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暑假，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躺在我家炕上看路遥的《人生》。记忆里那本书是小32开本，墨绿色封皮，人生两个字在右上角，白色方形毛笔行书。是我同学借我的——为了验证记忆，我从网上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1日出版的《人生》单行本封面图片，让我吃惊的是，它跟我记忆里的完全不一样：淡黄色的天幕，有隐约穿过云层的霞光，一抹地平线，一个垂头拎篮子的小人儿——应该是女主人公刘巧珍吧？还有“人生”两个字是瘦长的印刷体，而且是醒目的红色。然后我打电话向同学求证，他几乎把这件事给忘掉了。那么，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还是确实有过那样的一本《人生》？在遥远的八十年代初，存在盗版这一说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了。比如，那个下午真的那么闷热吗？还有所听到的一群麻雀在我家屋檐下一刻不停地聒噪？但我发誓，我确实是流泪了，流泪的时候甚至还生出一丝难为情。为了不让家人发现，我迅速把它们拭去，然后翻身把脸冲向墙角。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一个背负父母期望，妄图通过读书走出乡村的初中生。小说之于我，就像一次梦里匆匆的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精神约会。需要说明的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小说。

若干年后，我把父母的期望变成了现实。又过了若干年，父母去世。我又亲手粉碎了他们期望的现实。

这中间我做了十年银行小职员，且努力把自己融入沸腾的生活之中——像别人一样，把升职和赚钱当做人生首要目标，并快乐地享受这一过程。可是，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当一切都向预设目标顺风顺水行进的时候，我开始迷茫，并且变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无助，越来越不快乐——不快乐，这是多么要命的事！无数个寂静的午夜，我就着啤酒、香烟和音乐，和几本新鲜的文学杂志，陷在我家客厅一张宽大的单人沙发里，一坐就是天亮。

那些杂志就像几碟秀色可餐的下酒菜，或是和音乐相应和的小道具，此时我连看都不会去看它们一眼。事实上，它们真的就像奢侈的摆设一样，散乱却文艺地栖息在那时我家的各个角落，它们芬芳的样子，就像梦里的一个微笑，和盛开在遥远彼岸的花朵，让我心生苍茫和忧戚。然而，又实实在在地像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乃至一种指引，成了那段岁月里我重要的心灵支撑、精神慰藉，和一种挥之不去的想念及渴望。通过它们，我找到了自己不快乐的原因，并隐约感觉到了某种诱惑和召唤——充满危险和变数的关于文学的召唤。

我犹豫了六年，因为害怕过动荡的生活。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时间。我并不是一个善于打破常规的人。直到新千年来临，自己的三十岁即将远去，我才终于作出决定。古语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再不了断，一辈子就过去了。

此时，当年读《人生》的感受就像压在心底的一粒种子，猛然抽芽、绽放，并难以遏制地勾起了我对文学的全部情感和迷恋。那种全新的令人战栗的情绪，就像熊熊大火，一场宿命和灾难，近乎偏执，令人绝望——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我此生幸福和快乐所系。它是寄生在我体内的某种病毒或微生物，一直蛰伏在那儿，现在它终于爆发了，变得清晰可感，而且顽强坚韧。那么，《人生》则相当于一个引线或者导火索。

跟自己想要的幸福和快乐相比，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和不能舍弃的？即便最终一无所获，但，起码老了不会后悔。我怕老了后悔，那将是一件更残酷和要命的事。

我也常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后来，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只是它一直被忽略，甚至故意被回避，为什么呢？或许它会涉及一个写作者内心的隐秘和隐私吧。

是的，就是为什么写？

即便动机有那么一点儿不纯，目的有那么一点儿卑微或卑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自己想清楚。只有想清楚，才能彻底静下来、并写下去。

我在中国文学萧索和落寞的季节，蹭上了一挂末班老牛车。这十几年间，在关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判断和定义面前，我就像吃了秤砣的乌龟，铁了心抱住了小说这棵大树，然后再也没有松手过。

