主持人反应也快，说还剩最后五分钟，别让没用的话浪费宝贵时间，大家继续交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提了个问题，问老导演搞艺术最需要的是什么，才华、机遇、坚持，哪个重要？老导演顿了三秒钟，反问提问者多大了，提问者说二十五，老导演说那恭喜你，你还有五年的机会。然后接着说，这三点都重要，但是一个人有没有才华，机遇是否会落在你身上，三十岁前就有定论了。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行业的顶尖从业者，在三十岁前要么创作出标志性作品，要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之后的坚持才有意义。如果一个人三十岁前无所作为，我劝他还是不要坚持了，没有任何意义，自欺欺人，生活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北京的房价这么高，多挣点儿钱改善家庭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台下有人说，李安三十六岁才拍第一部电影。老导演说我和李安很熟，他二十七岁能去纽约大学读电影硕士，三十岁毕业时拍的短片得过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之后坚持了六年，到三十六岁开张了。我拍了四十多年电影，在大学当了二十多年客座教授，带过很多学生，见过他们的成功和沉沦，三十岁真理屡试不爽。后面老导演又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离开电影院了。再坐下去不是自欺欺人吗？

　　当晚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上网，把能想到的人都查了一遍，三十岁真理确实真实发生在我知道的这些人身上。一宿没睡，天亮的时候，我对未来有了新规划。已经二十九岁多了，未来的几个月不会发生奇迹，我知道我该干吗了。

　　这是三天前发生的事情。我用了两天把北京该玩的地方玩了一遍，今天剃了光头，和同学吃了散伙饭唱了歌，一会儿再跟“小奶茶”告个别，明天我就买票回家了。现在去找她，不提那三万块钱，纯告别。她很不错，我想和她谈恋爱，哪怕异地恋，哪怕和她一起开奶茶店，再回老家的电视台上班对我也没什么意义了。我和店里员工聚餐时，在一堆人嘻嘻哈哈之际试探过她。我说好些女孩想找个有钱的男朋友结婚，这也没什么错，你怎么想的。“小奶茶”说，我觉得还是得找谈得来的，钱不是最重要的，我不想对方从这个方面考量我，所以我也不会在这方面要求对方。听上去没什么毛病。我又问她现在想找个什么样的，她说她去雍和宫烧香时许愿了，三年内不找男朋友，一心扑在奶茶店上，没有精力再对男朋友好，所以就先不想这事儿了。

　　这话会让投资的股东很开心，但我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回答。这就是传说中的有缘无分吧，这也让我更对北京没什么留恋的。

　　已经一点多，奶茶店二十四小时营业，据我了解，她都两点后才睡。所谓睡，不过就是在楼上的休息间里躺会儿，店由夜班服务员盯着。七月份的业绩也不错，赶上学生考试，前半夜老有人。现在放暑假了，晚上店里不那么热闹了，留校考研复习和谈恋爱的学生还会来。

　　奶茶店在另一个乡，离我住的那个乡只隔一条马路。周边那两所大学的学生就近找不到什么休闲娱乐的地方，二十四小时奶茶店出现得很及时。

　　路过一家小卖部，我进去买水。待会儿我手里拿瓶水进奶茶店，“小奶茶”就不会再给我一杯奶茶了，我不太爱喝那玩意儿。我问有凉的酸梅汤吗，老板正躺在摇椅上看球，说冰柜里，自己找。冰柜在门口，我退后两步，拉开冰柜门，低头把楞，情不自禁吹起《光辉岁月》。老板说你别吹了，我一愣，抬头看他，这才留意到老板岁数不大，比我小，有些胖，像所有胖子一样，憨憨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让你别吹你就别吹。我有点儿不高兴，怎么我就不能吹了，马上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吹个《光辉岁月》还犯法？我也喝多了，觉得气势上不能输，合上冰柜门，转身吹着口哨走开。结果走出去没几步，感觉后脖颈子一阵风，回头一看，上半身刚拧过去，脑瓜顶就被板砖重重拍了一下。板砖从我面前滑落，我看到板砖后面的人，就是刚才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光滑如煮鸡蛋清的头皮，有湿热的东西流了出来，我猜想应该有点儿像溏心儿鸡蛋黄被扎漏了，流油了。

