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 　1970年生于河南省临颍县，现居西安，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长篇小说《多湾》于2015年年底出版，在文坛及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入围路遥文学奖、花地文学榜。

　　一个柔弱女子
　　写出一部大书
　　当下文坛，“70后”作家略显尴尬。他们在文学资本上无法与“50后”“60后”作家抗衡，在市场和大众影响力上又被“80后”甩在后面。“70后”到底能否写出厚重之作？在徐则臣以《耶路撒冷》撼动文坛之后，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4月6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多湾》研讨会，十多位专家从各自角度对《多湾》的文学价值进行研讨，给予了高度评价。
　　周瑄璞生于河南，小学时随父母落户西安，住在东郊黄河机器制造厂家属区。长大后，她做过6年电车售票员，9年《西安公交报》编辑，后调入太白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职业上的辗转和年龄的增长，丝毫没有磨灭她对于文学的挚爱，反而使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
　　多年以前，周瑄璞读《百年孤独》，书中乌苏娜年老之后失去视力，却还在摸索着做活，不愿让别人知道她已失明，这让周瑄璞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发现，原来世界上的人，不论生活在哪里，处在哪个朝代，都是相通的。
　　作家可以将一个平凡的人变作永恒的文学形象，于是周瑄璞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冲动。《多湾》从2007年12月8日开笔，到2015年出版，整整历时8年。可以说，这是她前半生付出心血最多、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大致分两大部分。上部的主人公季瓷是一名乡村女性，她的一生伴随着20世纪中国的风风雨雨，受制于传统伦理观念，又顽强地生长出坚韧、坚贞的精神。下半部写季瓷代表的女性精神如何流淌在后人的血脉里。七十余年时光，五代人的命运，从乡村到都市，如“多湾”的颍河水奔腾不息。这河流最早有着一百多个湾，后来取成一条直线，小说结束的时候，颍河又要恢复从前的“多湾”。人的成长、迷误、痛苦与裂变，如大河般曲曲折折，缓缓流淌。
　　《多湾》问世后，贾平凹、陈忠实、邱华栋、徐则臣等知名作家，或撰写评论表示赞赏，或亲临各种新书发布会现场助阵。贾平凹说：“一个柔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当然还是家族故事，写法也传统，但厚实沉稳，枝繁叶茂，又充满女性的细致缠绵。”陈忠实曾经写到自己对周瑄璞的印象：“几年来，她耐下性子，在写作诸多优秀中短篇小说的间隙，将这部具有她自己家族影迹的长篇小说，修改，沉淀，回望，思考，再修改，可说是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境界。我们的文坛，现在缺的就是这种精神。”
　　有评论认为，《多湾》从气势、题材和视野来说，都与《白鹿原》一样厚重多元。在当下强调文化快餐、崇尚私小说的年代，这样稳重大气的作品更显弥足珍贵。
　　写作、修改及等待出版的8年，对周瑄璞来说是一次心力、体力、能力的检验，《多湾》伴随着她的成长，她通过作品对自己童年和青春记忆进行了一次梳理。
　　从周瑄璞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在“70后”作家内心深处碰撞后的结果——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嚣和变异，一个写作者，总是要回归内心，守候内在的那个世界。
　　《多湾》搁置8年，九易其稿
　　记者：《多湾》从写作到出版整整8年，您的心态经历了哪些变化？
　　周瑄璞：8年前我还算比较年轻，雄心勃勃，觉得这部长篇会让我一下子出名，所以我蛮有把握就到北京来投稿了。感觉我会凭这个长篇敲开文坛的大门。结果第一轮投稿宣告失败。我又向几家名气大、实力强的省级出版社投稿，也未果。我有一个感觉，在种种理由背后，他们其实就是认为我没名气，凭什么写得这么长？
　　当时电子版是48万字，有人说，你删到三十多万字就可以出版了。我当时也是有股不服输的劲，觉得不能删，贾平凹老师写得再长也没人嫌长。当时贾老师的《古炉》刚刚出来，印刷字数是六十多万字，定价58元，读者也不嫌长，也不嫌贵。那说了这么多，还是因为我没有名气。所以我这个小说就不妨先放一放，写中短篇。
　　记者：一本书写完之后不能出版，作者心情一定非常焦急，还能静下心来写中短篇吗？
