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笔名叔牟，本名蒋壁厚。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总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2011年11月12日，获得"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

作品欣赏：

    2015年，92岁的屠岸和80岁的金波联袂出版了《诗流双汇集》，包括屠岸的译诗和创作的儿童诗结集为《窗 里窗外》。两人互相评点，妙趣横生。其中，屠岸精选了40首英美经典诗歌的译作，同时还为孩子们新创作了10首儿童诗。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赞叹：“他们 书写的每一个文字，都有跳跃的质感和递进的声音。”
　　“屠岸是执著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 诚挚的童心。”这是洪子诚、刘登翰在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中对屠岸的评价。的确，已年过九旬的屠岸仍觉得自己的心态是年轻的。尤其每有新诗，甚 至会手舞足蹈。
　　拜访屠岸，这位儒雅敦厚的长者谈及对翻译的理解，谈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诸多经历，令人感佩。他那么平静温和，却似黄河涌入大海，历经大风大浪却显出波澜不惊的宽厚与深邃。
人文社改变我的后半生
　　1973年1月中旬，49岁的屠岸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通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他有些喜出望外。他喜欢诗歌，很想到诗歌组，但人事处通知他到现代文学部做副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该社副总编、总编，党委书记。
　　屠岸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79年春天，党委委员屠岸建议由人文社出面召开一次会议，希望通 过召开座谈会确立文学创作的发展导向，副社长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商量后同意这个建议。连续开了六天“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很多有影响的小说作家都 参加了。王蒙、刘心武、谌容、蒋子龙、冯骥才、宗璞、焦祖尧、陆文夫等等都到了。当时，孙颙的《冬》、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和竹林的《生活的路》这三部 小说在编辑部有争论。最后决定，写出内容梗概，请茅盾来做指导。茅盾当年已经83岁，坐着轮椅到会场，他看了小说梗概后说，这三部小说内容都可以写，看怎 么写。这为此后的小说创作指出了方向。
　　屠岸用“炸锅”形容当时的会议氛围。“文革”中大家被压抑得太久，对于新时代新环境中怎么创作，交流得很热烈。在这个会议上，屠岸发言提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他说，实践已证明“文革”是一场浩劫，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否 定，等等。在1979年初，敢这样说的人还不多。后来韦君宜告诉屠岸，有人说，屠岸放了一颗炸弹。
　　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屠岸，其实有果敢大胆极具魄力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决定引进台湾作品，当时在出版界属于开先河，《台湾小说选》《台湾诗选》先后出版，紧接着省一级的出版社也跟上来，大陆和台湾的文学交流形成热潮。
　　在老编辑何启治的印象中，屠岸的品德和贡献在他所接触的几任领导中有独一无二之处。首先是在文学艺术的造诣和著译作品的成就方面。屠岸是诗 人、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家和学者型的编辑家，他还爱好话剧、电影、绘画和书法。其次，在看重亲情，创建和谐、亲密的家人关系以及在继承发扬传统伦理道 德方面，他也堪称楷模。从2003年元旦开始，他家多年定期举行“晨笛家庭诗会”，家人谈诗论诗，从中国新诗开始，以诗人为单元谈，从胡适、鲁迅、徐志摩 等谈起，直到艾青、臧克家……有人主讲，有人议论，然后朗诵诗人的代表作，亲情浓浓，其乐融融。这样的家庭聚会，也是独一无二的。
　　从1979年起，屠岸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1年4月17日下午，屠岸到韦君宜家，韦君宜跟他谈社领导班子的问题。韦君宜说， 她已经64岁了，出版局同意给她两年创作假，但要她找到人接替总编辑职务。她说经过跟领导多次协商，让屠岸来挑这个重担。屠岸力辞，说：“我可以跳单人 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我没有能力做导演来指挥全局。一定要让我牵头，就会给事业带来损失。”韦君宜说：“比起我1960年到社里的时候，条件 好多了。我是从青年团系统来的，对文学编辑一点不懂。社长文井同志又不上班。我就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绝对干不了。周扬说，不会就学。没法子，赶鸭子 上架也要干。这样，就干下来了。”最后，韦君宜还给屠岸提了一条意见，要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屠岸只有接受组织安排，先担任常务副总编辑，1983年任总 编辑。同时担任该社党委书记。上任之初，屠岸就在社务会上公开讲，领导班子要团结。他知道人文社总编辑不好当，必须小心谨慎，诚惶诚恐。
提倡翻译批评
　　1946年屠岸看了郭沫若的《沫若译诗集》后，觉得郭有开拓性，但是有译得不准确的地方。50年代人文社再版《鲁拜集》(波斯诗人奥玛尔· 哈耶姆原著，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英译，郭沫若中译)没有修订，屠岸就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人文社编辑部，提出批评意见。过了一阵子，屠岸在长安大戏院观剧时 见到郭老，问他有没有收到信。郭老很和气，说收到了。但他不太赞同屠岸的意见，说“酡”的意思就是脸有点红。屠岸说：“‘酡’这个字我懂。那首诗的原意是 夜莺唱‘来酒’叫蔷薇花喝酒，夜莺自己把面颊变红，并不是如您译的夜莺唱歌把蔷薇的脸儿唱酡。”郭还是笑笑，没有肯定屠岸的批评。
　　不久，屠岸就收到人文社转来的信，信是郭老写在人文社编辑给郭的信上的批语。郭老用毛笔写道：“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但菲茨杰拉德是意译，既然他是意译，那我也就不改了。”按屠岸的信批评郭老译错多处，不止一个“酡”字。
　　屠岸说，自己性格中有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是稚气、狂妄。后来，狂妄的方面被磨掉了。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太认真，太较真儿。李岳南翻 译的诗集《小夜曲》许多地方译错了，他便写了《译诗杂谈》投给《大公报》在1948年发表了，一点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李岳南，也批了其他名家，包括李唯建、 胡适、朱湘、袁水拍、高寒(楚图南)等。屠岸此后又写了《译诗杂谈》(二)，也在《大公报》发表了，批了徐志摩、傅东华，还批了周作人。当时有人说，周作 人有学问，可以让他翻译希腊的文学作品。屠岸说不对，他是“汉奸”，这点屠岸至今也不予原谅，但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未尝不可以让他做翻译工作。