　　随后，他转身就跑，钻进小卖部，拉下卷帘门。

　　我走到小卖部门口，掏出手机，拨了110。接线员听我叙述了情况，记下事发地点，说会通知当地派出所联系我的，我说请快一点儿，然后结束了通话。街上没有人，不远处洗车房门口的监控亮着绿灯冲这边照着，我放心了。除了想找点儿纸巾捂住流血的头，我一点儿不慌，没想到这种情况下我能这么平静。这一年没找到像样的工作，每一天我都很慌。

　　手机响了，是个座机来电，我接通。是派出所，询问了情况和我的伤势，让我等着，马上过来人。几分钟后，一辆途胜亮着红蓝顶灯停在我面前，我指着卷帘门已撂下的小卖部说，就这儿。

　　警察上前敲门，里面没动静，灯还亮着。警察问我，你买水的时候里面就一个人？我说对。警察说要不你自己先去看病，需要缝针的话别耽误了，明天再来处理。我说打我的人就在里面，干吗要明天？

　　网上老说公务员花着纳税人的钱不作为，尽管我没在北京缴过税，依然愤慨。

　　警察说这家我知道，跑不了，这孩子是个傻子，他爸晚上出去上班，只能等明天下班回来处理，你赶紧去医院吧，别破伤风。

　　警察姓马，乡派出所的，第二天我去找他。伤口倒是不严重，缝了四针，CT也照了，没脑震荡。马警官看了医院的报告，说没什么事儿，想怎么解决？我现在已经没有打报警电话时候那么心平气和了，越想越憋气，来北京一年一事无成，临走临走，没招谁没惹谁，挨一板砖，还是个傻子拍的，凭什么呀？我说赔钱！马警官问想赔多少，我伸出三根手指。三千？马警官问。我很生气，说，三万。马警官笑了，是那种能刺痛人心的笑。他说，想靠这个致富？然后问我看病花了多少，我说两千，但还有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马警官挥手示意我打住，让我跟他上车。

　　卷帘门收起来了，小卖部开着门，我跟着马警官走进去，有点儿底气不足了。来的路上马警官告诉我，拍我的那傻子二十二岁，跟他爸在这村里住了五六年了，租的房子，前面一间卖东西，后面睡人。店是给儿子开的，儿子脑子有问题，上班没人要，卖东西找零钱问题不大，傻到什么程度也没一个明确说法。但肯定是傻，不傻他也不会拿板砖往你脑袋上砸，马警官说。他爸每天晚上出去开滴滴，租的别人车，白天那人开，晚上他爸开。白天他爸在家补觉，也能照顾儿子，给儿子做饭。这傻儿子以前用“热得快”烧开水给全村弄短路过，煮面条让自己煤气中过毒，煤气罐还差点儿爆炸。白天离不开人，没人看着就出事儿。据他们同样在这儿打工租房子的老乡说，孩子傻是小时候总受大孩子欺负，刺激到脑子。这孩子从小父母离婚，孩子的爸也没再婚，但心里痒痒，就去扒女厕所，被人抓个正着。孩子也受到牵连，一起被人笑话，所以大孩子专挑他儿子欺负。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马警官是一位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马警官还说，摊上这事儿就自认倒霉吧，毕竟对方脑子有问题，法律对这种人都从宽。

　　这时候车驶过乡委会大门，还有几个村民模样的人站着，看样子是有事儿，但不成规模。马警官扭头看着说，乱死了，成天的事儿，累！然后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暂时没上班，他说，那你要什么误工费呀？我之前也一直心虚这事儿，坐在副驾驶有点儿难为情。没想到他又补了一句：我看你这样也不像有工作的。什么意思？我哪样？因为我半夜一点多了还在游荡吗？因为我剃了个光头吗？因为我想让对方赔偿三万吗？我心里搜索着自己身上不对劲的地方。他说得确实没错，但这种经验丰富对我是一种伤害。我有点儿讨厌他。我按下电动车窗的开关，风吹进来，好受了些。

　　进了小卖部，没看见胖子，他爸没睡觉，知道我们要来，笑脸相迎，说儿子害怕警察躲起来了，他先帮着接待。屋里地方小，也没多余的椅子，他就让我和马警官坐在成箱的雪碧上，说很结实。这位父亲头发已经花白，背有些驼，按说不应该比我爸大，看上去倒像我三爷爷。眼前此景加上马警官路上的那些话，让我想要三万的话说不出口。

　　马警官开门见山，说人家就吹个口哨，被你儿子打了，半夜去医院看了，不严重，但是也缝针了，耽误上班不说，将来肯定还得落疤，可以私下调解，赔点儿钱就算解决了。胖子父亲看着我说，同志，您想让我们赔多少呢？有了马警官车上的那番话，我自然是不好意思说了，我觉得他有点儿拉偏架。没想到马警官替我说了，他说受害者想要三万。

