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二十世纪文学

张炯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花朵,它既是人文精神升华的体现者,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而广泛的传播者。因此,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我国文学时,我们就决不能忽视对于文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的审察,以期从历史的回顾中吸取必要的智慧,促进文学艺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指在一定世代科学认识水平的制约下,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了维系社会集群的更好生存与发展,由一定道德规范、伦理原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理想和文学艺术体现出来的关于人的文化追求。人文精神是随人类摆脱野蛮时代就存在和发展的。而不同社会发展形态又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文精神。在历史的发展中,人文精神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变异性,而不同社会形态的人文精神的差异性相当明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主导的人文精神。
    我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本世纪人文精神演变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人文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几千年来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封建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伦理道德,以及有关“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种种说教,仍是那个时代主导的人文精神。
    但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逐渐传入我国,不仅促进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后来的改良主义运动,也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这种与日俱增的影响的积累,终于导致二十世纪我国人文精神的巨变。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演变大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人文精神取代封建主义人文精神的主导地位。也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思潮,从本世纪初孙中山提倡的革命民主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就标志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汹涌澎湃。文学领域鲁迅的《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祝福》中对祥林嫂备受封建精神奴役与压迫的悲愤抗议;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所指出的:“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小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代表的都正是当时狂飙般卷起的人文主义思潮。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文精神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崛起。实际上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都有十九世纪已在西方崛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则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是,从个人的解放提升到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的思潮,又以新的夺目光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从文学革命的发动到革命文学的提倡,实际上便标明了从资产阶级旧人文精神到无产阶级的新人文精神的转换。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要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这正标志着一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觉悟开始成为新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历程中,由革命军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所培养的“互相关怀,互相爱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很快传播到全国。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发展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当时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无不塑造这种精神所照耀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从《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还有雷锋、向秀丽、焦裕录、王进喜等新英雄人物的形象,都无不体现这种新的人文精神。
    第三阶段是前两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重新建构阶段。这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人性沦丧,兽道横行的状况,以尊重人的尊严、价值、权利,鼓吹人的博爱和自由、平等的传统人道主义思潮重又崛起,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宗的《我是谁》、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戴厚英的《人啊!人》等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的涌现。在八十年代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甚至成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潮。
    这种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随即产生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传统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分野。是把人抽象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的尊严与价值;还是把人历史化,清醒地联系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谈论人的一切,这是两者产生分野的根本所在。对《人啊!人》和《离离原上草》等作品的批评,也由此而生。“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表明作家从人的理想的幻灭中清醒地看到人的现实处境。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可以说是以冷峻的解剖刀般的笔法,描绘出现实人生具有何等令人感叹的生活。这些作品既表明人的生活困境何等缺乏爱,缺乏尊严和价值,缺乏真正的平等,反而言之,也是对这一切的一种迫切的呼吁。而王朔的被称为“痞子文学”或“都市浪子文学”的系列作品的出现,其中对人生的调侃,对理想崇高的嘲弄,对人性恶、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某种认同,更导致读者对于人的失望与忧虑。这些作品实际上提醒人们思考: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人真正成为具有尊严、价值,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发展生产力,逐步创造工农、脑体、城乡对立的消失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使人的个性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及其作为道德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集中体现的正是一种代表人类新世纪的人文精神。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①新时期人文主义思考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必须巩固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争取的人文目标,同时又必须把它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度,从个人主义上升到集体主义,从人的解放上升到人类的解放。这不是要否定个人的一切,相反是在更高层次上保证个人的一切。我以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体现的正是这种新人文精神:集体尊重个人的尊严、价值与权利,而个人又必须服从集体的最高利益,为集体尽个人的义务,包括尽爱国主义的义务。因为国家正是最大最高的集体。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不要提倡共产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前几年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多元的,因而我们不必特别去提倡什么,有的同志甚至还竭力嘲笑和奚落雷锋精神。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评’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②
    所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出发,今天我们所要建构的人文精神,既要继承以往时代包括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对于今天仍有积极价值的人文精神,但又要与以往时代不同的以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为核心主导的新人文精神。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学所着重歌颂的孔繁森、张鸣歧、李润五、徐虎等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正是突出了上述新人文精神。

二

    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目前参加讨论的已从文学界扩展到思想理论界。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出现这场讨论,自非偶然。
    由于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而一时有关的法制和行政律令又有欠完备和完善,社会发展中恶的力量在各种空隙中都十分猖獗。社会生活中犯罪率升高,贪污腐败、卖淫嫖娼、盗窃抢劫、坑蒙拐骗的现象,也在蔓延。理想失落、道德落坡确实不容忽视。这种状况下,提出人文精神的重建问题来加以讨论,应该说是必要的。而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受到市场经济和拜金主义的影响,既存在妄图畅销而迁就低俗,渲染性与暴力,粗制滥造的现象,也存在自身就反文化、反理想、反崇高的倾向。尽管不是主流,但在相当范围的泛滥,也足以引起人们严重注意。文学艺术创作中需要加强人文精神的张扬,在当前正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
    这自然首先要求作家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工作者都需要强化人文意识,更加自觉地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新时代的人文精神,特别是突出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其次,在众多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创造中要充分注意反映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不畏艰难险阻的斗争,表现这一斗争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再次,还应加强民族特色的艺术美的创造,对于外国的借鉴,必须立足我国各族人民的需要,凡是广大人民群众一时还无法理解的作品,再新颖也不足取。文学艺术并非不能表现丑恶的事物,但决不应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只有站在审美的高度去审视丑与恶,才真正具有艺术的批判力量。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人文精神自然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③。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时,我们尤不应忘记这样的目标。力求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32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26~32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