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行第十的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平生名号不少，如锡鬯、竹垞、小长芦钓鱼师、金风亭长；室名也多，有醧舫、静志居、茶烟阁、潜采堂、娱老轩、曝书亭、古藤书屋等。如今，这些旧居已大都难寻，只有古藤书屋还在，那是北京宣武门东南的海柏胡同16号。
 
一
 
    在新华社大院组完稿，一看时间还充裕，按朋友的指点，出新华社大门，过宣武门十字街口折向东南，穿过一大片建筑工地，几经询问，终于找到了海柏胡同。
    九月的北京，正是秋意渐染、暑热未尽之时，白杨树上仍不时蝉唱入云。胡同里绿荫匝地，两边民居多是青砖粉墙，很有些古意。待寻到16号，见一大门楼，右侧嵌一白色大理石标志：“朱彝尊故居”，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想必院内就是古藤书屋了，三百年前众多诗人盘桓雅集吟咏哦酬唱的文学殿堂。看不到有紫花青藤爬出屋檐，只见一株古槐挺出院外，看上去也就是百余年的树龄，不会与朱彝尊时代沾边。站在北向的斑驳如唐宋壁画般的大门前，我用力想像着朱彝尊在这里五年的生活情形。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因为编辑《瀛洲道古录》，携带仆人私入内府抄书而被劾谪官，全家人从皇城迁来这里。
    在此之前，已走过55岁人生的朱彝尊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大起大落的生活道路。朱氏的先世为江苏吴江人，明景泰四年迁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朱彝尊于明崇祯二年（1629）出生，朱家是一个大家族，曾祖朱国祚，万历初年曾举进士第一，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朱彝尊的父辈上，由于明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个昔日钟鸣鼎食的相府之家，每况愈下，终于衰落不堪，除墓地外，已无半亩之田，并经常断粮。清顺治六年，朱彝尊挈家移居嘉兴梅里（今浙江嘉兴市王店镇），其故宅即今天王店镇的曝书亭公园。在清朝定鼎，家族中不食周粟的遗民心态影响下，28岁的朱彝尊于是放弃举业，肆力古学，奔走四方，过起了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祖上的显赫与眼前的中落，使他对朱明王室怀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对其灭亡尤感痛惜。他以才子与后俊的郁勃之气积极奔走，很长一段时间秘密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在太原，朱彝尊与明末大学者、前辈诗人顾炎武相遇。顾炎武对朱氏的学问、人品颇为折服，他在《广师》中说朱彝尊“文章尔雅，宅心仁厚，吾不如朱锡鬯”。当时，聚集太原的，还有岭南义士屈大均、富平李因笃、顾炎武高弟傅山。朱彝尊与他们过往甚密，曾共商恢复中原之计，惜谋事未成。后来，顾炎武被诬关押在济南狱中，正好朱彝尊在山东巡抚刘芳躅处为幕宾，朱就与李因笃共同设法营救，顾炎武终于获释。
    刚刚出道的朱彝尊就显露出卓异的才华，因而备受前辈的赏识，曾写过《圆圆曲》的著名诗人吴伟业见了朱诗后赞叹道：“若遇贺监，定有‘谪仙人’之目”。以贺知章赞扬李白为“谪仙人”的典故来赞扬朱彝尊，可见激赏之至。
    康熙十八年（1679），遍历了大半个中国几番北上南下的朱彝尊，已经50岁了。他亲眼目睹了明代遗民文士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抗清行动，终于因清朝的壮大而渐渐淡薄。而自己呢，虽然笔耕不辍，小令慢词都为银筝檀板所歌，但毕竟没有功名，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之状，在知识分子眼中最是没有份量，所谓不遇于世，心理不平衡呀！他终于想明白了，大势已去，自己也该做点事了。早有通消息之人给朝廷，说他是大才，可为当朝所用。朝廷也不想放弃他，天下才俊尽入我之彀中，康熙毕竟比他的后代们心胸开阔和有眼力多了。于是朱彝尊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修纂官，骑驴入史局。两年后升日讲起居注官，秋天典江南乡试，召入南书房供奉，恩赐禁中骑马，并获得金莲花、银盘菇、御衣帽、鲥鱼、官羊、鹿尾等珍品赏赐，成为有清一代三百年的旷典，后来朝中的一二品大员也鲜有获此殊荣者。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朱氏最为辉煌和得意之时。
    有关朱彝尊“仕清”之事，似乎是他终生的一个污点，当时人就对此举给予了讽刺或是批判。与朱氏有过交往的岭南屈大均在批评同样仕清的李因笃时，就捎上朱彝尊说：“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终生不仕清的顾炎武也针对朱氏的作法在《日知录》中批评道：“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此后，许多人也认为这是朱氏一个不甚光彩的转折点。
    其实，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很难将朱彝尊这样由明入清最后辅佐清朝的一批士人否定掉。历史要发展，新生力量终究要代替腐朽势力，为新生力量，为康熙这样有所作为的皇帝做点事，做点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总要比忠于那个不思政绩，不是杀猪就是做家具，布袋、麻袋、草袋，一代不如一代的没落王朝要好得多。一味死抱那个腐败透顶的残明王朝，末必就是明智或是高风亮节，就像首阳山上靠吃薇菜过活的伯夷、叔齐兄弟遇见的那位妇女所说：“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你毕竟是生活在蒸蒸日上的大清国土上，就应该为华夏民族做点事，这样，人生才更有积极意义。曾有一位与朱氏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兴化名士陆廷抡，一生拒不出仕，筑酩酊堂，三十年不下楼，寓意“不踏清朝国土”。到头来怎么样？康熙没有奈何他，他最终还得回归这片土地上。如此作法只能让人觉得过愚，再没有别的好说。从社会进步、民族昌盛、国家兴旺的角度讲，后人没有理由否定朱彝尊，也不必过于肯定终生不仕清的所谓气节。检验是非的标准应该是看哪一种政治力量更能代表社会进步和国家利益。恐怕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还记得这海柏胡同16号。
 
