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十年前爱上文学之始，最打动我心旌的不是文学中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是刚绷直立的矛盾冲突——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最让我着迷的是文学透出的那份优雅。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那种感觉，托尔斯泰笔下的款款绅士，曹雪芹笔下的风花雪月，还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民俗，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优雅深深地影响了我。因为这种优雅的启蒙，在快餐式消费文学的当下，我保持不去看荧屏上的血腥和肮脏，也不跟风那些揭疤亮丑的创作，尽管这类作品被很多人所追捧。欣赏取向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当然，包括我笔下的官场。
    虽然《腊头驿》不是一部纯粹写官场的小说，但它的背景却是蓝城市的官场。说到人人痛批的官场，很多反腐小说把人物写得要么狰狞，要么奸诈，颇有些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架势。其实，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做比照，官场上的倾轧历来都有点不动声色，官场不是角斗场，你带着一副盔甲有备而来，是没有谁主动和你接招的，官场之中从来都是俯首作揖、歌颂压倒攻讦的——哪怕这种歌颂显得很虚假，不是像某些作品里描述的那样：正邪对垒、剑拔弩张。官场中矛盾在没有得到上峰评判时，哪一方也占据不了道德高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代表的是正义，因为立场不同，观点迥异。此外，任何时代的官场都不是庸才的圈子，中国古代跻身官场不是件容易事，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想一路闯关成为官场中人，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没有点刀笔真功夫登不上这个大雅之堂。官场这个圈子构成了历史上文化的主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大文豪，都是当时朝廷高官。至于戏曲里常常写到的捐官，所捐无非是个名分而已，在官场里并无实际地位。知书达理之人角力方式不会等同于闯码头的小混混，他们斗争方式呈现出太极推手般的温和舒展。把这种温和舒展优雅地表现出来，至少让人读起来轻松一些。我并不想美化官场，我写出的应该是官场常态；我也不想丑化官场，因为丑化所折射的是自我扭曲，我只想让文学优雅一点，让写者、读者或在书房的台灯下、或在高铁的靠椅上、或在飞机邮轮里，都能匀速地呼吸。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永远是一对矛盾，作为被管理者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去调侃或批判管理者这是一种常态，为官者大可不必对此大动肝火甚至上纲上线，清代文字狱的悲剧让康熙大帝因此蒙羞。当然，作为调侃和批评，也有个审美的问题，机智针砭是一种，诙谐幽默是一种，辛辣讥讽又是一种，不可取的是谩骂和丑化。在互联网时代，围观者喜欢把官场中人剥个精光，然后点评他的裸体，这不是文学，这是一种文字暴力。暴力能够聚集人气不假，但这种人气对于文学来说不要也罢，否则文学的尊严何在？在文学日渐被边缘化的今天，自暴自弃式的写作能赢得市场但拯救不了文学，因为市场的逐利性只能让文学不断堕落。黑格尔有句话：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摆脱不了兽性。而兽性是嗜血和暴虐的，这就是赌场里的人为什么永远比教堂里的人多的原因。那些持市场万能论观点的人，不妨看看当下的国足，国足是运动项目中最早市场化的，可是结果如何呢？文学要有文学的姿态、文学的格调，它以应有的优雅来引领风尚，平章百姓。优雅是文学的品质，因为优雅，文学变得高贵；优雅更是文学的色彩，因为优雅，文学变得斑斓；优雅是文学的翅膀，因为优雅，文学才能飞翔。孔子有句话我一直不敢忘：“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写作者，应该做文质彬彬的君子。
    我注意了周边的阅读者，这个群体大体是固定的，他们常年订阅某几种纯文学期刊，周末光顾新华书店时喜欢到文学柜台逛逛，偶尔在微博或微信上与朋友交流自己的阅读心得，他们是不用拓荒的文学熟地，是八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余热。如何让熟地不撂荒，让余热保持温度，让拥趸者不散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学优雅的血统，摒弃那些转基因的播种。因为这些文学拥趸者以文学为品位、为高雅、为自豪，一旦文学改变了秉性，变得非驴非马起来，恐怕这些熟地也会一块块失守。我曾经为一本很有影响的文学期刊的没落而惋惜，为了另一种生存，它追求新颖时尚，一年一个模样，如同一个临街踯躅的风尘女子，失去了应有的自尊，结果新老粉丝纷纷离去，沦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做商人妇的窘境。
    在创作《腊头驿》之前，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把厨子和官员的故事写得优雅一点。我努力了，但是不是写出了优雅，我不敢下结论，需要读者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