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元旦上午，我和弟弟妹妹爬上县城西边的北山，去看父亲。
    父亲坟头的蒿草几乎被雪淹没，只剩坟尖的四五棵被风牙咬断的半截草瑟瑟抖动，发出尖利的呻吟。如同被断墙死死埋压住大半个身子的伤员，想出出不来。
    我们三人相互看看，似乎都有话跳出嗓眼，又都吞咽下去。
    父亲坟前的三块石“灶台”被雪埋得严严实实，仔细观察，才勉强看出那个微微隆起的小包。我和弟弟妹妹谁都没说话，却默契地摘掉手套，跪在灶台前，立着手掌轻轻、轻轻地拨开积雪，仿佛生怕打扰沉睡的父亲。
    我们的手如同摊煎饼一样，每一次拨雪都很薄、很薄。头一下微凉，第二下很凉，拨了三四下后，一排排尖利的风牙使劲往肉里钻，手红得充血，疼得钻心，我们仍然拨着，悄悄地，轻轻地……
    天再冷，我们也要坚持，父亲给爷爷奶奶上坟，从来都是这样。
    父亲数十年前的话仍萦绕在耳：“这样，才是真诚”。
    父亲处人做事珍视赤诚相见，最烦“夹层”，戴手套就是夹层。
    我们三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心里却揣着相同的默契。打开提兜，每个人只带10张普通黄烧纸。
    头些年，时兴为故人扎电视机、冰箱、汽车时，我们只带10张普通烧纸。现在，时兴一摞摞上亿元的大面额阴币，时兴一袋袋金光灿灿的金元宝、金条、金砖时，我们仍然只带10张烧纸。
    父亲说过：“够活就行。人要是钻钱眼里，肯定完蛋。这边那边都一样”。
    小时候，我们特信父亲，大了后，我们很反感。现在，2015年1月1号，我们信了。因为，前天晚上，在省城一踩乱颤的屈老三被“双规”。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屈老大和屈老二先后被抓……
    从前，我们三人最羡慕屈家姐弟三人，我们是山东昌邑老乡，爷爷辈挑筐挑来我们的父辈，在县城扎了根。等到我们这辈时，人家屈家姐弟三人都干上最吃香的好工作，而我们三人，因为父亲干预，只能干不起眼的工作。20年前，屈家姐弟个个肥得流油，我们三人却成了下岗工人……
    好了，话归正题，我还是说说父亲与我们的故事。
    1989年元旦我家的天塌了，父亲撒手西去！虽是一家人，天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于母亲而言，她最心爱的人去了，哭干了泪，哭哑了嗓，哭肿了腮。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感动。父亲临咽气前拉着我的手说：“姑娘，爸对不起你。没有把你的工作安排好。”
    我当即泪崩！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冷着面孔，如暴雨前的风，似落雪前的阴，让我感到将来未来、不落底的威严和冷寂。我猜不透雨滴雪末将怎样突然降临。我猜想，父亲的热情只在工厂和产品上。我和弟弟妹妹，只是父亲手中的软泥，随便他捏。我中专毕业后，盼上银行工作，父亲不同意。当时父亲在市属缫丝厂任党委书记，系县委常委。地位举足轻重。父亲对我说：“你上那么好的单位，人家要你，还不是看我的面子？总之，领导的孩子不能吃小灶，这个，你懂吗？”
    1978年，县工业一局正常分配工作，把我分配到当时全县效益最好的针织厂工作。当时，父亲任该厂党委书记。顺便说一句，当时中国国企都一样，党委书记是工厂的一把手。
我没走后门找任何人，分到这个单位当然高兴，心里也很坦然。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父亲说：“你没找人？”“没找人，谁也没找。” “工作定妥了？”“定妥了，明天让我到你们厂报到。”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一个电话，让工业一局把我的单位换成造纸厂了！造纸厂效益那样差，我特别不愿意，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父亲回答：“我当书记，你去坐办公室，可能吗？”“我也没说坐办公室呀。我没走后门，分哪我去哪，我也不挑工作，让我下车间就下车间，干什么工种都行，为啥把我工作换了？”“一句话，我在针织厂当书记，人家才给你分了这么好的单位，这不行。你懂吗？”
    在我被分到即将黄摊儿的造纸厂时，屈家老大却在其父的运作下，去了令人眼红的银行工作，我怎么能懂？
    妹妹高中毕业后，差三分没能考上大学。我父亲叮嘱我妹学个手艺。我妹妹年轻气盛，朝气蓬勃，竟选择了机修专业。因找不到工作，去了商业局所属的反修饭店当厨师。
    最让我妹妹伤心的是，他的同学屈家老二进了政府机关。屈家老二告诉我妹妹，这是屈父找人办的。他还说，凭我父亲的地位和权力，只要找人肯定行。
    顺便说一句，屈父跟我父亲是同学，也最要好。上班后也跟我父亲在一个厂工作。谁都说屈父是能人，脑瓜活，办事手眼通天。我父亲当厂长，屈父当车间主任。我父亲任党委书记，屈父任副厂长。别看人家官比我父亲小，家里的事情却弄得特明白。