　　我被说得脸上发烫。他怎么能两头儿说话呢！

　　胖子父亲说，我们家这情况你们二位也看到了，少点儿行吗？马警官说，你儿子错在先。胖子父亲说我知道，特别对不起这位同志，说到这儿才想起没给我和马警官倒水，赶紧从货架上拿了两瓶看上去很花哨的饮料让我俩喝，说这是新出的，好喝。我还真没喝过，但也没拧开。马警官喝了一口，喝完还举着瓶看看。

　　胖子父亲接着说，养这么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马警官说，你作为施害方的代表是个明白人，受害方也是明白人，要说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接谈定赔偿金，结案——所里还有比你们这更严重的事儿等着处理呢，咱们都快点儿！胖子父亲说昨天是他生日，他儿子非要等他收车回来给他煮面，往常这个时间都关门睡觉了，发生这事儿也是赶巧了，没辙。说着俯下身，头埋到货柜下面，翻腾了几下，拿出两捆百元人民币，放在货柜的玻璃面上，说家里就能拿出这些，两万。马警官看着我。我看着这钱，有点儿愣。

　　我听到胖子父亲又说，如果还是不行，就等下周二滴滴可以提现的时候，我把这半个月的钱取出来，不过那也够不了三万……算了，我打断他，掏出医药费的单子放在柜台上说，看病花了一千九百多，给我两千就行了。

　　胖子父亲数钱的时候，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酸梅汤，拧开喝了一口问，为什么你儿子不让我吹口哨？胖子父亲停下手里的动作，往后面的屋子看了一眼说，那帮大孩子合伙欺负他的时候，都会先吹一声口哨，算发号施令，然后统一行动，扒光他的衣服。那天他光着屁股吐着白沫躺在地上打滚，从此脑子就不正常了，我带他离开老家来了这儿。说完继续从头数。

　　四

　　五天后，脑袋拆线。又让我在北京多待了五天，裹着纱布回家怎么都说不过去。离开医院，买了一顶帽子，戴上正好盖住缝合处。头上已经长出一层青楂儿，伤口没那么明显了。现在可以去跟“小奶茶”告别了。

　　我是趁下午人少的时候去的。店里有两个女学生翻着手机在等奶茶，“小奶茶”系着围裙，正在操作间，我径直走过去。

　　头发呢？她看见我后问。想必是看见帽檐外面没了头发。

　　新发型。我稍稍后仰，摘下帽子给她看光头，然后又戴上。

　　你先找地儿坐。

　　我在最方便看到操作间大玻璃窗的桌前坐下，看她在玻璃窗后，用不同的盛具往塑料杯里兑制不同液体，最后做出三杯不同颜色的奶茶，郑重扣上盖儿，放进托盘，摆上三根吸管，端出玻璃窗。三大杯奶茶骄傲地游走在店中，她更显得小了。

　　两杯送到等候的学生那里，她们没马上喝，举着拍了一通。最后一杯摆在我面前。我这杯是原味的，迫不得已非要喝的话我都喝这个味儿的，草莓、木瓜、山芋等口味对我来说不过是在不喜欢的事情里搞花样，没必要。

　　怎么想起留个光头？

　　凉快。

　　热天儿都过了。

　　秋老虎，还得热一个月。

　　喝呀。她把吸管替我插上。我一直没告诉她我不喜欢喝奶茶。

　　我嘬了一口，觉得不是那么难喝了。又嘬了一口。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吧？

　　我也觉得自己一进门就变得不自然了。我又嘬了一口，叼着吸管没松开。

　　是不是钱的事儿？

　　我叼着吸管摇摇头。

　　她说，那我跟你说个事儿——能不能再借我两万？

　　我深吸一口，一粒粒珍珠像上膛的子弹，一排排涌入口腔。我松开吸管说，我要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嚼着珍珠，有点儿黏牙，说，不回来了，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

　　这样啊，为什么呢？

　　没意思，不想在北京待了。珍珠被我嚼出一种它特有的味道，说不上来。

　　“小奶茶”搓着手说，那应该把那三万还给你，可是现在又想开个分店，还差两万，这样一来，我就需要借五万了……

　　这时候进来一对情侣，“小奶茶”回到点餐台后面，等候他俩点餐。两人是慕名而来，女生给男生介绍，同学在朋友圈里晒的就是这家，问男生想喝什么味儿的。男生看来跟我一样，对奶茶兴趣不大，说来对鸡翅吧。女生把各种口味问了个遍，还是要了原味的，说先从基础款喝起，将来会把全部味道喝个遍。我看了一眼女生头顶上的灯箱饮品单，一共九种口味。如果女生未来不换男朋友，当她来买那八杯的时候，没准还能卖她男朋友八对鸡翅。是该开分店了。