就好比谈一场恋爱，是我一厢情愿先爱上了对方，现在终于追到了手，我只有知足和庆幸，怎么会计较之前尤其是其后付出和得到是否成比例这个问题？我只知道自己从此再心无旁念——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此念——这让我感到了从一而终的单纯的幸福和快乐。接下来就好比是和心爱的人一起过日子，关上门，只两个人，慢慢地享受每一天和每一刻。

话说回来，因为到底是“蹭”车，担心便是免不了的，所以安静是必须的，只有安安静静不引人注目，不叨扰别人，方可保住位子，否则被轰下去怎么办？

招摇是需要资本和条件的。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侍弄自家园子的老农。别家的瓜果梨桃再好，眼热一阵儿过后，静下心来依然埋头于自己的地瓜土豆。我想把果枝嫁接到我的地瓜和土豆秧上，但不成，它们不活。我的野心是，在种好自己的地瓜和土豆的同时，边学艺边尽量扩张园子，然后某一天，也种上几株自己喜欢的瓜果梨桃。只要活，就是偏得；若再开个花，只开个花，就更好了。

所以，眼下我的园子注定是穷和单调的。人说，男人不可以穷，穷就酸了；我想那多半是因为穷而志短，空虚、自卑乃至自怨自艾所致。话说回来，这天下穷谁能比文森特·梵高，富谁又能敌比尔·盖茨？

我从来没因自己囊中羞涩而抱怨和自卑过，也从没艳羡别人的富可敌国。这么说并不是自恋和犯酸，相反我尊重通过任何形式的付出所换取的金钱和财富。通过付出和劳动，赚取财富是一件多么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但那不关我的事，我只为写不出自己想要的小说而寝食难安；同样，我在完成一篇自己满意的小说后，则会心花怒放，倍觉天高地阔。这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放弃一劳永逸的曾经，就再也没打算重走老路。

这么说不是我跟金钱或安稳有仇，而是与之相比，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知足、满意和幸福过。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已经很好了，有自己的房子，有饭吃有烟抽有酒喝，还有几个互通冷暖差不多能交上一辈子的朋友。尤其是指不定哪天就能鼓捣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小说来。我确定这也不关别人的事，因此大多时候我都是自娱自乐，只偶尔才会跟一两个要好的朋友显摆一下，目的是相互鼓劲儿和烧烧火。

偶尔，我也会碰到靠写字或跟写字相关赚到一点儿钱的人，在同类面前，他们要么是居高临下，要么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不光死心眼，而且缺心眼，很可能还穷困潦倒。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想当然，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对小说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所致——他们曾经也是文学青年，而且据说还狂热极了。所以当他们在人前一边炫富，一边贬损人似地指责小说和写小说的人的时候，我则在心里涌起一缕对他们特别的理解和同情。是啊，谁难受谁自己知道，谁好受也是谁自己知道。

我突然想起有一年某天，大概是后半夜两三点钟吧，我忽然又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冲动，然后我并没有立即从被窝里揭竿而起，而是像死鱼似地翻了翻眼珠，又翻了翻眼珠，然后打开床灯点燃一支烟，并随手翻开一本杂志。一个叫叶曙明的南方老哥，在一篇叫《垃圾成山的日子》的小说里说，这年头，一个四十岁的老男人如果一事无成，如果还写小说，如果还承认自己写小说，那就跟承认自己性无能一样。我一激灵，就像被点中穴位一样，坐了起来，一下子睡意全无——那时，我经常被类似的一些什么东西突如其来地点中穴位，换一句话说，就是我经常睡着睡着，或者要睡没睡，然后一下子就醒了就精神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而现在对于这些，我只是笑笑。一笑就完了。

现在，我越来越知道自己和小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我就像老年得子一样，它是我的孩子，我愿意为它付出，只想为它付出，并不图回报，因为过程本身就是回报。对它，我没有原则，情不自主。

——这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