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锁，属虎，虎林人氏，兄弟排行老二，友人称“二虎”。曾庸居某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职近10年。久处幕僚职位，本欲道局中之内幕丘壑，抒胸中之酸苦块垒，无奈眼拙手涩，心有余而笔秃。好在虎人生来憨信真实就是力量，虽知实话实说代价颇多，但仍以实情坦陈读者诸君，于人于己也算是有个交代。 现供职于长春市某机关，忙里偷闲，业余涂笔，发表长篇小说《倾斜》、《触红》等。

作品欣赏：

    一

　　王逸人：李发锁老师您好，刚读完您的新作《官司》，您现在是省内小说创作领域里非常活跃的作家，一年多的时间又完成了一部长篇。您前几部反映民生问题的小说，多是涉及民众生计和经济利益的题材。作为“新民生小说”作家的代表，您在《触红》中写失地的农民，在《债主》写了被欠薪的民工，《动迁》又写到被拆迁户。这部《官司》似乎并未直接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权益纠葛，请问这与民生有关吗？

　　李发锁：我个人认为“新民生”不仅包括民众的生计， 还应包括人的权力与尊严。尽管权力之中包括物质利益，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主要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官司》中的双方当事人耗尽精力物力为了半间店铺争夺了八年， 投入的成本超出了争讼物本身价值数倍之多。 表面上看在争夺经济利益， 实际上在争夺公正的法律权力，是在争夺做人的尊严。这反映了当下中国民主法制的进步， 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与提高。 同时，也应当看到，虽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与观念， 但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有巨大的价值与力量， 小说里围绕阳北镇上半间店铺的权力归属实际是“无赖”帽子究竟戴在谁的头上的问题。 生计诚重要，尊严价更高，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也概莫能外。

　　王逸人：《官司》这部小说最初的创作动机是从何而来？

　　李发锁：目前多发于一些基层的涉法上访案，已经成为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突出问题和障碍， 使得党和国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物力去维稳。 我认为这里面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需要认识， 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写《官司》的动机是想通过一桩官司的详细解剖，来研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一件不起眼的小官司酿成了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从中可以发现两方面问题：一是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有漏洞， 不少值得改进的方面应该列入工作日程。 二是基层政权组织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要引起足够重视， 还应加大措施与力度。 在《官司》中我描写了一些不令人满意的现象，说了一些问题，包括某些基层、部门普遍的潜规则，但我绝无露丑的恶意。说心里话，自己大小也算个官员，也有官场情结，希望人家说官场清白，自觉荣光。我那么写无非是想引起个别人的警觉。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符合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贯要求的。

　　二

　　王逸人：我知道目前法院处理的大中案子俯首可拾，而您的《官司》却写了一个极为平常的不足五万元的小案子，不知有什么用意？

　　李发锁：说实话，重大案件与官司因为有众多部门和民众的关注， 往往还倒不容易出错， 几百万的纠纷不仅法官不敢松懈，院长也会过问，甚至相关领导和媒体也在盯着看，如果错了，上级可能马上就知道。而一件五万元的小案子，一般情况下领导是不会过问和关注的， 正如《官司》中那位院长说的那样：“即使真的判错了，又能错到哪去？哪个上级领导会为了这么个小案子同法院较真？ ”所以，错案就容易铸下。 五万元的小官司八年争讼不止，动用了县、市、省三级几十名法官先后六次审理判决，惊动了县、市、省甚至国家四级信访部门， 县政法委书记不得不六下阳北镇调查处理。 我们现在要冷静思考的是， 为什么老鼠尾巴细小的官司弄出了牛腰粗的社会问题，究竟有什么经验教训可汲取。

　　我个人认为， 要认真对待发生于老百姓身上的普通官司。即便是细小案件，落到普通百姓头上， 就是该人该家天大的案件，即使是几万元的官司，就可能是普通百姓的全部家当。民生问题无小事，必须从细处入眼，从小处谨慎着手。

　　王逸人：是啊，我也要问呢，涉法上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您对这方面应该颇有研究，请您说一下事情的个中因由呢！

　　李发锁：据我了解涉法上访既涉及到司法部门，又涉及到行政部门，不少是政府部门的矛盾拿到法院去评价与判断， 而问题的复杂性又不是法院能够解决的。 判决下达后当事人不服便到上级部门上访，而信访部门又隶属于政府，等于政府把问题交到法院、 法院又推回了政府。有的行政部门提出，既然经过了司法审理，政府部门就没有再处理的理由。怎么办？ 法院迫于当事人的压力有的重新做出判决， 但政府部门是否接受这个退步的判决还是个问题……这是个有趣而无奈的问题。实践中，相当多的涉法上访难案是由政府与法院联手解决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处理好涉法上访案需要行政与司法两个手段综合运用， 政府与司法部门联手下力气解决。

