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3日 星期二
侯德云
来源:辽宁作家网 | 作者:  时间: 2010-09-28


    侯德云(1966.4.13——)男,汉族,辽宁新金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理事。1988年毕业于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现为瓦房店市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州小小说学会赋会长。曾做过记者、文秘工作。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著有小说集《谁能让我忘记》、《手很白》、《简单的快乐》,随笔集《小小说的眼睛》、《自己的事情》等。小小说作品被《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等数十种文集收录。小小说《苦秋》、《冬天的葬礼》、《我的大学》连续三次获得《小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作品奖”。《二姑给过咱一袋面》等10篇作品获得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2002年获中国作家协会与《小小说选刊》联合颁发的“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榜?小小说星座奖”,2003年度被评为“大连市十位有影响的文艺人物”。创作感言:小小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字游戏。



一个作家(侯德云)的思考:纯粹的文学和作家

    一些人说,“文学式微”,其实真正“式微”的,只有所谓的严肃文学。对此感到悲观失望的,也只是那些把文学当饭的和转基因的作家。我倒觉得,这不是坏事。
  作家就是喜欢呆在文学里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作家的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楚。《现代汉语词典》上说,作家是“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好像很清楚,严格说还是让人犯糊涂。“有成就”,怎么衡量呢?写过多少文章或者发表过多少文章,才算“有成就”呢?
  阿城的小说《棋王》里边有个棋呆子叫王一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这段话,一下子驱散了我的疑惑。比照而言,作家是什么?不就是喜欢呆在文学里的人么?而且,呆在里面,通过表达,而感觉到“舒服”,把“什么都忘了”。
  汪曾祺先生为《棋王》所写的评论《人之所以为人》,对此有过议论:“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实证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这就对了。说白了就是一个爱好。有人爱好上山,有人爱好下海,有人爱好打麻将,等等,都是沉溺在一种东西里面,跟爱好文学,在形式上没有高下之分。不同的是,文学中的智慧、思想和知识含量要远远高于上山下海之类,而已。
  《棋王》里边的王一生,反复说“下棋不当饭”,还有一句常说的话,“何以解忧,唯有下象棋。”这就把下棋这件事,完全归拢在精神的层面了。套在文学上,就是不把文学当饭的作家,才是纯粹的作家,像汪曾祺那样,“我就是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不去抢行情,争座位”、“甘于淡泊”。我觉得汪曾祺是比较罕见的沉溺于文学且自得其乐的人。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点,我的老伴劝我休息休息。我说这就是休息。”这是一股劲头。
  沿文学的源流逆水而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明清两代,纯粹的作家比较多,代表性的文体是笔记,几乎都是没有功利性的写作。这是我热衷于阅读明清笔记的主要原因。只有纯粹的作家,才能写出纯粹的文学。相反,那些别有用心的,以文学为工具的,类似于投机政客和商人的写作者,只能算是转基因作家。这样的人,也只能创作出转基因的文学。
  明清之后,转基因的文学多了起来。所谓“新时期文学”里边,也有可观的数量存在。原因之一,就是转基因的作家多,把文学当饭的作家多。周作人说:“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这样的人如加多起来,势必制成文学的堕落。”可悲的是,在他说过这番话之后,文学越发堕落了。
  现在的情形又有所不同。一些人说,“文学式微”,其实真正“式微”的,只有所谓的严肃文学。对此感到悲观失望的,也只是那些把文学当饭的和转基因的作家。我倒觉得,这不是坏事。
  纯粹的文学是心灵的需要
  由春秋至战国,国运不振,道德衰败,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文学。那些有表达嗜好的人,无拘无束,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观点,阐述自己最想阐述的思想,无意中形成了一次“诗言志”的时代潮流。
  我说“纯粹的文学是心灵的需要”,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境况,是“诗言志”。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满足倾诉的欲望,或者说是满足自己的“精神诉求”,同时没有任何顾虑。
  周作人说,到了唐朝,文学走上了“载道”的路子,好作品就少了。他评价韩愈,“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的,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宋朝的情形也差不多,陆放翁、黄山谷、苏东坡这些人,用周作人的话说:“他们所写下的,凡是我们认为有文学价值的,通是他们暗地里随便一写认为好玩的东西。”在周作人眼里,当文学服从心灵,而不是服从别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好作品才会出现。这个观点很可能引来无数批评之声,但我是赞同的。
  我承认自己是袁中郎的追随者。不仅是我,不少前辈作家也深受笔记文学的影响。典型代表是汪曾祺。他的小说,几乎都是笔记体。虽然在建国初期也写过几篇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写过“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样板戏”,但他的代表作品,都是服从心灵需要的,都有笔记文学的特征。他的散文、评论也是如此。另一个典型代表,是写过《棋王》的阿城。阿城后来不写小说了,写随笔,给传统的笔记文学融入了很多当代的元素,算得上是发扬光大。