　　屠岸和翻译家方平的结识是由于笔墨交锋。1950年，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在译后记里提到所见一些零散莎翁十四行诗的汉 译，其中有方平译的两首，指出其中的不妥处。1951年，时任出版总署主办的《翻译通报》主编董秋斯给屠岸转来一篇方平写的文章，对屠岸的译本提出批评， 指出翻译上的多处错误。董秋斯问屠岸，方平的文章能否发表。屠岸看到批评文章有些紧张，写信给方平，问文章能否不在刊物上发表，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集》马上要再版了。他把方平的文章附在书后，同时可以改正错译，并向方平表示感谢。方平不同意。屠岸只好向方平建议，将批评中批错的地方改过来。最后发表 的文章都批得对，没有批错的。
　　屠岸说，当时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他终于说服了自己，应该“闻过则喜”。方平虽然批评了自己，但书稿经过改错，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后 来，90年代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翻译研讨会上，屠岸就翻译批评问题发言，主张“大力开展批评，以改进翻译质量。批评不会使人对立，处理得好，批评者和被 批评者会成为好友。”他举的例子就是早年方平对他的批评，他和方平不打不成交。在会上，方平表态说，批评是可以的，但我的态度不好。
翻译之路
　　屠岸说自己的成长受父母影响很大。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必须爱国，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则主要是母亲的影响。母亲是常州人，出身书香门弟，早年 当过教师。屠岸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母亲就教他读《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她规定我读三十遍，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她又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唐 诗评注读本》，让我用常州吟诵吟唐诗，她总是自己吟，等于示范性吟诵。没有耳提面命，但我听熟了，而且心灵受到很大震憾，那种梦境般的吟诵，直到今天还在 我耳边回响。”先是诵读文章，后来是吟诵诗歌。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常州吟诵。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将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及杜甫的《秋兴八首》、李白、白居 易、陶渊明等人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世纪90年代，屠岸翻译的《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不止一次说过对美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 济慈诗歌情有独钟的原因：第一，济慈22岁得肺结核，屠岸也是22岁得肺结核。在解放前，没有特效药，肺结核是不治之症。他得病之后感觉和济慈的处境非常 相似，想到可能遭受到和济慈同样早夭的命运，因此在感情上就时常受济慈的打动。第二，济慈和屠岸有相似的美学观点。济慈在《希腊古瓮颂》里讲到“‘美即是 真，真即是美’——这就是/你们在世上所知道、该知道的一切”。屠岸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济慈这两行诗成为屠岸的箴言。随着时间推移，屠岸后来对济慈诗歌的 爱好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屠岸同样也受很深浸染。1941年，他还是高中生时就写散文诗投稿。1938年写出第一首旧体诗，题目是《客愁》：“落 叶满沙坡，长空铁鸟过。天边雁影断，江上客愁多。秋老悲红树，乡心感棹歌。??迷雾漫，桅影撼深波。”那时屠岸主要还是写白话新诗，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 影响较大。他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对古诗，他说：“中国诗人我更亲近杜甫，也喜欢李白。我小时候 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抗战时我与家长从常州逃难到武汉，又逃到广州、香港，颠沛流离。因此杜甫的诗对我更加亲切，杜甫历经安史之乱，也是一路逃难， 读他的诗好像是读我自己的经历。”
　　关于翻译，屠岸有一个观点：“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以他几十年的翻译经验，翻译应 该是轻车熟路，但实际上他的翻译速度很慢。屠岸说，自己翻译诗歌一般先看诗歌原文，仔细阅读原文好几遍，再进行翻译。济慈的诗早在40年代就翻译过了，但 数量不多。80年代人文社外文编辑室负责人任吉生约屠岸再译济慈，他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了《济慈诗选》。他认为，翻译诗歌要凭感悟，要有体会，要渗透 到原作的精神中去。一般一天或者大半天可以译成一首，当然是较短的，比如十四行。翻译长诗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他会把译成的诗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审视翻 译得是否满意，再进行修改和润色，过些天可能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工作。有时会发现修改的译文不如第一稿，那么就再改回去，直到满意为止。
　　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为人处事，屠岸都崇尚真善美。可是生活中人们的人品和文品往往是不统一的。屠岸说，人品和文品有时不能完全画等号，但有 密切关系。张爱玲有才华，但是她在政治上是有缺陷的。中国的女作家里，屠岸佩服萧红、林徽因、丁玲，她们有才华而且爱国。他说，有些人人品不好，但不涉及 民族大义，比如英国作家培根，他的哲学散文非常有名，但人品不好，他踩着有恩于他的人向上爬。屠岸去英国访问时，拒绝在培根的塑像前留影。
　　屠岸说，诗歌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寄托。他最喜欢济慈的三首诗《秋颂》《希腊古瓮颂》和《夜莺颂》，到现在他还能够流畅地背诵这三首颂诗。晚 上睡觉之前，屠岸常在心里默念这些诗，慢慢地进入梦乡。济慈的英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杜甫的《秋兴八首》、李白的《梦游天姥 吟留别》都能默背，背着背着就睡着了。
　　女儿问屠岸来世希望做什么，他说，“还是做诗人。缪斯是我的上帝。我不会当小说家。爱画画，想当画家，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如果是当动物，最好变成一只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