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胡（１９４５——）男，汉族，北京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同年３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工段长、调研科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宣传部长、工会主席、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现任鞍山市文联专业作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长篇小说《蓝城》、《太阳雪》等。作品曾获辽宁省政府文学奖、东北文学奖二等奖、东北文学奖一等奖等。

作品欣赏：

    1 窘困的作家
公元二○○一年，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年，经过一番筹划，我拿到前往美国的通行证，去美国周游了一遭。
　　我是卖文为生的人，去美国之前，我的状况不太好，虽然有长篇小说出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说实在话，在一个世纪结束的今天，“作家”不再是响亮的称谓，卖文为生变成了穷酸职业。世界早已是Money的世界，作家算什么呢？称得上“大腕”的作家在全国不超过十位，他们的收入赶不上在某个地区出名的小歌星。以我为例，我身边不识几个大字的小老板比我阔绰得多，即使街头小贩，日子也不比我差。再以我为例，我太太几年前跟人跑了，如果作家仍是令人仰慕名利双收的职业，她能跟人跑吗？同时我处在写不出东西的困顿期，坐在电脑前一片茫然，写不上几个字就到网上看新闻玩游戏了。今天有多少人关注你呢？一部长篇小说印二十万册，我只收到两封读者来信：一封信是退休语文教师写的，他闲来无事，列出书中的五十三个错别字（书中错别字五百三十个也不止）；另一封信是十五岁小姑娘写的，寄来一篇小说请我帮她发表。也许当今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真正的大师要的不是社会的关照，而是无尽的苦难。凡·高在有生之年，没有卖掉哪怕一张画！但是中国的文人不行，他们没有真本事而又患得患失，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说，他们是一堆不知所以的无用的毛。在封闭年代，没有创作自由，他们无能为力；在开放年代，有了创作自由，他们仍是无所作为。
　　是啊，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中国也进入信息时代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土地万劫不复的民族终于在世纪末有了改变，中国也到了手提电话机和因特网的时代，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松下索尼熊猫康佳海尔每年增加数千万台，一个新的时代，这是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ＯＫ、好莱坞大片、楼房按揭、仓储式购物、牙医保险、个人财物、高速公路、因特网和手机构成的时代，这个时代终于让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央之国的臣民松了一口气。
　　说是要去美国，可是我一点儿不高兴。这两年倒霉事不断。第一是小说的出版发行。我在写《信息时代》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小说，书稿送到华光出版社，我心里没底。责任编辑是个叫邬娜的女孩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刚从北大毕业，这会儿也过了三十岁——她对我的东西总是很欣赏，可是她说话不算数，说了算的是乔老爷，一脸胡楂儿的总编辑（邬娜的说法，一只“没褪净毛的猪蹄子”）。乔老爷对我说，现在小说市场不景气，这部书只能试着来，第一次印五千册，印五千册出版社不赚钱还要赔钱。