　　王逸人：那您在创作中又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写呢？

　　李发锁：《官司》中写涉法上访的确是一件很棘手的问题， 但越是敏感的麻烦问题越具有挑战性， 把敏感麻烦的事写清楚了，便是一种突破，便会有些许社会价值。我的做法是六个字：真实、准确、客观。

　　真实，是作品力量的唯一源泉。作家应当善于想象，但想象必须忠于现实，不能想当然地编造，进入《官司》的人物和案件是有真人真事雏形的。 当然都进行了构思改造与艺术加工。

　　准确，要求人物、案件的每一个行为与走向都要符合常识与规则。 这方面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 也没有半点捷径可逾越。几年来我已翻破了两本《民事诉讼法》，重要条款在多少页、多少条都记得清清楚楚，背得一条不差。我去法庭听庭审，去信访办看接访，去档案馆看资料，总之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编外律师和法官，每句话、每个字、每个程序都要符合内行要求。

　　客观，才能让人信服。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司法和基层出现的一些问题，既不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又不能把问题看得过分。 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是难免的，一件案子判决错了，不能笼统都看成主观故意，也有经验不足的原因。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三

　　王逸人：读完了《官司》，我觉得您延续《动迁》《债主》的写法已经十分圆熟，是否考虑过能进一步再有所突破，在故事之外能迸溅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但我总感觉《官司》的创作与从前相比，并没显出更多的转型苗头。

　　李发锁：我反观自己的内心，可能还有被束缚之处， 可能还没能赤裸裸解剖自己，这个“解剖自己”是把自己的一些观察、认识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写进小说中。 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肤的决心与勇气。 不仅仅因为自己毕竟是体制圈内的人， 还因为题材带有一定的敏感性，在创作的时候也有这种“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出版”的算计，所以下笔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个我也承认。《官司》在写完后，半年内遭遇了五六个出版社的退稿，这让我多少也有一些着急，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总编看了我的稿子，感觉不错，结果几天时间就通过了出版审批。 不过你说的东西我也在思考，转变与突破我一直心向往之，包括小说语言的提炼， 这些我都期望自己能在下一部作品里完成。

　　王逸人：我看到评论家王干在评价您的这部新作时，使用了“唢呐一样的小说”的说法，请问这个说法怎么理解？

　　李发锁： 那是王干先生的过誉之语。一桩老鼠尾巴的细小官司最终拖出了牛腰粗的社会问题，用唢呐来比喻是妥帖的。大家都知道，文章中的“小题大做”一向令人惊喜，惊喜来自于悬念的意外。老鼠拖葫芦，大头在后边，这就有看头了。《官司》用的就是这个写法，唢呐开口小，出口大，努力写成“喇叭状”的小说。 围绕诉讼这么个小入口， 一根主线逐渐扯出一个线团来， 把批地的人、承建商、办证部门、镇领导、法官、几级法院领导、 信访办以及双方亲人……全部卷进来。而人物性格是这把“唢呐”的细小吹气嘴， 吹出来的却是从大喇叭口发出的响亮声音。

　　用传统方式写过了几部小说， 可算作旧瓶装新酒， 但总是应当改变一下手法， 虽然还是老旧故事， 可以换个新瓶型。在《官司》中算作一次尝试，感觉还算顺手。

　　王逸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资源，这些年出自您笔下人物长廊里的有商贩、城管、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等等，联系现实，您可有这种“又能道尽多少”的疲劳感？

　　李发锁：这又关系到我的写作动机。有人问我：这么大岁数不好好休闲，天天还爬哪门子的格子？说实话，费了牛大的劲，写出一个东西来能有几个人去看？有几个人有耐心看你几十万字的絮叨？ 肯定地说，没有多少人。写这些东西与其说给别人看，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准确，是文化人的一种思想排遣与精神自慰。 区区一篇小说对社会有多大作用， 答案是明摆着的。既然没多大用处为啥还写？起码对自己有用， 可以使自己求得心灵的纯净与坦然。

　　尽管我的民生人物长廊里已经写了不少底层人物， 尽管只是极其微弱和不足称道的一个呼声，我还会乐此不疲，因为我帮他们说了一句话。 我不会受到一只秃笔“又能道尽多少”的情绪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