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时候,权力需要艺术的群星拱卫。但问题在于,权力的持有者终将流失于时光的沙漏,上一刻的高山仰止,下一刻,流沙湮埋,不知所终。
水中花
西元1637年,扬·范·戈因41岁。作为一名还算成功的画家,早在六年以前,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画室。虽然算不上耀眼的天才,但他技艺娴熟,洞察力也足够敏锐。生活本来可以这样优雅而平静地继续,但是灾难訇然降临,过去的世界一去不返——他破产了。
故事始于一个关于郁金香的、老掉牙的神话。
郁金香的原产地,据说是在中国的天山山脉。穿过丝绸之路和声声驼铃,它经由土耳其进入奥地利,之后蔓延往西欧。到了16世纪的最后几年,它抵达强盛的荷兰,并在这里找到了钟爱它的水、土壤和空气。
经过人工培育,人们发现,郁金香美丽的变种其实源于其球茎中的病毒突变。这些罕见的花色开始盛开在富人们的花园和贵妇人的胸前,成为时髦和财富的展示品。嗅觉灵敏的商人们随即开始囤货,郁金香价格的上涨则唤醒了大众的投资热情。当最初的一批投资者赢得了巨额回报,人们忍不住惊叹:那沉睡的花球,竟然隐匿着一条宽广的财富之路!不到一个月,一只原价1000元的郁金香球茎,直线飙升到2万元。而在巴黎,一只郁金香球茎的价钱,相当于110盎司黄金。谁能抵挡住暴利的引诱?荷兰本土以外的欧洲商人也纷纷蜂拥而至,大量外资源源涌入,让郁金香交易市场一派烈火烹油。
万人齐声歌唱……它汇聚的巨大能量,转化为裹挟人心的滚滚洪流。没有例外,扬·范·戈因也投身其中。这个曾经的补鞋匠的儿子,自漫长辛酸的学徒生涯中脱颖而出,他知道财富和成功最青睐的,是大胆的冒险之徒。他庆幸自己遭遇了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眩目的神话就在眼前诞生。与每个荷兰人一样,戈因相信郁金香的价格会一路涨下去,而无论怎样惊人的高价,总会有人接手。事实差不多也是这样。到了1637年,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达到了6700荷兰盾。在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荷兰人45年的全部收入,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的一幢河畔豪宅。
一株花昂贵到这个地步,一小部分理智的人开始出售他们的花球或合约——这合约,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1637年新年刚过,郁金香创造的崭新纪录随即跌成断崖。一旦有人急于出售,所有人的信心都开始随之崩塌。几乎是一夜之间,炙手可热的郁金香交易降至冰点。
击鼓传花游戏宣告结束。手持花球的人,呆立当场——他成为那个出列的受罚者。
画家戈因未能在洪流坠崖前及时脱身。他不得不抛售自己的画室和画作,以偿还所欠债务的一小部分。在此后的19年里,他身居陋室,每一天都在疯狂作画。最终,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催生了一朵奇异之花——当他在60岁上告别人世,已经完成了1200幅油画作品,以及1000多幅手稿,成为人所共知的高产画家。
他尤其擅长画水。那些深深浅浅的水域,阴郁的天空和云彩倒映在水里。围绕在水畔为生计奔忙的人群,远方教堂的尖顶,伸展着长臂的风车……是的,就好像一个折射或隐喻——这些画作,从他落笔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是属于他的。
这真是一个吊诡的结局。
迷人的幻象怎样从一朵花开始?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里,记录了一场类似的人间幻景: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白昼。贝勒·波拉号护航舰正在外海巡游,寻找此前的一场风暴中失踪的波索号巡洋舰。突然,值勤兵有所发现。沿着他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护航舰当即放下一条船前去营救。接近目标的时候,参与营救的所有官兵都看见,“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当到达目标,他们目瞪口呆:所谓的木筏和遇难的士兵,只不过是从附近海岸上漂流过来的几根树枝。
“海市蜃楼”无法用来解释这样的经历。因为所有的人不仅同时出现了幻视,还同时出现了幻听。
古斯塔夫·勒庞由此得出结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中的个人,会进入一种类似于被催眠的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他同时断言,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
但是为什么,虚幻的郁金香泡沫出现在荷兰,而不是其他地方?