他把没褪净毛的下巴扭向我说，出版社赚了钱，还能亏待作家吗？说着拿出一个合同，第一版不付稿费，第二版付稿费每千字五十元。我犹豫再三签了字。我对小说的发行没什么把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三家出版社退稿，J．K．罗琳写《哈利·波特》，绝不会想到这部书发行一亿五千万册。当时北京好几家出版社开始实行版税，我不是名家不能签版税合同，要不是邬娜，这份不平等合同我也得不到。小说第一版印一万册（超过约定），没想到两周内售罄。于是再印两万，又售罄。再印三万，再印五万……两个月印到二十二万册！这时候出版社停机了，因为好几种盗版出现在书摊上，正版书当然卖不过盗版书。邬娜早就说我的小说会畅销，第一有现代意识，第二书中女人性格鲜明，个个写得棒。意想不到的成功叫我心花怒放，可是我还没得到一分钱。我透支换了电脑买了一套“红领”西服。那天我想到还要穿衣吃饭还要还债，就走进王八蛋总编辑老乔（我只能这样骂他）的办公室要稿费。老乔嘻嘻一笑拿出合同说，第一版不给稿费！第一次第二次第五次第六次印刷都是第一版，你明白吗？我差点把桌上的茶杯砸到他脸上。那天晚上邬娜拉我去宽街的一家上海菜馆。戴眼镜梳着齐肩发娇小玲珑的邬娜喜怒不形于色，她给我倒满一杯酒，然后斯斯文文慢慢吞吞地说：
　　“我有黑道哥们儿，叫他打断老乔的腿！”
　　后来邬娜认真地打来电话，这个北大女生，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黑道哥们儿”，竟然问我到底要不要实施这个恐怖计划。我倒不惊异邬娜的狠劲儿，我惊异的是她对我的这份情意。我于是给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同华光出版社的稿费纠纷，请上级主管部门干预。过了一个月我领到稿费，只有两万多元，而出版社用这本书赚了一百万！
　　老乔退休以后，新来的总编辑很给我面子，他叫我对小说稍加修改，增加几万字，真正出个第二版，并以每千字一百元的价钱重新付我稿费，算是给我的补偿。
　　第二是拍电视剧。我的书不经意间成了畅销书，于是便有电视台及独立制片人上门求购电视剧拍摄权。一家沿海大省电视台不知几流的导演带了一个跟班一个小秘来找我，请我到亮马河的“京城第一刀”吃鱼翅，然后到“滚石”酒吧玩潇洒。“第一刀”总是被官员和大款们挤得满满的，而“滚石”是京城里最前卫的音乐酒吧，挂着麦克尔·杰克逊的Ｔ恤和麦当娜的三角裤，震耳欲聋的打击乐，撕肝裂胆的歌喉。那天我叫上邬娜，她喜欢这一套。正是夏天，她穿一件打着圣·洛朗商标的天蓝色连衣裙，是我见到她最漂亮的一回。蓄山羊胡穿棉背心叼雪茄烟的导演拿出一份协议书，赫然写着二十万元买拍摄权。虽然邬娜在我大腿上捏了一把，我还是签了字。山羊胡说，他一个星期后回北京，签正式合同，稿费一次付清。出来后邬娜说，你该向他们要定金呀！先拿一笔钱，也好上九寨沟玩一回。
　　买卖已经做成，再有电视台制片人上门，我一概回绝。过了半个月山羊胡没露面，他只是不停地打电话，叫我放心。一个月后他来了，没带跟班和小秘，吃饭从“第一刀”降到东来顺。我没请邬娜，她不吃羊肉。饭桌上山羊胡不停地向我解释，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我才明白，原来弄到省长大人那里了。小说里写到一位省长，篇幅虽不多，却有讥讽之意。这位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真省长（报纸上有他的尊容，类似演员王刚在电视连续剧中的造型）和我小说里的假省长对上号，气得直拍桌子。省长下令在省报上组织批判。但是这道命令行不通，省报和宣传部没有执行省长的命令——这年头哪有在党报上搞大批判的呀？我说，既然如此就算了！山羊胡说，啊，不行不行！难得的好小说，我头拱地也要拍成电视剧，啊！啊！不破楼兰誓不还！他真是下了工夫，拿着小说找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居然把小说翻了一回，说，创作自由嘛，不要过多干预嘛！书记和省长顶上牛，当然是借题发挥而不是为了一本小说。山羊胡叫我放心（第二十次叫我放心），这是我的事，也是他的事，他一定要办成。他把原来那份协议书拿去了，说是过一个星期再回来。
