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开始读小说的人有福了。他们进入这个世纪才几年，就读到了胡赛尼《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如果在二十世纪出版，也会是几十部最佳小说之一。
它描述的故事，几乎是让所有小说作者羡慕的故事。那些足够优秀的小说家，会因为没有发现和把握这样的题材感到懊悔。
它描述了什么呢？
一个被人忽略的神秘国家，一段动荡不宁的浩劫年月，一对同父异母却成为主仆的兄弟，一个懦弱者在险境中得到灵魂救赎的机遇，一种人类出现以来最为凄惨的美丽的诗意。
这样的近似于排比的句式，人们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觉得有些累了为止。但实际上，这种并没有表现力的书评句式，写不出人们捧起一本《追风筝的人》就难以放下，读了心碎又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样子。
我还记得，我读这本小说时就是这个样子。读了之后还有一个身为文化人的感慨，二战以后美国小说的半个天空，是那些移民作家撑起来的。比如索尔贝娄、诺曼梅勒、辛格等犹太裔小说家，安•兰德、纳博科夫等俄罗斯裔作家，现在又多了一个胡赛尼，阿富汗裔青年医生，写的第一部小说成了世界经典。
因为这部小说，胡赛尼成为联合国2006年人道主义奖得主。有人说那是联合国首届人道主义奖。但在我的印象里，日本的池田大作,在1980年代末期获得过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不知道那个奖与胡赛尼获得的，是不是同一个奖项。
这部小说里，追风筝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为阿米尔追风筝的哈桑。他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忠诚善良的仆人。他是阿米尔父亲与女仆的私生子，但这秘密没有公开，他只能做阿米尔的仆人。两个少年人有过那么美好的友谊，但阿米尔在怯懦的时候背叛了他，为此，阿米尔犯了太大的错误，让哈桑成为那份友谊的殉道者。
一个是为索拉博追风筝的阿米尔。他是哈桑的儿子，落入了塔利班之手。阿米尔定居美国多年之后，又回到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历尽磨难，头破血流地救出索拉博，这才完成了他向着勇敢无畏、敢于担当的高贵精神的回归，得到自己灵魂的终极救赎。他可以轻松了，不用再做恶梦。
这救赎很重要吗？你去问问得到过救赎的人。
你不要去问拒绝悔悟和救赎的人。
 
这篇小说是在1978年的背景上开始。
那年，胡赛尼十三岁。
“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声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胡赛尼在小说中写道，“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
他出生于1965年的阿富汗王国。国王查尔斯刚开始搞宪政改革，但到了他八岁那年，改革停止了，国王逃亡国外，一批军官通过一场政变，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到了他十三岁那年，1978年，他的国家再次发生政变。
只有少数人知道，两次政变的幕后，是苏联人对外输出革命的胜利。1978年新政权建立后，大批苏联军政人员以“顾问”名义控制政府机关、企业和军队。他们和他们的信徒们实行斯大林式的恐怖专制，一是清洗原政权的中上层人物，枪毙了阿富汗的大部分精英人物；二是在执政党内清洗，完成对革命导师的个人崇拜；三是无偿没收私有者土地。实际上，这几件事情几乎同时进行。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后，农民暴乱和起义就出现了，那是新政策在这个农业国家激起的强烈反抗，形成了一场内战。
1978年，是一个必定嵌入阿富汗人记忆的年份。那一年以前的阿富汗，还有安静的生活，繁华的集市，成群的羊群，快乐嬉戏的儿童。那一年以后呢，只有噩梦。
在胡赛尼写作《追风筝的人》的二十一世纪初，阿富汗人仍然生活在战乱之中。在一本题为《阿富汗儿童》的小册子上，孩子们心中满是恐惧、悲伤和迷茫无助。
一名小男孩写道：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我们许多人都被焚烧，难道会有人从中得益？……没有人能活到老，因为每个人都面临死亡。
一名失去父亲的九岁小男孩说：我希望能尽快长大，这样我就能拿起枪，找到杀害爸爸的凶手。我要杀了他。
喀布尔鲜花遍地，但鸟儿们不再飞向那里。因为它们一见到喀布尔，就会流下伤心的泪滴。这是一名小女孩写的诗句。
他们的灾难会结束吗？如果会结束，又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各种极权主义统治各自国家的恐怖方式。在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极端宗教思潮，与此连接的恐怖活动危及到人类安全。
不幸的是1978年之后的阿富汗，这两个问题交织出现，缠绕在一起。
 
阿富汗人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一种既复杂又尖锐的痛苦。
这种感觉可能是胡赛尼有意传导给我的。胡赛尼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写下了历经三十年磨难的阿富汗，剧烈的社会动荡，个体的弱小无助，命运的无常，人性的脆弱，以及愧疚灵魂的痛苦挣扎。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把阿富汗人的事情讲给我听。
小说中，酷爱写作的阿米尔写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最后这个人杀了自己的太太，因为这样就可以一直哭，就能够变得富有。哈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杀自己的太太？阿米尔：因为他的每一滴眼泪都可以变成珍珠啊。哈桑：那他为什么不去闻洋葱就好？
胡赛尼写道：“哈桑就是这样，他真纯洁的该死，跟他在一起，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小说的第十章里，父亲带着阿米尔坐着蛇头的卡车逃出阿富汗时，苏联士兵拦住卡车，非要奸污车上一名妇女后才能放行。贵族出身的父亲站起身，责问那个士兵，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苏联士兵说，这是战争时期，战争无所谓羞耻。父亲说，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父亲坚持说，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
最后的结局是，子弹没有射中父亲，父亲救了那名素不相识的妇女。
哈桑的纯洁与善良，是阿富汗的平民精神；阿米尔父亲的正义与勇敢，是阿富汗的贵族精神。许多年之后，阿米尔的敢于担当与自我救赎，既源自父亲，也源自哈桑。
没有胡赛尼的小说之前，阿富汗差不多是个被人忽视、可有可无的国家。当胡赛尼的小说在世界上发行了四千万册之后，带来了人们对阿富汗的关心与尊敬。
“这些内容缔造了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将这个过去不引人注意、在新千年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家的文化呈现世人面前。”美国报刊一份书评说。
另一份书评说，“《追风筝的人》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对阿富汗人与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作者以温暖、令人欣羡的亲密笔触描写阿富汗和人民，一部生动且易读的作品。”
这也是离开自己国家之后的胡赛尼，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自身的一种救赎。在这之前，一个作家把一个国家推向世界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前面提到的安•兰德，曾经描述过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的生活必须仰赖理想之道的人，那些珍视自己的人生，不愿将这个世界交付给黑暗时代和暴徒的统治，不甘心屈从于玩世不恭、虚无和绝望的人。”
胡赛尼的职业是个医生，不写作也能活得好，但他坐在电脑桌前，写出了通过自我救赎，重新获得高贵精神的阿米尔。
他让我想到，写作也是一样，要有高贵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