二
 
    繁华过眼，在古藤书屋里，步入55岁人生的朱彝尊经过了五年顶戴花翎的生活，重又归入布衣行列。
    从皇城到这里并不太远，但那时，这里还是人家稀落的宣武门外。朱家住的地方只有小院一座，疏篱几行，不见车马痕迹。好像也是九月初秋，众花罢谢，只有古藤一架，盛茂攀援。藤花开得很有灵性，紫中泛白，错落有致地挂满屋檐，似乎早就知道这里要住进一位大名鼎鼎的新主人。
    站在海柏胡同16号门前，我没有见到想像中的紫藤花探出墙外的旖旎风光，但青砖灰瓦的门楼也古朴得让人亲切。文物一般的榆木门槛不知历经了多少代人的踏磨，中间已出现一个凹形。迈过凹形门槛的一霎那，我仿佛见到地下满是当年朱彝尊和他周围一班鸿儒的斑斑脚印。院内逼仄得很，说是院，其实是小房一间连着一间。北京人有午睡的习惯，院中很静，不见一个人影，张望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人使用压水井的声音。循声走过一个胡同，见小院一座，一妇人正在压着水。说明来意。回答：“古藤书屋？不知道。”问可有长者，她指点隔壁有一83岁大娘或许知道。这83岁大娘名孙嘉谷，年青时为天津姑娘，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满脸风霜，但身子骨颇硬朗，见到我们十分热情，二话没说，就领我们去前院。走在胡同里，像是告诉我们，又像自言自语：古藤书屋，这可有年头没人来问了。主人叫朱彝尊，朱元璋的34代孙。我是这院年纪最大的，你们算是找对了人。我在这院已住了60多年。我嫁过来时这里是广东会馆，我老伴就是广东顺德人。说这房子，晚清民国时的，跟朱彝尊没关系。老太太边叨咕边将我们领进了一个更小的小院里。
    小院的主人叫赵天阁，73岁，是位略有些迟钝的红脸汉子。午睡方醒，见我们来，让座沏茶，很是热情，说话间，得知他原来是北京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后因工伤退休，一直住在这里。说起古藤书屋，他说他现在住的这间就是，其中有三面墙还是原来的，有一面墙早些年倒了，后重又砌上。老人领我们指指这看看那，还翻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字，都是有关古藤书屋的。他说他住在这里是前生有缘，应该了解这屋的主人和这屋的历史。他讲起朱彝尊，尽管有失准确，但还是一套一套的。他说朱在这里写明史。朱是个布衣，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关系最好，是曹寅出了大把钱帮他刊刻了《曝书亭集》。老人说得很兴奋，有点像讲评书。
 