　　周瑄璞：我可能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不服输嘛，高热状态，四五年写了四五十个中短篇，一少半都被转载，收入各种年度选本。写中短篇的过程对我也是一个锻炼，备受各种编辑“修理”、退稿，慢慢对文字有了敬畏和新的感觉。再回头看自己这个长篇，确实有可以删改的地方，我就一次一次删改。6年前，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同时一直改这个长篇。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改一遍，删几万字，再过两年回头看，再删掉几万字。一直到2014年年底，九易其稿后，我写中短篇也有了一些小影响，《多湾》再拿出来也更加自信，被两个出版社同时看上，我经过选择和比较后和磨铁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不但没有放弃，而且信心越来越强？
　　周瑄璞：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是人世间永恒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过时。如果一个人写出一个作品说今年就得出版，不出版就来不及了，赶不上这一拨儿了，那这样的作品，不出也罢。写作和修改的过程，对我确实是极大的锻炼和磨砺。自己从比较浮躁慢慢变得有耐心，变得坦然。我相信这个作品哪怕是50年以后，也是会有人出的。
　　我要写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
　　记者：有评论认为这部鸿篇巨著的上半部比下半部精彩，您怎么看？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如何能达到整体上的平衡？
　　周瑄璞：好像很多人都这么说。这个问题我也曾经一次次考虑，甚至想过做重大的修改。仔细读过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我想我要不要也把故事打乱重新写，从故事结束的地方写起，或者倒叙。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突然非常痛苦，好像失去了宝贵的东西，我觉得不能这么做。
　　上半部是火热的现实生活，人为了生存奔波，从农村出来变成城市人。下半部现实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季瓷死了，但她的孙女章西芳一次一次回到家乡去寻找她，在梦里寻找她，醉酒以后去寻找她，西芳是新时代的季瓷。这时候转向了内心的探索，甚至哲理、思想的探索，可能会失去一些读者，因为不热闹了。但我还是很珍爱这种写法。大家之所以认为上半部精彩，是因为季瓷这个主人公太精彩了，她死后，别人没办法超越她。但就我个人来说，可能因为这么多人不喜欢下半部，我反而更加珍爱它，为下半部所要表达的东西而感动。如果你真的对下半部失望，那么人生就是一个失望的过程，从年轻力壮、年轻貌美走向衰老，走向无奈，更何况你读一部小说。这世上不是任何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小说的后半部，季瓷去世之后，还有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篇幅来写？很多人认为与前面相比，后面散了，弱了，单薄了。我并不这样认为，相反我对后半部更加看好，因为她在没有那么多精彩故事的情况下，更能考验一个作家。前面，顺着故事写，贴着人物写就行了，而后面，要调动更大的艺术能量，思辨，心理，哲理，意识流……呈现的是当代社会启示录。目前从反馈情况看，年轻人喜欢下半部，年长者，更专业人士，觉得下半部不好。我为此感到欣慰。
　　记者：作为女性作家，您有没有特别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周瑄璞：从下笔的时候我就想要写出不同的女性。我们读男作家的作品，总觉得女主人公是被欣赏、被赏玩，甚至是觊觎的对象。而我要写出女性的“人”，这和“女人”是不一样的，我要写出那种能在现有条件下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季瓷就不用说了，最大限度地掌握了自己命运及家族走向。还有桃花，甚至西芳，不管发生什么，她们都要尽力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我想诚实地写出女性身心的变化，写出女性的绽放与凋零，女性的痛苦和欢乐，提供女性身心成长和衰落的样本，我觉得这是女性作家的职责。
　　记者：当下生活节奏非常快，大多数人的阅读都是快速浏览。《多湾》的篇幅显然过长了，您觉得这种长度意味着什么？
　　周瑄璞：万事都有利弊两面，《多湾》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长和厚。凡读过的人，都很喜欢，但很多人，一见厚度，迟迟下不了阅读的决心。这个现实，我得接受。常有好心人告诫我，你在小说中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有什么用，谁有耐心看？对于小说来说，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立竿见影的法宝？我也曾幻想寻找一个良方，找到一条捷径，但最终明白，没有捷径，我们的追寻和热爱，只能是蚂蚁搬家，斑鸠筑巢，作出一切一切的努力，也没有人能向你保证，你一定就能得到什么。但我还会一直不厌其烦地讲述平凡人的故事、梦想。那些大段落，若不想读，也可跳过，但那最是文学的表达，没有这些，不成其为文学。
　　寻找写作的秘诀，就像“等待戈多”
　　记者：您认为写小说有没有秘诀？