　　又是一个多月，山羊胡终于在电话里通知我，电视剧拍不成了。他努力三个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归失败。宣传部不执行省长的命令，也不会不顾省长的怒气。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会儿再没有电视台和制片人来找我，而那张二十万元的协议书也被山羊胡收回了！邬娜帮我找一家地方小电视台，卖了八万元。后来，那部戏拍得一塌糊涂，根本没人看。
　　第三是老婆离婚。我太太是个不错的太太，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广播乐团拉大提琴。女人在乐团里最适合大提琴、竖琴、长笛，其他都不适合。陈逸飞的油画也是这样画的，画上的外国女子是提琴、竖琴、长笛，中国女子是竹笛、琵琶、洞箫。现在乐团里女人什么都做，从乐队指挥到定音鼓，恣意妄为，豪情万丈，违背了音乐的本旨。你看女人指挥乐团舒服吗？拉小提琴也不对头，小提琴是很男性化的，刚毅挥洒，激情澎湃。女人在音乐中的表现应是小河淌水宁静柔媚。我看上她是在展览馆的圆形剧场，她拉里姆斯基·科萨阔夫的《天方夜谭》，有一段“公主旋律”是小提琴大提琴对位，那天她和首席小提琴两个人表演，一下子把我迷住了。我当即认定她是个好太太。结婚后过了几年好日子，生了个不漂亮的女儿，相安无事。后来出了一件事，就是乐团里有个黄毛的瑞典人，对我太太着了魔，闹得不亦乐乎。黄毛儿在我太太生日那天把和平门花店的红玫瑰包了，叫花店的人送到我家，插满二十个大花瓶，正好九百九十九朵。为此我把太太狠揍了一顿。我心里明白她没有多大错，而且我自己在女人面前并不检点。后来我又犯了一个大错，彻底伤了太太的心，这就是我初恋的女友祖慧。我太太没见过祖慧，听过祖慧越洋电话的声音。祖慧远在美国，她却感到祖慧的可畏。祖慧出国的那一年，我太太刚生下女儿。我到机场送祖慧回来，太太抱着女儿给我开门，站在门口说，你跟她一起去吧！几年后祖慧回国，我撒了个谎，和祖慧去昆明、桂林、海南转了十几天，回到北京，我太太早带女儿走了，再不回来了。
　　这就是我的艺术家生活。当然，我说的三件事，次序是倒过来的，先有离异，离异是四年前的事，如今女儿十岁了。离异之后写小说，写小说之后才有电视剧风波。
　　我在“不知所之”之时，祖慧忽然从纽约来电话。她的电话一年两三次，圣诞节或是我的生日。她问我想不想去美国一游，她可以为我办“访问学者”身份，半年至一年。再多待些日子，或者愿意留下也有办法。她说得亲昵。于是我发一份履历到她的电子邮箱，然后把全部作品寄给她。去美国是好主意，换一种方式生活是好选择，对于现在的我，斩断愁丝，海阔天空翱翔一番正是医治心理病症的良方。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邀请函。祖慧有这么大本事？哥大是常春藤学校，纽约最著名的大学！祖慧说，人家看中的并不是我的小说，而是《郁达夫评传》。我研究郁达夫的那本小书曾译成日文出版。祖慧把《郁达夫评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吴钟山教授，吴教授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他同唐德刚、余英时同为文史类的名教授。这位美籍华人读了我的小册子并有褒词。他希望我来纽约，在纽约可以找到达夫先生的新材料，达夫的后代有好几位在纽约。他说我的小册子应该补充为一部像样的书！祖慧在电话里转述吴先生的话，令我高兴不已。
　　我的父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教的是宋史。他是邓广铭的学生，而邓广铭是罗振玉、王国维的学生。我告诉他我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我没有提祖慧，他很喜欢祖慧，祖慧是邻家女孩。我的出行引出了父亲的一番比较文化的议论。他说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本的因素在于方块字和拼音文字。汉字是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符号文字，汉字不可能如拼音文字那样简单和快捷，获得共同意识的成本高、难度大。