三
 
    在赵天阁老人给我们倒水的空隙，我站起来看他的书柜。书柜不大，但却放在了小屋中最显眼的位置。书柜里有《聊斋志异》《论衡》《唐诗选》《宋词选》《论语新解》《儒林外史》等，难怪老人有那么多掌故，原来也是个读书人。我对着赵家的书柜思量，说不定当年朱彝尊的书柜也是放在这个地方。
    有记载说，朱彝尊到古藤书屋时曾带来万卷藏书，书屋里除了藤床竹几外，四壁堆积的都是书。他这个人嗜书如命，每到一处都携带大批书籍，同时深入荒山野径，寻访残碑断碣，归与书卷相发复。他自己曾在《五代史注序》中述说这种情景：“予从云中转客汾晋，历燕齐，所经荒山废县，残碑破冢，必摩挲其文响拓之，考其与史同异。”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曾到过朱氏京师寓所，“见插架书，谓人曰：‘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正是这样，才使他的著述不仅得江山之助，也获书卷之助。然而，他最终也是因为书，因为抄书，抄宫书中的书、皇帝的书而被罢官。痴情不改，这样的人放之古藤书屋，倒也舒服。
    住到古藤书屋来，实际上是成全了免官的朱彝尊。他坐拥书屋，看小院“藤花紫檐，柽叶绿荫”，每天定时到院外散步，不远处有湖石三五，水风摇曳。主人潜心精研，早晚书写不绝，完全忘掉了被革职的烦恼。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入值南书房，虽然殊荣，但也不是正经人常呆的地方，官场险恶，同僚倾轧，后来全祖望在《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中曾这样披露南书房的黑暗内幕：“南书房于侍从为最亲，望之者如峨眉天半。顾其积习，以附枢要为窟穴，以深交中贵人、探索消息为声气，以忮忌、互相排挤为干力。书卷文字，反束之高阁。苟非其人，即不能容。”以朱彝尊这样一位个性带点伤感且又耿直懦弱的读书人，在这种地方被排挤罢官，当属自然之理，倒也不必计较。因此朱彝尊也乐得在古藤书屋清贫度日，下气力收集北京史料。他白天到各地探寻名物，邀人访谈；晚上秉烛夜读，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42卷巨著《日下旧闻》。冯溥为这部大著作序，他写道：“竹垞……供奉内廷，未几罢去，乃僦居古藤书屋，风雨一偏，青灯永夕。人见其萧然阖户，疑有牢愁羁旅之思，不知其搜拾旧闻，订讹辨误，与古人角胜于楮墨间也。”另有王原在跋中说：“先生自罢供奉， 僦居宣武门外，日夕坐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左右。先生日不停披，手不绝书；又时时延访遗老，质问逸事，或摹拓残碑碣，攀崖附涧，侧足重茧不惮困。……其采辑考辨，可谓勤且瘁矣。”一生能成就这样一部书，真是过足了做学问的瘾。
    《日下旧闻》终于成书，这是一部地理著作，同时具有历史典籍的性质。详细记载了京师地理沿革，著录了历代典章制度、遗闻旧事，是当时最大的一部北京地理志。后来在乾隆年间经过官方修补，成书120卷，名《钦定日下旧闻考》。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是一部最大的北京地理文献。以朱氏之个性，学术与创作能流播朝野，推倒一世，自是注定。
 