　　周瑄璞：最大的秘诀是不要总想找秘诀，不要太相信聪明，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笨功夫是首要的。要有一颗诚恳之心。假如说在写作的技术，或小说的结构上有或多或少的遗憾，那么诚意可以弥补。其次，一切故事和纷争，都起源于人性和内心，推动这世界运转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人的各种欲望，人的心灵密码。贴着人物，跟着内心写，是没有错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首先语言要过关，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让阅读成为享受；其次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取向；最后，最高境界是哲理。写作者只是在这条路上，一步步攀登，寻找所谓的“秘诀”，就像“等待戈多”。
　　记者：我认为小说是艺术领域最高级的创造，但同样需要技巧，所以创意写作成为一门课程，您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哪些经验？
　　周瑄璞：我最初的创作是长篇小说，写起来基本上是只顾表达激情，大段叙述，显得没有节制。随着近几年的中短篇写作，自己慢慢有了“技术层面”的要求。我的短篇大多都是写一些情境或生活片段，基本无故事。我喜欢喃喃自语，梦呓般的诉说，在中篇、长篇里，往往暂时脱离开故事，营造大段落的语言攻势。我的电脑里有个文件叫“碎片”，随时记下内心感悟，有的是几句话，有的是大段落，写一个故事时会将这些话用上。我写短篇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每一个至少修改5遍以上，有的达到10遍，绝不能有重复用词，也不能平凡无趣，要在万字以内不断制造阅读喜悦，横岭侧峰。总之我不能容忍平庸。
　　记者：能感觉到您对文学有一种执著的坚守，您认为文学的真谛是什么？
　　周瑄璞：文学的真谛就是借助不同主人公的命运，写出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一个写作者，一生都在写自己，不论他的主人公是谁。因为人性是相通的，自我即他人。博尔赫斯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街道和人心相比，人心是坚固的，因为街道会改变，会消失，而人的内心不变。写作的过程就是向生活交付的过程，交付你的青春、胆怯和赤诚，袒露你的卑微、伤痛和无奈，是不断失去又不断获得的过程，不断破损又不断修复的过程，在作品中完全地展示自己，供读者参观人的样本，在你的文字里，你无处可躲。这世上没有一种绝对安全，对自己毫发无损的写作。你能行走多远路程，领略多少风景，赢得多少共鸣，决定你交付的勇气和真诚，决定你向内心探寻的程度。我常常感到，不是我在创作，而是文学塑造了我。写作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塑造自我，清洁自身的历程。一切写作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人生更完善，承受痛苦的能力更强。也就是说，有多高的境界，就会有多大的作品。一个作家，与其说是在写作，倒不如说是在修炼自己的人格。
　　记者：陕西文坛给人们的印象是出大作家、大作品，您怎样看待陕西的文学传统？
　　周瑄璞：陕西作家都有写长篇的情结。据我所知，几乎每个陕西作家都雄心勃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他们正在写，打算写，或者已经写好了等待发表。陕西文坛一直以长篇享誉全国，“三座大山”的称号由此而起。常有青年写作者抱怨，我们出不了头的原因是大树太多，太大，遮住了阳光与水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出不来的原因，还是我们写得不够多，不够好，缺乏前辈那种吃苦精神。
　　《多湾》这部作品，是我向陕西文坛致敬，向陕西前辈作家致敬。
　　周瑄璞口述   我与陈忠实老师
　　● 他与我交换《白鹿原》
　　1993年，我还是公交车上一名售票员，一个文学爱好者。突然听到一个名词：陕军东征。在文学还算神圣的上世纪90年代，这个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大家被这个神圣的词激荡着，颇有点到处逢人说东征的感觉。我周围好几个同事，竟然和我一样，买齐了东征的5本书。经常见到上车来的乘客，看样子不像读书人，却手里拿本《废都》。没有一个城市像西安这样，给作家如此多的关注与重视，陈忠实、贾平凹，人人皆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足够高。
　　2002年夏天，我初识陈忠实老师，拿着买于1993年的《白鹿原》请他签名。陈老师说，“哎哟，你这本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能不能这本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我说，当然可以。再见陈老师时，他送给我的这个版本，是200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量已经是13万册。我请陈老师在书上多写些字，将换书经历写上，陈老师欣然应允，坐在桌前，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的前环，又仔细盖上印章。
