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巧不如家什妙。所有从事过技术或手艺行当的人,都懂这个道理。不具备一定的设备条件和手段支持,即便是行业高手,在具体问题面前,也会一筹莫展。比如,对于电话维修人员来说,没有机房的人为你测试线路,你就无法断定电话不通,到底是话机的毛病,还是线路的故障。
我在电话所学习期间,除去在楼上机房的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楼下的维修班度过的。快退休的董师傅教过我怎么看图纸,他是山东人,留着稀疏的短胡子,长寿眉已有些花白。他的花镜是窄方形的。他用山东话向我描述着面前图纸的意义,还不时用圆珠笔在白纸上画一些补充图示——我听那些电学理论,远没有学具体操作来得快:他慢条斯理地把一部电话机打开,告诉我里面的电圈和电铃是如何工作的,并说如果拨号不准,很可能是它们之间的弹片变形了。说着就用扁嘴钳子,去校正那个弹片。他的那个动作,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我修好的第一部电话机,就是那么完成的。好像就是事隔不久,分厂有人报修,说是守卫的电话出了问题。当时屋内的其他几个师傅都出去干活了,就我和董师傅在。他说:你去看看吧,不好处理就拿回来修。我就把董师傅的全套工具披挂在身,兴冲冲蹬上自行车,直奔厂东头的分厂。守卫的那部电话机,上去一试,就发现是号盘不准,我心里就有底了。按照董师傅演示过的套路,用螺丝刀拆开电话,再用扁嘴钳子去校正弹片——不同号码的声音长短,是不同的,我可以想象每拨一个号码,此刻机房继电器的“铁老鼠”就会嘎嘎响地爬一格。不同的号码,“铁老鼠”的爬行高度,也是不同的。对于机械拨号盘的那种脉冲节奏,也很难用量化的东西去测定,最后靠的还是经验和感觉。
第一次一个人在现场修电话,哪里有什么经验——很快修好了,说明自己还是具备干这行的感觉和运气的。
从记事起,我就很羡慕黄房子的老邻居顺来大哥——他腰里总挂着像匣子枪一样的几大件,即便是穿着很旧的棉袄,甚至沾满油污,大头鞋上一层黑灰,只要腰里还斜挎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硬家伙,你就会觉得他很威风。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老爸也一直是个手艺人。他是管工出身,在黄房子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在一个方形铁架台上自己用粗钢丝缠弹簧,打出了整条街第一对沙发——他的木工手艺,是在昌图老家学会的。那对沙发,现在还在老姑家使用,红松木的扶手虽然被磨掉了漆,依然结实耐用。底座上的弹簧明显凸凹不平了,但经过了近四十年的考验,还没有折断。至于他什么时候学会的电工活儿,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我上小学时,他已经用电路图安装了我们六号楼一带唯一的一台电子管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带小板凳上俺家看电视的邻居,就像看露天电影一样,一个挨一个。如果那时候知道收票,俺家会是最早的万元户。
我们家的床底下、立柜大抽屉里和说不上什么地方,随处都是各种型号和式样的斧子、刨子、锤子、凿子、钳子、扳子、钢锯、锉刀、木钻、磨石、套把、电笔和螺丝刀。
作为一个技术工人,装备的确是很重要的。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倒班工人一大早推着水车去中心浴池的水房去打水,经常能见到几个电工或仪表工,大模大样地在面前经过,他们虽然也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工作服,但他们走路的稳当劲儿和看人的眼神儿,就是和旁人不同。特别是在他们转身时,屁股后面露出的半截工具袋,沉甸甸地晃来晃去,会让你以为他们的全部自信都来自那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齐白石早年注意到的,粗木木匠和细木木匠之间的差别。