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正是方块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这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和古典文学的格式上，胜于集中在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人勤劳智慧，中国不能在世界上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除了语言文字的复杂，找不到其他原因。父亲自己就是摆弄中国历史和汉字的，却有如此的自我批判。
　　去领事馆签证之前我有点担心，因为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前时美国导弹炸了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祖慧在电话里叫我放心，她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告诉她，哥大的邀请函没有拒签的先例。真是酷毙了。于是我放心地前往领事馆，带上我的几本书，以证明我的作家身份（文人的头衔多少有点用）。果然，我在窗口用一分钟解决了问题，签证官拿我的小说掂了掂，看看它的分量，而坐在一边的中国雇员朝我笑笑，表示他读过这部小说。我的威风使周围引颈相望的同胞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羡慕得不得了。
　　2 奚儿
　　我的铁哥们儿鬼九为我送行，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说吃韩国烤肉，预订了一桌。可是不知谁起哄，忽然来了二十多位，男男女女站了一地。那天是周末，找不到更大的房间，临时改到西苑饭店吃自助餐。来送行的是同学、朋友，有弄文学的同行，还有记者编辑。一伙人在西苑占住一大间，有的人多年不见面，彼此问候一番。鬼九端了酒杯说道：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给龙送行，龙是大家的朋友，有成就的作家、评论家，这次作为纽约最著名的常春藤学校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有着无上的荣耀！我们祝他一路顺风，踏上新世纪的航程，干杯！”
　　大家上来和我碰杯，七嘴八舌。
　　邬娜来了，带来一个高个女孩儿，我不认识。邬娜穿一条浅红色真丝连衣裙，金丝边眼镜，齐肩的直板烫发，带着北京知识女性的傲慢，浅浅地笑着，送来智慧而又亲昵的眼风。
　　“龙，听说有人了，是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
　　“有什么人？”
　　“当然是美人儿。怎么不带来大伙儿看看？说是一起飞到美国去呢！”
　　“倒是想，”我拉住邬娜的手，“就请邬小姐一起去吧。”
　　“我哪儿配呀，大作家！”
　　邬娜回头看了一眼她身后的女孩儿。鬼九凑上前来：
　　“我看也是，你早该看中邬娜。”
　　邬娜摇着头说道：
　　“他看中我还看不中呢——再说我的女儿谁给带呀？”
　　“统统地去嘛！”
　　众人哄笑起来。
　　有两个人拿出相机咔嚓嚓地拍照，邬娜挽着我拍了一张，又拉那个女孩一起拍。六年前我写《郁达夫评传》，邬娜是责编（责任编辑的简称）。邬娜欣赏我对郁达夫的评价——郁达夫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真诚最完整保留了自我的作家。邬娜是单身女人，单身妈妈。这个北大女生，找了一个师范学院（入学分数最低的学校）的老公。不知道她怎么离婚的，我从不问这事儿。我们俩住得近，又是单身，常有来往：出去吃个饭，聊聊天，带各自的女儿去公园、游乐场。周围的人以为我和邬娜有一手，包括鬼九。我们只是朋友，真正意义的朋友。也有成为情人的机会，霎时的情绪，不知怎么的，双方都避开了。后来就觉得作为朋友更合适，更需要。不久前邬娜告诉我，她准备和前夫复婚了。
　　“龙，这个女孩是你的读者。”邬娜此刻拉住高个子女孩，“我姨妈的女儿，叫奚稚芳，你就叫她奚儿吧——大家都叫她奚儿。”