四
 
    古藤书屋这段时光，对朱彝尊来说，不仅学术丰收，而且能有时间理一下五十年的思路，在诗词创作上又有了新的感悟和创新。
    在诗的方面，此时他已成为大家，与领袖诗坛的王士禛合称“北王南朱”。查慎行曾说他在作诗上“无体不备，且无美不臻”。他一生留下两千余首诗，其中多有佳作。在词的方面，他是“浙西词派”的开山祖师，力主“清空”，作品明丽俊爽而含蓄隽永，像许多人都喜爱的《忆少年》：“一勾斜月，一声新雁，一庭秋露。黄花初放了，小金铃无数。燕子已辞秋社去，剩香泥、旧时帘户。重阳将近也，又满城风雨。”有人说，这首词写于古藤书屋，很难断论，但看情形，写于北方倒是有可能。但无论如何，它是一首清空灵透之作，是任谁也承认的。在此期间，与朋友填词联诗也是古藤书屋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来这里的朋友有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梁佩兰、王士禛、查慎行等人。今天我们翻检文学史，似乎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过一段故事：
    ——康熙二十四年（1685）,著名满族作家纳兰性德去世，死时刚满30岁。几个朋友在古藤书屋洒泪挽怀这位英年早逝的才子。当年，朱彝尊结识纳兰性德时，纳兰才18岁，此时，已57岁的朱彝尊如何也接受不了纳兰的去世。他在古藤树下亲自手书《纳兰侍卫性德挽歌》：“屈指论交地，星终十二年。斯人不可得，知己更难怜！”又作祭文谓：“我官既谪，我性转迂。老雪添鬓，新霜在须。君见而愕，谓我太臞。执手相勖，易忧以愉。”感慨英才早逝，叹惋一己身世，读来令人欷歔。
    ——康熙二十五年（1686），顾贞观南游归来，兴高采烈地跑到古藤书屋，并带来一个仿无锡性海和尚做的竹炉。两人在紫藤花下吹烟煮泉，品武夷新茶。联句作歌，陶然忘我。
    ——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士禛作客古藤书屋，“北王南朱”藤萝架下共执金樽。王士禛忘情地写下“古藤书屋花未放，主人爱客招吾徒”的诗句。朱彝尊还将轻易不示人的研山——南唐后主的宝物拿出来让王士禛鉴赏，惹得王氏连说“真奇物也”，归去后还专为此写了《米海岳研山歌为朱竹坨翰林赋》。
    古藤书屋的藤荫下往来鸿儒，赋诗唱和，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盛事。其中来得最多的是表弟查慎行。查氏字夏重，号初白，浙江海宁人，是后来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先祖。查慎行出生于顺治七年（1650），算是个食毛践土的清朝臣民，不在遗民之列。因此他既没有像陈子龙、顾炎武、夏完淳那样厕身于火热的抗清斗争，也不会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等虽出仕清廷而仍有缅怀故国的低徊情绪。他当初虽屡试不第，却乐得徜徉山水，吟咏颇多，遂诗名大振。有一次康熙帝东巡，召其往行在赋诗，引起皇帝重视，从此派值南书房，干上了同表兄一样的工作，后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有一次康熙在南海子捕鱼赋群臣，查慎行赋谢恩诗云：“笠簷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大受皇帝赞赏。后来为了区别同为翰林的他的侄子查升，康熙特别关照，每次传旨都是“烟波钓徒”查翰林进见。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博得皇帝用其人最出名诗句来称呼其人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查慎行，另一位是唐代诗人，即“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查慎行与韩翃同作千古玉堂佳话，顿时身价百倍，时人将其评为白居易、陆游身后第一人。朱彝尊有这样的表弟经常来往，自然欢喜。查氏也在诗中多次称道古藤书屋中如坐春风的表兄：“客稀成雅集，屋老成佳名。”“结邻君最好，旁舍绿阴增。”
    康熙二十七年（1688），朱彝尊已60岁，这一年，表弟查慎行与梁佩兰一起来访。那一天，三人在古藤书屋里纵酒谈诗，过后，查慎行作诗说：“古藤荫下三间屋，烂醉狂吟又一时。惆怅故人重会饮，小笺传看洛中诗。”他还在另一首诗中写表哥这里：“家园风景似，只是少啼莺。”
 