　　“小奶茶”服务完这对情侣，又坐回我面前。说这家小店似乎在附近两所大学里火了，喝过的学生一发朋友圈，没喝过的就想尝尝，有些为了发朋友圈，特意过来买一杯。也带动了其他大学的学生，特意跑来喝时间成本太高，只好等到这边玩的时候，赶上了买一杯。这些都是“小奶茶”和来店学生聊天，直接掌握的客户情况。

　　“小奶茶”说她觉得十分有必要在北京东边大学扎堆儿的地方开个分店，让东边的学生也知道这个店，学校的好处就是传播迅速，且转化率高，年年还会有新生入学，前景可观。

　　“转化率”这个词，让我觉得“小奶茶”在开店这件事上比我想象的专业。我说，那就开，那三万不着急，我就是临走前来看你一眼。小奶茶问我离京后有什么打算，是去省会发展，还是回老家。我说马上三十了，离六十岁退休还有三十年，得好好掂量掂量这三十年我能干点儿什么，找个别让我讨厌、也别讨厌我的工作，很有可能我就在左顾右盼中耗尽了此生，不过也没什么关系，至少我没有努力地去做一件我并不想做的事情。人生很长，也很短。

　　没想到“小奶茶”又蹦出一词儿：加油！

　　她满面春风的脸上呈现着灯箱上那九种奶茶所没有的颜色，让人艳羡。她说，她也为漫漫人生订了计划。年底前先把第二家店开起来，如果运营得好，明年开学前，在廊坊大学城开第三家。那儿的大学太多了，如果站稳脚，就算拿下华北市场了。然后就会有风投注意到她的奶茶店，给她在全国各地开连锁店。三到五年，这个名字的奶茶店会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出现在各个二线城市的大学城或万达广场。她说，如果不相信她，她就想办法尽早把三万连本带息还给我，如果相信她，这三万就是我在奶茶店的原始股，像我们一开始在协议里写的那样，可以拿分红。还说，如果我愿意参与，将来可以当我老家所在省的地区主管。当初在那种情况下我能信任她，把钱借给她用，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所以现在她愿意跟我说这些。

　　从一家城市边缘的小奶茶店起家，最终做成上市公司，成为奶茶业大亨，那种事情是存在的，同时我也知道，肯定不会发生在“小奶茶”身上。但我还是问她，如果这事儿算她的梦想，实现了以后干什么呢？

　　“小奶茶”说，她就可以谈一场自由的恋爱了。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第一个是在高中，他们镇上的，男生考到广州的重点大学，“小奶茶”落榜。男生觉得二人的距离从此拉远，长痛不如短痛，两人抱头大哭后和平分手。第二个是去年来北京认识的。高考落榜后，“小奶茶”在当地一边打工一边读了个继续教育专科，某大学安设的分校，其实就是当地的职业技术学校被大学收并了，做个驻当地的办事处。拿到毕业证后，“小奶茶”来了北京，应聘了一家公司，也做前台。两个月后有男同事追她，吃了几顿饭后，两人谈起恋爱。过年的时候，男生非要去“小奶茶”家看看她的父母，“小奶茶”说不用，没到时候呢。男生还是拎着烟酒糖茶来了，“小奶茶”只好把他从镇汽车站接进家。到了“小奶茶”家一看，男生脸都白了。“小奶茶”说，我爸躺在床上微笑着迎接他，因为我爸七年都没有下过床了，之前在镇工厂上班，工伤，腿没了，在家吃低保。我妈要给他煮饺子，他说不用客气，就是作为我的同事，来拜个年，然后放下东西，走了，自己住宾馆去了。半夜，我收到他发的微信，说我俩在北京这片汪洋大海中漂泊，我们两个家庭的组合，很难让我们顺利上岸，为彼此好，还是不要在一起了。我哭着过完年，回到公司，就辞职了。肯定是不能和他在一家公司了，他怕溺水，守着公司不走，我不怕，哭完我就是女汉子了，我走。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一个“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矛盾于一身”的人。“小奶茶”接着说，现在看，当初走就对了，要不然也不会开奶茶店。所以，我的理想就是等钱对我来说不再是钱了，就能自由地谈恋爱了，第三次谈可别再让我哭了。