我老爸一直很懂这些。从我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送给我一台凤凰自行车。等我从一个锅炉工,变为一名真正的技术工人的时候,腰里斜挎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硬家伙,骑着一倒链子唰唰脆响的凤凰自行车,不用按铃,也会觉得上下班的路上,满是注目的眼光。
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真正的大工匠,是不在乎那些外在形式的。薛师傅就是电话所的真正大工匠。他身量不高,平时总坐在长条桌的正中,没事就听到他咿咿呀呀地在那哼歌,有段时间一直在哼“一碟子腌白菜”和谁说话也是笑呵呵的。可一但电话所有重要的外线活,都要他牵头去干。他有事没事都爱摆弄手里的斜口钳子,那些很护皮的硬铜线,到了他手里,也柔顺得像面条。我从没见过他用剥线钳子剥线。
在上程控机的那段时间,多出了很多外线活。所有的电工都知道放电缆是很苦很累的,不仅要高空作业,还要用上小滑车——它就像一臂长的画框,不过是白钢的,上面是一些小滑轮,下面撑开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板凳,刚好一个人可以坐上去,但如果这个人是坐在离地五六米的高空,悬在一根钢丝绳上滑行,还要去穿很沉的电缆线,那种难度和辛苦,就可想而知了。像我这样的实习生,很苦很累的外线活是不让我去的。每天看着薛师傅带着付师傅、张师傅和沈师傅等人一早拿着小滑轮、安全带和各种工具出去,傍晚再疲惫地把它们带回来,扔在地上,所有人都忙着洗脸、喝水、换衣服,没有一个人讲话。薛师傅也不哼歌了。
我和薛师傅的师徒情谊,是我们一起出差时加深的。我那时刚二十出头,从没出过远门,基本在望花四周转悠,市里都很少去,更何况是去上海。薛师傅虽然是四十多岁的老工友了,但在那个年代能去趟上海也是很难得的。他就和我说,想带老婆孩子一起去,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当然没意见,他老婆的往返车票自己掏,孩子也不用买票,顶多省点住宿费,也不用我出。
我满喜欢他儿子小亮的。一路上他都在和我玩儿,他一口一个尹叔叔叫着,两天半的漫长车程也觉得很愉快的。我们坐的是硬座,到了夜里就铺些报纸睡在座底下。火车里人很多,过道和水房里也都是人,车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但大家还是一路上说说笑笑的。因为我们知道,等待我们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那也是我第一次睡藤床,吃到用荷叶包着的大个鲜草莓。我还抽空一个人去老上海美术馆看了看,在那里买了两本彩印美术报的合订本,现在它们已经脆黄不堪。我记得当时那栋地板地小二层楼,只有很少的几间展室,更像一个名人故居。
那也是我第一次吃到大个的奶油雪糕——我们抚顺只有冰棍,奶油的也是冰棍,还很小。我就给小亮和我一人买了一个。晚上出来逛街的,只有我们两个。我发现小亮的奶油雪糕吃得飞快,在回到旅馆前刚好吃完了。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小堂叔,他是从农村考上研究生的,特意来我们家看看。我爸妈就对他很热情,那个年代能考上研究生,多不容易。他也带我出去玩过,在街上也给我买了奶油冰棍,但他一直自己拿着,等到俺家门口了,才给我。
说起来,我那时很傻的。从上海回来,我洗完照片就去了电话所,当众就拿了出来。薛师傅看了我一眼,我也没反应过来,还在给其他师傅看,像是在急于展示自己的作品。大家惊呼:嫂子也去了。我才如梦方醒,才想起来薛师傅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叮嘱。好在薛师傅并没有怪我。
前些年我在街上走,忽然有个小伙子喊我尹叔叔。竟然是小亮。他不喊我,我真认不出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薛师傅的电话,他说小亮要结婚了。我是带着自家亲戚孩子结婚的心情去参加婚礼的,更何况又见到了那么多电话所的师傅们。但有个师傅见不到了:我记得他身体很健壮,在厂运动参加过中长跑比赛,游泳也很好——我见过他用舒展的自由泳,游向大海深处,可他却在中年意外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