身为弹丸小国,17世纪的荷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船队,并以此垄断了世界航运。但除却造船之外,荷兰的其他工业并不发达。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建立在商业上的帝国——与植物一样,狂热的大合唱需要适宜它萌生的土壤。
法国科学家让约翰·法伯则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若干条松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让它们首尾相接成一个圆环。松毛虫们随即开始一个接一个绕着花盆爬行,一圈又一圈,整整七天后,又饿又累的松毛虫悉数死去。而一直到死,它们中也没有哪一只,稍微向花盆的不远处探过身去——在那里,实验者早已为它们备下了美味的松针。
另一场电视节目更令人羞愧。三位演员在餐馆就餐,按隐藏在暗中的拍摄方的要求,他们逐一穿上雨衣,戴上墨镜和古怪的帽子,然后依次给邻座的就餐者喂食,甚至,站起来做几个舞蹈动作,大声对面前的厨师说一句:“这面条真难吃!”结果,尽管犹疑,每一位被蒙在鼓里的食客都照做了,其中还包括一名老外。他们以为,这是该餐馆一种特殊的就餐仪式。只有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孩略显迟疑,但在同伴的催促和鼓动之下,她屈从了。
当万众合唱,你怎能保证自己,及时而从容地,抽身出列?
一次又一次,我们越来越像……一群悲壮而可笑的虫子。
合 唱
公元1792年4月25日,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上空,夜幕低垂。但黑暗并未驱散这座城市白昼里异样的激动和不安,恰恰相反,像饱胀的浆果被投入密闭的酒坛,隐蔽的发酵酝酿着即将喷发的火山。而在布罗格利广场近旁的市长府邸里,正在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告别酒宴。
五天之前,路易十六国王经过数月的观察和摇摆,终于决定与他的大多数臣民一起,向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正式宣战。这条爆炸性消息在路上走了整整五天,终于抵达斯特拉斯堡。闻讯赶来的市民们很快挤满了市区的各个广场,听迪特里希市长朗读宣战檄文。一片热血沸腾的欢呼……士兵们整装待发,立誓为王国和自由而战。
新召募的军队正式编成之前,原有的法国正规军兵分三路,由吕克内元帅率领的莱茵军,拥有三万五千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即将开拔巴塞尔和魏森堡防线。这天晚上,市长家里举行的酒会上,受到邀请的,正是莱茵军将领和全体军官。在军官们中间,工程师出身的鲁日•德•里尔上尉并不起眼。只有小范围的朋友们知道,这位现年32岁的鲁日上尉,同时还是一位文艺青年——虽然写下的诗行和歌剧从未被刊印或上演,但就在半年以前,举国的人们都在庆祝宪法颁布,鲁日上尉也写了一首颂歌,经乐师谱曲,列入广场演出的合唱节目。所以,当迪特里希市长一眼看见鲁日上尉,大脑中灵光一闪,他随口询问上尉,是否愿意谱写一首战歌,为即将出征的莱茵军将士们壮一壮行色?
鲁日上尉当然慨然应允。
这场酒会结束时已过午夜。作为法兰西的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与东面的普鲁士王国只隔一条莱茵河,河对面的敌军战车在静夜里轰隆隆驶过,战争已近在咫尺。穿过黑暗中的街道返回住处,鲁日与一队换防的士兵擦肩而过。当他铺开草纸,白昼广场上的欢呼还固执地盘旋在他的脑际,迪特里希市长和军官们激情的演讲又在胸腔里翻滚不止。从两三年前就开始在日夜累积的情绪幻化成跳荡的音符,争先恐后地从他的笔端奔涌而出……不,实际上参与创作的,并非鲁日上尉自己,还有那俯瞰人间的上帝和陌生的神灵。或者说,在这一天夜里,鲁日上尉的灵魂接通了宇宙中某个早已成型的乐章,他只需飞快地捕捉到它的影子。整个过程历经三个小时,在黎明到来之前,全部歌词和乐曲已谱写完毕。
十几个小时过后,还是在迪特里希市长的家里,这支刚刚诞生的军歌,完成了它的第一场公演。迪特里希市长出众的男高音将它从容演绎。客人们礼貌地鼓掌,向作者和歌者送上得体的赞扬。
几天后,莱茵军正式出发奔赴前线,这支《莱茵军战歌》在斯特拉斯堡的广场上由军乐团演奏,使鲁日上尉的劳动获得了小小的回赠。按照此前的约定,这首歌被抄送莱茵军的将军们,但是包括吕克内元帅在内,并没有谁真的有暇顾及这文艺腔的细小插播。至此,一支歌完成了它早期的亮相,它的音符似乎戛然而止,在广场上空快速散尽。