　　跟谁？

　　跟你吧——但那时候你可能都俩孩子了，我可能也快更年期了。“小奶茶”自己乐了。接着说，跟谁都行，跟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然后生个孩子，最好是女孩，她长大后，不会像我一样了，她可以有别的理想了。也没准到时候我不那么在意恋爱这事儿了，未必会有孩子，但是现在，它对我来说是个坎儿，有坎儿就想跨过去，要不然总觉得不自由。对，其实我不是想自由地谈恋爱，我只是想自由一点儿，让所有人都能自由一点儿。等我的“奶茶集团”成立了，如果有像我这样的女生找不到工作，我这儿全收，大区经理、品牌专员、渠道推广、店长、服务员、外卖员、公众号维护，总有一个岗位会适合她。到时候，在工作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了。

　　哎，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实现这事儿呀？“小奶茶”又问我。

　　不想，我得回家。我尽量让语气平和，但感觉说出来还是透着抑制不住的感情色彩。——对了，你能给我做一杯九种口味混合在一起的奶茶吗，我明天的票，来不及每种口味都喝一杯了。

　　我攥着一杯特殊颜色的奶茶，离开奶茶店。再不走，我就哭在她的店里了。

　　我被感动了。我知道，多少年后，在这个理想破灭的时候，她一定会有办法面对，但是现在，它是夜色中汪洋大海上的微光，帮助这个理想在貌似能实现的道路上前进一小步，是我需要做的。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片子，我总觉得从来北京到离开北京这中间，缺一个镜头，现在我找到这个镜头了。我感觉到内心久未有过的激动。

　　走出奶茶店前，我让她等着，明天我把那两万送来。

　　五

　　我姐夫竟然在家，在门口嗑瓜子。我问怎么没去上班，他冲屋里一甩头，说照顾你姐。我问我姐怎么了，他说你进去看看。我推门进去，他跟在后面。

　　我姐的电动车在外屋充着电，她在里屋躺着。我问她怎么了，她往一边蹭蹭身，床上腾出地方让我坐，说没事儿。我坐下后看床头放着一堆营养品和药，拿一盒看了看，是妇科用药。她注意到我帽子下的头型变了，问我干吗把头剃了，我说方便，反正要回家了。我姐知道我在北京不顺，最近要回老家。我说我明天下午走，东西都收拾好了，有些没用的生活用具让姐夫拿过来用。姐夫问我是不是真不打算回来了，这里毕竟是北京。我说这儿不适合我，姐夫说他倒觉得回去了才不适应。他手机响了，有人叫他去喝酒，他说今天去不了，老婆病了，家里躺着呢，对方执意叫他出去，他就去外屋打电话和他们周旋，怕吵到我姐。他俩是初中同学，早恋，都没上高中，到了年龄就结婚了。无论姐夫喝成什么样，他俩始终是夫妻。以前我觉得他俩能在一起，是爱情伟大，现在我觉得他俩还在一起，是无法为离婚买单。我姐现在从不过问他出去跟谁喝的，既是放心，又是灰心。

　　我问我姐到底怎么了，回家爸妈问起来，我也好交代。我姐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病历。病历本崭新，就记了半页，我一看，人工流产，日期是今天。也就是说我姐刚从医院回到家，我能想象到我姐夫骑着电动车她坐在后座的样子。我说，现在不是让生二胎了吗，你俩不想要？生我的时候，国家还只让生一个，我爸想要儿子。好像有了儿子真能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似的，明知道要缴罚款还生了我，为给我上户口，搭进去一年工资托关系。这些都是让生二胎后，我听他们说的。我姐说她和姐夫也想再要一个，但条件不允许，养活好养活，但后面的事麻烦。我还没结婚，不能完全吃透这话，毕竟我姐已经养过一个开学就上四年级的孩子了。我姐又说，她去别人家做保洁，看到北京孩子接受的教育，打小就学钢琴架子鼓跆拳道，英语说得跟小外国人似的，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可能竞争得过这些孩子，所以就别让孩子长大再遭罪了。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能改变的，如果命运那么好改变，就不叫命运了，我姐最后说道。

　　我给我姐微信转了两千块钱，她不要，我说必须收，要不然我明天不回家了。她没碰手机，我说明天之前你要是不收，我还过来。我姐跟我唠着家常话，让我走之前把事情都办利落了，我说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儿就是看你，你收了钱就彻底利落了。