五
 
    “只是少啼莺”，看来表弟是深知表兄心事的。
    朱彝尊在17岁的时候入赘归安县儒学教谕冯镇鼎家，娶冯家长女为妻，但却和冯的幼女颇为要好，互通情愫。类似于南唐后主之于小周后，演绎了一段淡月轻雾之中，“手提金缕鞋”的率真欢愉之情事，因而世传其《洞仙歌》组词、《风怀二百韵》都是为其妻妹所作。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记这件事说：“冯夫之妹寿常，字静志，少竹坨七岁。曩闻外祖周季贶先生言：十五六年前，曾见太仓某家藏一簪，簪刻‘寿常’二字，因悟《洞仙歌》词云：‘金簪二寸短，留结殷勤，铸就偏名有谁认？’盖真有本事也。”“金簪铸字”，大约果有其事，除《洞仙歌》外，《静志居诗余·玉楼春》中也有“钱铸青凫嵌金字”之句。如果冒氏所说为实，那么朱氏的“静志居”斋名也就很好解读了。其实“真有本事”也罢，作空中语也罢，《洞仙歌》确是缠绵悱恻，读来有美丽之想，如其中一首：“萧郎归也，又烧灯时节。白马重嘶画桥雪。早青绫幛外，含笑相迎，花枝好，绣上春衫谁襭。十三行小字，写与临摹，几日看来便无别。排闷偶题诗，玉镜台前，浑不省，窃香人窃。待和了，封题寄还伊，怕密驿沉浮，见时低说。”这种似不着力的生香真色，读来倍觉风情如话，数前辈词家，非欧阳修、晏几道所不能，恐怕温庭筠、李后主亦未尝梦见。
    同朱彝尊这段扑朔迷离的恋情，别人可能有所不知，但作为表兄的查慎行当然清楚。所以他看出了古藤书屋主人的寂寞，想必此时朱氏与妻妹的恋爱已然烟消云散，否则表弟不会说“只是少啼莺”。
    但也有人说朱氏作品中的爱情之作并非是写给妻妹的，而是一个青楼红粉。我想，女主人公为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彝尊本人对待这段风流韵事的态度。从作品中可见出，他对这段恋情完全不同于寻常的狎邪冶游，而是极为严肃和看重的。《风怀二百韵》一诗惨淡经营，凡两千言，其篇幅之长，诗歌史上也极为少见，由此可想见感情之深沉。前人又多谓《静志居琴趣》一卷为风怀注脚，这就更见出他对这段恋情的重视了。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说：“太史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朱彝尊到了晚年自订全集时，曾有人劝他删除此诗，他不允，并郑重宣称：宁可身后不得配享孔庙，也绝不删掉《风怀二百韵》。还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这可真是一句为爱情而近乎疯狂的经典之语。当然了，朱彝尊即使删去此诗，也未必就能陪祀孔子，但他执意保留这类作品，宁可“不吃猪肉”，过一种清淡生活，甚至与他极其重视的千秋崇祀的圣典相对立，足见他蔑视封建礼教，重视这段男女真情的勇敢与可贵精神。这比当时碍于各方面因素不敢写或实在冲动得不行写了却不敢承认的那些所谓的诗人或是情种要强多了。后来乾嘉时期的大诗人袁枚批驳朋友劝说，坚持不删集内缘情之作，就引朱氏为同调。而乾隆官修《四库全书》收朱彝尊《曝书亭集》时，则特地抽毁了《风怀二百韵》和《静志居琴趣》，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朱彝尊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磊落与进步。对于一个浪迹江湖、磨剑抗清、中岁求仕、晚来著书，碌碌尘世大半生，壮志结果却是到眼关河尽成古迹、伤心土木但留空屯的人来说，还能葆此一片柔肠，得存至情一境，也足可堪慰人生了。至若情之所钟，情缘如何，倒可不必再问了。
 