此后的几个月里,时局变幻。正式开战只不过两个月,浪漫的法国人就尝到了挫败的滋味儿。普奥联军渐次深入法国腹地。身为联军总司令的不伦瑞克公爵随即发表宣言,声称如果法国国王和王室受到侵犯,就要对巴黎进行“军事惩罚并全部毁灭,处死暴徒以惩其罪行”。这份不合时宜的宣言激怒了几乎所有的法兰西人民,和其他各个城市一样,在法国最南端的马赛,也迅速集结起一支500人的国民卫队。6月22日,这500名热血男儿聚集在俱乐部里,享受为他们举行的送别晚宴。酒酣耳热之间,一个名叫米勒的医科大学生突然放下酒杯,站起身,开始大声唱起一首歌来: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压迫着我们,
祖国大地在痛苦呻吟。
……
全场屏息,继而响彻掌声和欢呼。歌声点燃了500名男儿胸膛里本已灼烫的血液,掀起山崩海啸的激情。一遍又一遍地,这支歌从独唱转为合唱,高亢的歌音摇撼着寂静的南方之夜。越来越多的马赛人涌到俱乐部门前,倾听着,不由自主地加入合唱队列。
十天后,这支歌伴随500名新兵自马赛出发,一路向巴黎挺进。歌声沿途撒下的火种随即蔓延往四面八方,呼啦啦点燃了整个法兰西。没有人去探询它真正的始点,人们开始叫它《马赛曲》。而在此之前,就连它的作者也并未意识到,这首歌,它并不适宜彬彬有礼的演奏和歌唱;它需要在行军的队列里,在千万人的合唱中喷薄出压倒一切的力量。
这也是艺术史上罕见的时刻:一件作品抛弃了它的作者,而且几乎是,彻底地。
局势变化得太快了。和迪特里希市长一样,鲁日上尉无法接受路易十六国王被废黜的结局。而革命仍然是一场盛大的合唱,它滚滚向前,势不可当。鲁日拒绝加入这样的合唱队列,但他反对的声音是如此微弱;他很快被解除军籍,投进了监狱。至于迪特里希市长和吕克内元帅,则与路易十六国王一样,被推上了断头台。那首原本是献给他们的战歌,正在法兰西上空嘹亮地飘荡;只不过,它已隶属于一个与他们完全相反的世界。
到了1836年6月26日,鲁日•德•里尔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如同一只蝼蚁倒在尘埃里。直到1915年7月14日,亦即《马赛曲》被确立为法国国歌整整120年之后,人们重新在记忆中翻找出鲁日的影子,并将他的尸骨移葬荣军院。
别以为你创造出了耀眼的作品,就可以分享它的光荣。比如这一次,像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辰,一首歌直到许多个光年以后,才终于把它的清辉,有限地播撒给它泥土般卑微的作者。
狂想曲
这张脸几乎堪称清俊,带着书生特有的忧郁和斯文。人到中年的上下眼睑呈现些微的浮肿,暗示心脏或肾器官藏有隐疾。双唇紧抿,下唇依稀向上方用力,我试着模仿,感觉牙齿间咬合得异乎寻常。
总的来说,这是一张让人疑惑的脸。纵使忽略掉它后面的大脑沟回间飘荡出来的2000多首乐曲,你仍会生出隐约的不安,就好像……面对一座表情清冷的火山。
这个原名李云龙的农家子弟,与《亮剑》中李幼斌扮演的男主角算是同时代人。1937年夏天,当屏幕上的李云龙们奔赴抗日战场,更名“劫夫”的李云龙已经在两个月前抵达延安,加入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虽然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科班训练,但除了填词和谱曲,他还可以兼绘宣传画。简短言之,这个从此叫做李劫夫的人,在延安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包括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如果我记得没错,这首歌曾经出现在我小学时期的音乐课本上。
或者,截止于七十年代,每一位在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都注定会与他发生或多或少的交集。隐身于音符背后,他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他也确乎曾经距离我很近——“文革”开始之前,他在沈阳,担任音乐学院院长。当浩劫开始,身为“走资派”中的一员,他将被打倒、批斗,乃至抄家和监禁。但是也许,他创作的那么多曲子感召了冥冥中的人心,在灾难启动之前,一队造反派将他护送到北京,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生逢乱世,他从此频繁往来于北京与沈阳之间,寻求来自权力中心的庇护。
他开始为领袖的每一首公开发表的诗词谱曲,甚至,为“语录”谱曲。
生硬,滞涩,缺乏韵律,“语录”天生就不适合与音乐为邻。在世界艺术史上,这无疑是一桩古怪的尝试。就好像,把金属和丝绸嫁接到一起。在这里,每一个汉字都异样坚硬、沉重、致密,而音乐需要弯曲、折叠,完成一次不可能的包裹作业。如今,作为一个得过且过的写作者,我将这场劳动理解为一连串诘屈聱牙的命题作文——偶尔一两篇尚可勉强应对,但这场艰辛的考验简直无穷无尽……但是或许,我过虑了。他熟极生巧,像网游高手迷恋上别人望而却步的高难度游戏。
如果仍可以称之为艺术,这种结合,是否应该归功于人类疯狂的想象力?
