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随笔：新诗的自由和不自由

黄文科

    新诗也称过自由诗，之所以也被称为自由诗，就在于它完全不遵循中国古典诗歌句数、字数、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求，追求诗体的自由和彻底解放，也在于摆脱形式上的枷锁从而获得自由、个性解放和回归现实的新诗意，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欲现代精神品质的历史使命所在。正因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新诗一直有自由诗的称谓。历史往往因为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所共同创造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新诗的规划因为胡适之偶然。胡适自由体诗歌、意象诗歌和象征诗歌获得了灵感，将新诗创立的艺术原则放在摒弃古典诗歌的彻底的诗体解放上，没有能力从语言、解构、诗意进行更充分的规划，虽然因为不摒弃古典诗歌样式，新诗就不可能取得合法的地位，如果胡适规划充分，可能新诗会少走很多弯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自由五四之后多么宝贵的民族品质。同样，自由对于新诗来讲，也是新诗人获得心性解放追求不断创造的多么宝贵的品质呀。
    新诗人废名似乎发现新诗为什么是自由诗这个秘密，废名说：“我发现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 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所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废名发现了新诗的底线是“诗歌的内容”是诗意的，语言和形式都可以散文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诗歌的欧化问题、散文化问题一直困扰诗坛，诗意的自由获得，是以语言、形式的无限自由而获得的。想来可能是诗人驾驭能力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程度，虽然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们都对“自由”进行了反思和补救，但是“自由”潮流不可阻挡。所以一味自由或无限自由的所造成的艺术难度降低，新诗一直在诗与非诗的艺术底线纠结。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新诗首先是自由的，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新诗更是不自由的，所谓的白话诗剩下了白话，自由诗剩下了自由，口语诗歌剩下了口语，便是一味自由和无限自由的后果。前些年，诗人赵丽华因为“尝试”降低难度写作被网络讥为“梨花体”。去年诗人车延高也因降低难度“试验”，被网络讥为“羊羔体”。网络虽然有以偏概全的炒作，但是关于新诗，大众审美心理有一个不能容忍的底线，那就是糟蹋新诗使新诗非诗的底线，不能容忍用打回车键的“口水”诗歌来糊弄。诗评家王珂指出：“不可否认，新诗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人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语境，要提升诗歌艺术的标准，要追求新诗的传统型、现代性和当下性的同时在场，要建构属于自己的诗歌艺术体系，要提高诗歌写作难度，在“不自由”中追求艺术的“自由”或“大自由”。
    自由是可怕的，自由有可能使人随意而为之使之无知者无畏并不感到可怕。不自由是可怕的，不自由有可能成为设定规则之奴婢并陶醉在其中而不醒悟。我的新诗自由观是首先是追求心性的自由，其次在设定不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大自由，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自由是自由的不自由，自由是自由和不自由共同构筑的“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