    我妹妹在反修饭店上班很不如意。想到自己的机修专业用不上，当时针织厂机器多，也缺这样的人才，我妹妹便找了针织厂的两位副厂长，二人当即同意，厂里正缺机修工呢。我父亲知道后“破坏没商量”，一巴掌打了回去：“我在那当一把手，要去我们厂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去？你懂吗？”
    我弟弟毕业后想去邮电局工作。因由就一个，屈家老三去了。屈家老三学习比我弟弟差，个头没有我弟弟高，蹲过拘留，说话还口吃，说去就去了。
    我弟弟以为自己是老儿子，也是我家唯一接延续香火的人，父亲一定能开绿灯。平素父亲也对我弟弟说：“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一定要做出样子来。”
    当我弟弟提出要去邮局时，我父亲立刻冷了脸：“我让你做出样子来，是要你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而不是坐在你老子的功劳薄上！”
    我弟一气之下去汽车队当了装卸工。大货车跑长途，拉煤、拉铁块子、拉水泥、拉粮食和面粉，起早贪黑又苦又累。连对我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都心疼了，提议换个工种。我父亲不仅不听，还经常去汽车队打听我弟弟的工作情况，迟到早退吗？工作勤奋吗？偷懒吗？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父亲常常看弟弟的手和肩膀，数手上的茧子，看肩膀肌肉硬不硬。我父亲说：“一个经常摸锹把装卸车，用肩膀扛袋子的人，工作怎么样，看这两个地方就一目了然。”还说：“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要用双手撑起天，用肩膀扛起人生。”
    按汽车队的规定，装卸工满三年后，才有资格考实习票。有了实习票，就可以结束装卸工生涯，当一名人人羡慕的汽车司机。我弟装卸工齡两年半时，因为汽车队缺司机，领导提前让他考实习票。这引起一块当装卸工的伙伴不满，说我弟弟后台硬，有个当厂长的爸爸。
    我爸知道后，一个电话打给汽车队，取消了我弟弟提前考实习票的资格。结果，因为汽车少人多，我弟弟足足当了六年装卸工还没有开车的机会，我弟弟毅然给个体户当司机。
    我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妹妹过得都不好。造纸黄了，我下了岗。我弟弟给私人打工，活少闲多。我妹妹所在的饭店早就黄了，呆在家里。我去工业一局找过局长，把弟弟安排在酒厂工作。没几年，酒厂也黄了。对比之下，屈家三个孩子工作一个比一个好，豪宅、汽车、票子有的是，在县城一踩乱颤，在辽北大名鼎鼎，老三还去了省城。
    为了生活，我回山东老家给人当保姆，成立了家政公司后，生意日益火了起来。我弟弟也干了老本行，成了铁岭县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我妹妹稍微差些，开了家机器维修部，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当屈家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出事，我们似乎理解了父亲。前几天，闻知屈家老三被双规的消息，我们三个互通了电话。感慨了又感慨，感慨的起点就是父亲的清廉。小时候，父亲为我们设个鼓励奖。凡来家送礼的人，一定要拒绝，人家的礼已送来了，一定要想法送回去。我和弟弟妹妹年年都会得到父亲的奖励。我弟弟放鞭炮没钱，会说：“不怕不怕，我拒绝一次送礼的，父亲就会奖励我一块钱嘛。” 每拒一次礼，父亲就讲廉洁的故事，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讲完了还不忘问一句：“懂了吗？”我们把奖励的钱揣兜里，说懂了懂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懂。
    来看父亲之前，我和弟弟妹妹有个约定，关于父亲，我们都有太多的感慨。最深的感慨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在纸上写一句话，有什么心里话则写在另一张纸上，送给远在天堂的父亲。
    父亲“灶台”前的雪拨净了，我提议拿出那句话看看。当我们三人把各自的纸亮出来，几乎惊呆了——居然都写了同样的字：爸爸，我懂了。
    我忍住泪，拿着弟弟妹妹和我的三封信，正要在父亲坟前打开，蓦地刮来一股狂猛的旋风，一把抢走我手里的信。两人多高的旋风飞快地在父亲坟头转了好几圈，雪末子漫天飞舞，当我们睁开眼，抖落脸上、脖颈里的雪末子，三封信不见了。我们在山坡上找了大半天，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