六
 
    喝完了赵天阁老人的茶，出得房门，我即要寻那古藤是否还在。老人说，他搬来那时就未见到古藤，想来古藤早已作古。
    我想古藤作古也不奇怪，因为它比朱彝尊的辈份还要大。当年朱氏曾对着它说：“高萝何年植，老干惜崩剥。”老藤铁干苍坚，虬枝古色，但“五结璎珞垂，群玉玲玲琢”，花朵却是紫碧盛开，如珠如玉，惹人喜爱。据近人瞿宣颖《养和室随笔》说，朱氏古藤在道光末年犹存，果真如此，那古藤书屋之古藤至少活了一百六十多年。
    如今，古藤不见了，院里依稀还能见到铺地的青色方砖，不知是否当年物。史书上说，朱彝尊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离开这里后，又有许多诗人搬来，像龚鼎孳、黄俞邰、周青士、蒋京少等都做过这里的主人。古藤有幸，得如许名士为伴，也算没有枉做一回生灵。康熙三十三年（1694），《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和著名诗人王士禛曾来这里看望蒋京少，过后作《燕台杂兴四十首》，其中有：“大傅吟诗归草堂，新开蒋径自锄荒。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栖凤凰。”古藤书屋从此成为京都的一块宝地，“年年栖凤凰”，名人不绝。直到三百年后我来这里，心理上都需要躲躲闪闪，惟恐稍不留神同哪位大家撞个满怀，因为我知道自己天生没有那种艳遇，见不得大人物的。
    走到院中，我想再问一下赵天阁老人是否知道朱彝尊离开这里后搬到何处去了。因为我知道朱氏离开古藤书屋后时间不长又官复原职，直到康熙三十一年再度罢官，才终于辞归故里，那一年他63岁。
    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走到我的面前说：“朱彝尊从这里搬出就住到下斜街去了，官复原职，皇帝总算又用他了。”
皇帝是又用他了，而且还对他倍加呵护。他也深谙敷对皇族之道，处处谦卑，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朱彝尊真正回归故里，回到了他的老家梅里。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日，68岁的朱彝尊在居所荷花池南筑曝书亭，一年之后，曝书亭藏书已达八万余卷。朱彝尊在《曝书亭著录序》中得意地说：“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表弟查慎行也来凑热闹，作《闻李辰山藏书多归竹垞》诗，为表哥庆祝：“万卷又增三箧富，千金直化两蚨飞。平生谬托知己在，恨不从渠借一瓻。”他是想借书看，更想寻酒喝。
    曝书亭的读书生活之外，朱彝尊更多的时间还是寄情山水。70岁时，他还与查慎行一同入闽。舟经富春江、七里泷、兰溪，入赣后，又经玉山、铅山，至湖口登陆，度分水岭至福建崇安，游武夷山，揽九曲之胜。岂料在建宁登舟送客时，他失足堕水。受此惊吓，大病一场，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好起来。
    居家读书的老人，生活并不如意，因不善治家，致使家境萧然，只有薄田荒地八十几亩，只好交孙子办粮收息。他从此过起了读书著录的清淡生活。
    朱彝尊最后一次见康熙是在西湖行殿。送驾时，他以足疾复发只送至五里亭。康熙在船上远远望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翰林，问内侍说：“那是朱彝尊么？”内侍传问，朱彝尊回奏：“臣是朱彝尊。”只因御舟行速，不及再奏。此情此景苍凉而伤感，既见朱彝尊之落寞，也见朱彝尊感念当年君恩之执着。
    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彝尊80岁，这一年，他的全部著作终于编就，名《曝书亭集》，共80卷，潘耒作序。序称：“竹垞之学，邃于经，淹于史，贯穿于诸子百家......蕴蓄闳深，搜罗繁富，析理论事，考古证今，元元本本，精详确当，发前人未见之隐，剖千古不决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迈，精金百炼，削肤见根，辞约而义富，外淡而中腴，探之无穷，味之不厌，是谓真雅真洁。”给予了恰当而高度的评价。在他80寿诞之日，表弟查慎行又寄诗相祝，中有“蟫鱼不蚀长生字，老阅巾箱眼倍明”之句。这位80岁的老人身体确实健朗如初，第二年的春天，他还亲赴扬州，会见正为他捐资刊刻《曝书亭集》的曹寅。从扬州回来后，他每日删补校刊《曝书亭集》，竟忘其疲劳，十月十三日子夜，无疾而逝。在临终前几天他还对次孙稻孙说：“吾集不知何时可刻完？年老之人，不能久待，奈何！”一个诗人、学者，到晚年，到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是他的集子，中国士大夫之“立言”情结，不能不让后人感佩和肃然。
    有关朱彝尊的死，也传得有趣和怪异。据说他性喜食鸭，曾梦见满湖的鸭子，放鸭人告诉他这都是供他食用的，于是他放开去吃。临去世前他又做梦，见湖中仅余两只鸭子，醒来自知天禄已尽，即告知家人不再食鸭。不料其女来探视他，知老人爱吃什么，特提来两只烧鸭。他一见，心中自明，遂后谢世，终年81岁。
    朱彝尊死后五年，《曝书亭集》刊刻竣工，查慎行作序。曹家为朱彝尊完成了终生的夙愿，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据说朱彝尊死后，曝书亭废为桑田，南北垞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存，只有匾额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可说是朱彝尊魂魄犹恋此土耶！还有人说朱彝尊即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这棵灵河岸边绛珠仙草的前身，这观点是近人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提出来的。他说：“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这个推断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后两种说法至少可见出朱彝尊到死仍没有看破世情，更没有放下许多心事，所以后人才要这般附会他。从这个角度看，朱彝尊的晚年倒不如一袋布衣终老古藤书屋，他的再次复出，正是中了康熙的玩人之术。朝廷擒擒纵纵的驭人法，不仅磨蚀了他的个性，也扭曲了他的人格，这是中国士人阶层介入政治的共同悲哀。
     然而，朱彝尊还算幸运，三百年后，还会有许多人记得他，还有赵天阁这样一位退休老工人知道他并善待他的古藤书屋。为此，临出院门，我再一次紧握了赵天阁老人的手，祝他健康长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古藤书屋。
 
    出得海柏胡同16号，已是太阳西斜，古槐的浓荫遮住了半条小巷。风吹过，不知从何处飘来一阵疏疏雨丝。阴晴之间，我分明听到有位老者的吟哦声：一缕金风飘过，添几点、豆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