  评论家谢有顺说:“我个人一直是喜欢这一类文学的。有生命的投入,有精神的苏醒,有自我的觉悟,有悔悟的心灵。”我的理解,他所指的,也是那些纯粹的文学。王国维赞李后主词,说“不失其赤子之心”。换个说法,就是没有偏离心灵的轨迹。纯粹的文学,都是心灵的回声。
  作家的表达方式
  大而言之,作家的表达,有两个层次:一则,是表达事实;二则,是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和情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就像说话,想说,你说就是了。但怎么说,却是一个大问题。每个作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一种表达方式,也是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像明清笔记那样,像汪曾祺、周作人那样,用简洁平常的语言,来表达心灵的躁动。这涉及到语言问题、技巧问题,也涉及到“主义”问题。
  先说语言。传统的文人,或者说古典的文人,都是非常重视语言的。言之长短,声之高下,都相当讲究。苏东坡有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汪曾祺曾经感慨:“言到平淡处甚难也。”是掏心窝子的话。
  《西方正典》的作者,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子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投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也是把语言放在首位的。对此说法,我大致赞同。但不赞同最后几个字,“丰富的词汇”。西方评论家常有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喜欢统计作家使用的词汇量,似乎词汇量越大,这个作家也越大。这是扯淡。语言的美德,是准确和生动,跟词汇量的大小无关。
  关于技巧问题,我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我不大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在文学的各种体裁当中,小说,是比较依赖技巧的。其它文体,散文,随笔,评论,要的是作者的智慧和见识,跟技巧牵扯不大。
  再就是“主义”问题。我们的“主义”似乎太多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什么后现代主义,把文学打扮得像巫婆一样。话虽这样说,但我并不反对“主义”的存在。一个作家,选择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但不管什么“主义”,都得好好说话,都得说人话。有时候读某某作家的作品,我立马犯糊涂,觉得对方好像跟我不是同一个物种。
  写文章跟过日子有点相似,还是踏踏实实的好。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愿意走汪曾祺的路线:“真诚地写出自己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当下的文学
  关于当下的文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辽宁日报》曾经发起一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讨论。由于各种说不清的原因,我没能及时关注这次讨论。我是后来读到评论家王晓峰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这回事。同时知道,这次讨论声势浩大,许多重要的文学报刊和门户网站都参与进来了。
  王晓峰在《当下中国文学形势一派大好》中说:“当下的文学现实是,传统文学仅仅是当下文学情势里小小的部分……而在‘新媒体’(主要是数字化媒体)背景下的新的文学方式,比如网络文学,以及过去偏居文学一隅的流行文学像部分都市文学,还有由‘普通作者’所创作的‘自费文学’等等,都理直气壮地浮出了当下文学的水面,构成了浩大的文学景观。”
  我同意王晓峰的观点。我觉得当下的文学里面,非功利性的服从心灵需要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好事,这是文学繁荣的一种重要标志。我是一个基层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在我身边,不少文学爱好者,几乎主动放弃了向纸媒投稿。他们写作,然后把作品放到自己的博客上,跟另外一些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乐此不疲。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达不到纸媒的发表水平。有时由于某种需要,我会把他们的作品收集上来,然后向纸媒投稿,结果是大部分都能发表。但他们的兴奋点好像不在这里。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文学界的思考。还有“自费文学”,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
  谢有顺在《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一书中,对“自费文学”颇有愤愤之词。他说:“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有些作家,自己花一些钱,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
  我对谢的态度感到特别不理解。“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局外人,你怎么知道那些“自费文学”就没有知己呢?就没有“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呢?
  严格说来,“自费文学”可谓源远流长。不说太远,明清笔记,差不多都是自费刻印的。鲁迅的作品,不是也有自费印刷的么?出版方式,跟作品内容,是不搭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在我眼里,“诚挚”的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学,两者是一回事。而纯粹的文学,其存在价值,是远在转基因文学之上的。
  面对当下的文学,我最想说的是:如果能取消所有干扰文学秩序的因素,比如不严肃的评奖、专业作家体制、无原则的市场炒作、广告式的评论,等等,文学的环境会更干净,一派大好的形势,就会更加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