　　走出我姐家，我琢磨着还能跟谁借这两万。

　　我想到我的同学。但是一想那晚我们在《光辉岁月》的气氛下都告别了，才过这么几天我又管他们借钱，不免尴尬。还想到一个人，胖子的父亲，五天前我在小卖部的柜台上看到他有两万。我可以去试试看，给他写借条，利息高点儿都没关系，实在想不出别人了。

　　我把身份证复印件和借款声明都放在柜台上，胖子父亲听我说完，还真答应了。但让我明天早上来取，钱被他存银行了，现在银行刚下班，他马上要出车，会在拉活儿的途中去提款机取。我担心夜长梦多，问他几点收车，我来取。他说一般是凌晨四点，但是今天可以早回来会儿，让我两点来也行。我说好，那就两点见。

　　我先睡了一会儿，手机上了个一点半的闹钟。差十分两点出了门，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不到十分钟。路过乡委会门口，那里又聚集了若干村民，并有人不断赶来，他们往墙上贴着维权标语，还没贴全，只能看到“人在做天在看，祖宗的土地……”我从这几个字前面骑了过去。

　　拐到小路上，又骑了一截，到了。离挺远就看见小卖部亮着灯，我把车停在门口，没锁，想着一会儿办完事儿还骑着走。正准备进去，听到有人在和胖子说话。说话的人被一堆货品挡住，看不见。只听见一箱箱“康师傅”后面传出的声音，说胖子的父亲没有运营证，开滴滴在北京南站被扣下了，罚款八万，还要拘留十五天。我能看见胖子在柜台后面很愤怒，脸涨红了，恶狠狠回应道：活该！

　　“康师傅”后面又发出声音，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是你爸，你现在得想办法捞他，你要是不管他，罚款八万不说，在里面待十五天不好受，他都那么大岁数了。胖子还是俩字，活该！“康师傅”后面的人挪动了一下，露出警服，看不清脸，听声音像是马警官，烟酒嗓，一口京片子。他说，这事儿是怨你爸，但作为儿子，你得想办法救他，幸亏南站派出所有我同学，现在人家答应了，两万就给你爸放出来，趁天没亮，赶紧把这钱交了，就能见到你爸了。真给你爸带走报上去，那就晚了！胖子突然哭了，喊道，不管，杀死他，杀死天下的老子！说完口吐白沫，倒了下去。

　　我摸了摸我的嘴，并没有白沫流出来，但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胖子，躁动不安，浑身抽搐。不光是口哨声，无论什么声音，都让我感觉刺耳，“马警官”还在喋喋不休。谁说北京话好听的？这声音让我烦躁！大孩子为什么要欺负小孩子？警察为什么要欺负我爸？我爸是坏人吗？为什么会有坏人？为什么会有警察？为什么世界上有聪明人的同时又要有傻子？为什么要有北京和三四线城市之分？为什么“三十岁真理”颠扑不破？为什么有人不能顺利地出生？为什么有人出生了又不能顺利地活着？命运真的不能改变吗？“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矛盾于一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去他妈的吧！

　　直到“马警官”背冲着我倒下去，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扔下手中的板砖，跑出小卖部。没有人看见，他如果能醒来，也不会知道是谁干的。我忘了自行车还在门口，使尽浑身力量，竭力向远处飞奔。顾不上回头，我能听到自己气喘吁吁的声音，跟高中时跑一千五不同，这次我一点儿不累。黑夜中的飞奔酣畅淋漓。

　　不对，坏了！我突然想到，隔壁洗车房门前有监控。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家了，哪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听见警笛的声音。

　　这时我已跑上大路，侧面呼啸而来一辆途胜，红蓝光芒在车顶闪烁，没刹住，把我撞飞了。飞翔中，我看见马警官气急败坏地走下车，低头看了看车前，又伸头看了看不远处的乡委会。

　　我还在飞。飞是三维空间的动作，我不再是一只蚂蚁，我能进入三维空间了。不仅如此，还具备了看到过去和未来的能力。科学家们说，打通时间，就进入四维空间。原来四维的空间是这样。我看到我爸为给我上户口在缴罚款，他说有个儿子不容易，窗口那边还是不给上，我爸等到下班，在后门自行车棚给那人跪下。我也看到自己因制伏了穿假警服敲诈勒索的假警察而要被马警官颁发奖状。但是我的腿瘸了，不能走着去领奖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已经在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