也有可能,一个人距离权力的中心越近,他就越发震惊于它难以抗拒的热量和引力。当眩目的光源催生出幻觉,他看起来几乎是身不由己。
这期间,一件大事降临到李劫夫的身上,带来了当时的荣光和此后的致命灾祸——他得到了林彪的接见。
但如果细究,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笑谈: 林彪的夫人叶群委托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的夫人帮忙,为女儿林豆豆物色一个可靠的未来夫君。而黄夫人与李劫夫的妻子张洛往来甚密。张洛随后在她工作的沈阳文联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并得到了叶群的首肯。但身为国家副主席,林彪如何才能体面地约见自己的未来女婿?于是由叶群策划,林彪出面接见著名音乐家李劫夫;而作为林家待选女婿的年轻男子,则充作李的随行人员。
这样的场面堪称中国官场的绝妙隐喻——关于登场与幕后,关于目的与理由,关于堂皇与滑稽。
但经过此番同台演出,李劫夫的感受大约已有所不同。彼此心照的私密有助于拉近双方的距离,或许李劫夫觉得,他的一只脚,业已踏入了林氏的幕府。
因为不久,他便将林彪所作的《重上井冈山》谱上了曲子,然后敬献给叶群。
但他艺术家的想象力随即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最初他得知一架飞机在外蒙古坠毁,坠机人身份神秘。到了十月国庆日,高层每年例行举办的庆典活动罕见地取消了,而毛泽东则始终不曾公开露面。他开始猜测毛已生命垂危,而林则顺利地执掌大权。这样一想,他认为有必要抢先一步,为林彪的执政仪式创作一曲精彩献礼。但他刚在纸上写下《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标题,便被妻子发现和劝阻。遵循经验,他们谨慎地烧毁了那张写有标题的纸。
然而噩运仍然接踵而至。作为林彪余党,他们被关进“学习班”反省问题。更糟糕的事随即发生了:持续的高压之下,张洛开始出现幻觉——她认为管理人员在她的饭菜中投放了致幻剂,而在药物作用下,她已没有力量隐瞒任何秘密。就这样,那张早已烧毁的标题草稿,构成了一件重要的物证,坐实了李劫夫“投靠反革命”的严重罪行。
问题是,此时的张洛,精神已轻度失常。她的供述,是否来自幻觉和臆想?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
他此前创作的2000多首歌曲,包括领袖的诗词歌和语录歌,一夜之间,全部成为禁区。
到了1976年12月,“四人帮”倒台已经两个月有余,仍困身于“学习班”中的李劫夫,心脏病突然发作,与世长辞。
结局喑哑,曾经的榜样被抛出合唱队列……掌声响到半路,尴尬的观众们手足无措。
他们说,这是一个红色音乐家的命运。但是显然,他未能像聂耳和冼星海那样善始善终——难道仅仅是因为,聂、冼二人的生命过于短暂?而对艺术家来说,所有的标签都只不过身后的花环,于艺术本身固然无益,但也并不能构成损毁。
在某些时候,权力需要艺术的群星拱卫。但问题在于,权力的持有者终将流失于时光的沙漏,上一刻的高山仰止,下一刻,流沙湮埋,不知所终。
而艺术,是否仍可以就此抽身而出,去拥抱永恒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