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第一部《人面桃花》到最后一部《春尽江南》，《江南三部曲》的创作时间横跨十余年，这其中您的写作心态和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格非：《江南三部曲》源于我多年前的一个构思，当时这个构思是非常宏大的，后来在写作中我越写越没有信心，甚至说过，什么事都会发生，但我绝对不会再写“三部曲”。因为这个写作过程实在太枯燥了，在这些年的写作中我也付出了很多辛劳，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是我经过了思想变化和艺术探索之后的结果，这次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这部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很高兴。
　　记者：您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以中短篇的先锋小说蜚声文坛的，整体来看，近几年的作品倾向于对历史、当下和自我的反思，《江南三部曲》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集大成表现。这部作品对您的个人创作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格非：在写作《江南三部曲》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学会把握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我经过许多年的努力，自认为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之前的长篇小说我自己一直不太满意。长篇小说的写法与中短篇小说完全不同，从中短篇小说开始写作的作家在进入长篇小说写作时需要重新学习和训练。《江南三部曲》加起来几十万字，结构宏大，横跨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同时，通过《江南三部曲》，我在长篇小说写作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我对于长篇小说写作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记者：《江南三部曲》中的三部作品分别面对的是三个不同的历史背景：国民革命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当下中国，这三个时代之间有什么内在的精神联系？它们对于当下现实有什么启示？
　　格非：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的一个缩影，《人面桃花》中，我挑选了一个江南的小村庄来展开故事，追溯到那个特殊的年代，表达我对已经远去的那段历史开端的反思，也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思考。到了《山河入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新的革命，说它是社会主义实践也好、乌托邦实践也好，总之是一种新的变革。《春尽江南》面对的是新时代的新历史，人们怀揣着梦想，有很多苦闷，也有很多对现实的感知，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历史。这三个年代是我写作之初就已经构思的，后来也没有什么变化，就这么写下来。
　　记者：您刚才说到，自己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下一部作品还会是长篇小说吗？有什么具体的构思？
　　格非：是的。事实上，下一部长篇小说我已经写好了一半，《收获》不久之后将会发表这一部分。下半部分我现在正在努力写。我希望这部长篇小说与以前的作品之间可以有一些微小的变化。我现在的观点是，文学的变化是微小的，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实有意义的微小变革也并不容易。我不希望新的小说与之前的作品之间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断裂，也不想做推倒重建的工作。我的新长篇还会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我希望自己的探索和变革能够体现在新的长篇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