　　奚儿瘦瘦高高的，有一米七多，是小眼睛白皮肤的那一种类型，梳男孩式的短发，一身牛仔装，小屁股绷得紧紧的。她拿出一本书，是我的《信息时代》，请我签字。我问她名字怎么写，她打开扉页，那里夹了一张字条，写着“奚儿”两字，是女性清秀的字。
　　“字写得真漂亮。”我不会忘记称赞初识的漂亮女孩儿。
　　“不，是邬娜写的。”奚儿说。
　　我居然忘了邬娜写一手好字，真是弄巧成拙。邬娜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说我马屁拍错了地方。于是我在扉页写“奚儿小姐雅识”，签上名。　　
　　“龙，你带奚儿去美国好吗？”
　　邬娜的话叫我大吃一惊。他是想把表妹推荐给我吗？为什么早不说？这实在太荒唐了。
　　“邬娜，带个女孩去美国，我没这个本事哪！”
　　“你想哪儿去了，奚儿有签证。”
　　我自觉有点发呆。邬娜笑了，奚儿也笑了。
　　“你别犯傻，奚儿有商务签证，和你搭个伴儿。你什么时候走？”
　　“下周今天。”
　　我把奚小姐重新打量一回。
　　“你一个人？”
　　“是的。”奚儿回答，“大作家，你的机票是哪家航空公司？日航？好，我去买日航吧。”
　　邬娜给我安排了女伴，这一路便不会寂寞。我这个“王老五”一切事都由女人安排，真是怪事。临行的前一天鬼九又请了一回客，只有七八个人，在西直门里的“谭家菜馆”。这回要的是清汤燕菜、蟹黄鱼翅、蚝油紫鲍、清蒸鲥鱼；喝了三瓶黄永玉家乡的“酒鬼”酒，花了几千块钱。
　　这天邬娜来了，她说奚儿买了机票，明天到机场。我们喝了不少酒，鬼九的舌头喝大了：
　　“龙，你……你到美国，为的是祖……祖慧……”
　　邬娜也喝了不少，飞一脸红云。临别的时候她伏在我的肩头说道：
　　“龙，说来说去，我们还是没缘啊！”
　　邬娜说得我眼睛酸酸的。
　　日航飞机不直飞美国，而是在东京停留一晚。日航的机票便宜，返程有效期一年。我拿着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和电视剧拍摄费，哪里经得住到美国花！我也就是去玩一玩，逛一逛，哪里能待上一年！祖慧的安排，使我的美国之行有了事业的意义，我可以补充和完善郁达夫研究，华光出版社新任总编辑答应重印这本书。
　　我订好机票之后，祖慧忽然打电话说，她不能在纽约等我。什么原因呢？她要去台湾，处理“自己很重要的事”。她请一位朋友去机场接我，并为我租一间房子。如果我不喜欢这样，就把机票改签，晚一个月再来纽约。我有点不高兴。我买的日航优惠票，不能改签。祖慧这样的女人当然认识很多男人，可是叫她的某个男朋友来接我，太前卫了。于是我对祖慧说，我在纽约有同学，自己可以安排。
　　我的同学即是唐大一。
　　唐大一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十年不曾见面。他也搞艺术——我弄文学，他搞美术。搞美术却不是画家，搞的是美术评论。他进美术学院，因为他爸爸是美院的教授。美院毕业他在北京晃荡了几年，什么事没做，忽然跑到美国去了，一待十几年，在西部拿个硕士，艺术理论之类。他如今在纽约，不清楚什么营生，混得怎样。我从鬼九处要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惊叫，吓得我一哆嗦，差点儿没犯心脏病。
　　“哇！哇！龙，是你吗？Magnificent！我以为你早死了，你不信？我在E-Mail上看到的，有人说你出了车祸。那会儿我在湾区，还到金门桥上祭奠过。我把玫瑰花瓣撒进太平洋，真是为了你呢。不过那些花瓣不是买的，是从Linda婚礼上捡来的。好了好了，别管你信不信，反正你还活着。你快来吧，明天飞过来！哪个学校的访问学者？Columbia？好你小子！在美国打工，有哥大履历就算牛逼了。你住我这儿，方便，免收房租伙食费，住多久都行。哪天到？我和太太到机场接你！啊，你见见我的小太太，妙不可言，啊，你不可能见过她这样的可人儿！”
　　唐大一的兴奋劲儿无人能比，他的一张嘴十分了得，从小如此。可是他说“我死了”，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是谁发电子邮件到唐大一的信箱里？不管死没死，这回到纽约有落脚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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