　　我慢慢走上写作的道路，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认真研读两遍。突然有一天，在饭桌上，我说，我要写一本和《白鹿原》抗衡的长篇。陈老师淡然一笑说：“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事后，有位评论家老师告诫我，年轻人说话要慎重，你要知道《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的位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知道陈老师写《白鹿原》所下的功夫。这位老师的言下之意是，我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我想，再了不起的作品，也是人写出来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大书，会成为后来者的目标或者标尺，我至于能不能写出，那是后话，但将其作为奋斗目标，总是可以的。
　　● 他介于绅士和关中农民之间
　　我常给刚认识陈老师的人说，你别在意他话不动听，态度不亲热，只要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他总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陈老师善良耿直，淡泊名利，他一方面有大智慧，对人生看得透彻，另一方面又有着跟年龄不相符的天真和质朴，常常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奇谈怪事感到惊讶，“哎呀，做人咋能是这样子嘛？”
　　陈老师的形象，介于欧洲绅士和关中农民之间，我们总强调他的农民身份不全面，他毕竟是知识分子、作家，大量西方名著的阅读对他很有影响，比如他待人接物，日常礼节，餐桌上，见面，告别，通电话，他是绅士风度的，进门女士先请，适当地夸奖恭维女士，分寸把握很好，不卑不亢，流露出天真可爱，保留着自我尊严。总之他是一个尊严感很强的人。尊严不只是来自于名望和地位，在他是用自己的人格、言行，对大家有所帮助、恩惠，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赞美。
　　陈老师虽然面冷，但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人，看看我们身边，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文学上的事自不必说，他责无旁贷，多方奔走，为青年作者、业余作家创造了多少条件，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关于给作家评职称，大家都知道陈老师的那句话：“不要认那么真，尽量给大家都评上，其实就是给作家的碗里多一块肉而已。”想必他更明白，既然是文坛大树，也就坦然接受了前来乘凉的人。
　　有时候，身边的楷模要比远方的更有感召力，近在眼前的前辈们的成就，会给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心生妄念：或许，我也可以达到。我相信，像我一样默默努力、奋力生长，要从大树身边挤出来，够向阳光的，陕西文坛还有不少人。
　　● 他始终关心《多湾》这部作品
　　进入新世纪，文学已经不像当年那么“神圣”，《白鹿原》的神话再难重演。我的长篇小说《多湾》历经8年，终于去年年底在北京出版，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岁末年初京城文坛一个话题。不断有人将其与《白鹿原》对比、评论，还有说法是女版《白鹿原》。
　　当然，《多湾》不尽完美，只是一部“70后”作家书写家族小说的尝试，用女性目光回望近百年中国历史，其得失功过，留待于读者和时间评说。但《白鹿原》对一批又一批如我这样写作者的影响，在陕西文坛后来者心目中的标杆作用，却是永恒的。
　　对《多湾》，陈老师自始至终都很关心、帮助。2007年，《多湾》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消息一见报，他就打来电话祝贺，那口气是真心为我高兴。后来，出版不顺利，他对我说，“不要着急，好好打磨，不论是中国文坛，还是你个人，都不缺长篇，而是缺精品。”书在磨铁公司选题论证时，需要他这个大腕儿写几句推荐语，他立即写在纸上托人捎给我，使得论证顺利通过。就在临终前两天，还又给我写了几句话。
　　4月26日晚，我从微信上将我写给三秦网的一段关于《白鹿原》的文字发给陈老师的女儿，让她给陈老师念一念。因为知道他病重，不能说话。最后一次接到他电话，是去年12月，《多湾》出版，我从北京寄书给他，他打来电话说，“书收到了，祝贺你。”
　　4月27日中午，他女儿勉力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遵嘱转达了你的问候，并把你发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还写了几句话：书出版不久，我即想打电话，无奈失去话语能力，便作罢。后来看到一些评论，评说准确合理，更在深度和独特处。我既失去话语能力，也基本失去写字能力，病害如此。20年前一段文学插曲，你却鼓劲暗下使力，终于获得成功，表示钦佩，更在祝贺！”亲爱的陈老师，这是他给我的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