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1964-），原名赵艳萍，满族，爱新觉罗氏，生于吉林，祖籍沈阳。散文作家。1985年毕业于吉林永吉师范学校。曾做过教师、公务员。现居吉林市。200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曾在《作家》、《布老虎散文》、《人民文学》、《十月》、《天涯》等多家文学杂志发表作品。获2003年“布老虎”散文奖、2004年人民文学奖、2006年第二届吉林文学奖。2004年7月出版散文专集《转身》（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散文合集《七个人的背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散文集《阴性之痛》（华侨出版社）、2006年出版散文集《从容起舞》（时代出版社）。2008年散文集《从容起舞》获得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作品欣赏：

水稻田
 
    蔡清是我处的第三个男朋友。在乡下教书时处过两个。他们一个是铁路工人，一个是粮库工人。在那个小镇，只有这两个单位：一个国营粮库，一个火车站。剩下就是农民了。我的至少两个女同学兼同事就嫁给铁路工人和粮库工人了。她们觉得很好，这两个单位都工资高、待遇好。那时候，一个铁路工人的工资竟然是我们这些教师的四五倍。女友对我很好，觉得这样的幸福生活不能独享，就从幸福里回过头，想把我也拉进去。那时我没有什么前途在那里明白地等着我，但是我不肯结婚，总觉得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肯嫁给这两种工人。我从小的理想是要做皇后的。工人，工资再高，他能当上国王吗？那我还不如嫁给农民，那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工人，我看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后来想，我最差也得找个诗人。诗人是可以自立为王的。就算他没有国土，没有人民。我满脑子就是这些，因此，那高工资，对我就不起多少作用。我不计较男人挣多少钱，我计较他是干什么的。我否定体力劳动，因为我认为，体力对世界的影响太有限了。身体太没有力量了。只要一颗子弹，你的身体就没有了。如果你是以身体这个面接触这个世界，那么你就是弱的。也可以说你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从小就善良，爱为别人着想。这样我就没有当面回绝。我就答应相处。然后见过两次面后，我就跟同学说，不行啊，合不来啊。于是把好事弄黄了。我费这么大劲儿，把陡坡弄成斜坡，是怕女友伤心。因为，我等于否定了她们的幸福生活，那太伤感情了。我绕这么大弯子就是试图证明，我不是排斥某类人，而只是对某个个人不喜欢而已。后来，女友就经常跟工人丈夫打架，经常脸上带着伤就上班来了，那真是触目惊心！我答应见第二面的理由还有一个，有很少的一部分工人也是很优秀的。万一碰上也可以。但是我没碰上，都一般，不见优秀。没有一个工人如北岛般会作诗。
调进城市我就26岁了。结婚的事像一座山一样向我压过来。我妈着急，我哥哥着急。哥哥沉着脸说，不许超过30岁！我按我哥哥的指示办事，最后，就是在29岁那年的年底结婚的。再过4天我就三十岁了。我哥哥很高兴，他认为我很听话。
蔡清是我调入C市后处的第一个朋友。他是医生。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并不知道，4年后跟我结婚的人不是他。我想大概是父亲不同意。不然怎么就黄了呢？
父亲最后的日子就是在C市的某家医院度过的。那一年父亲50岁，我10岁。在父亲临终前的某一天，母亲从医院回来，带着我和弟弟到医院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我曾在成年后多次回想那次见面，我想把父亲从记忆里打捞上来。但是父亲一片模糊，我记住的一些东西都毫无道理，没有一点应该被记住的理由。我记住了父亲住的医院后院里的一栋红砖楼和一个同样红砖结构的锅炉房。我是从父亲病房旁边的窗子看到这些的。我进入病房后感到无事可做。我不关心大人说什么，对即将到来的死神我也没有感觉。我绕过父亲的病床，来到床边的窗下，我踮起脚向外看。那是我第一次到一座城市，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房子，第一次看见汽车……我想再看看。而这个窗子，不是临街的窗子，这样我就看见了那所医院的后院，一座红砖楼，旁边一个有烟筒的锅炉房。还有一堆黑色的煤在墙角。院子里灰糊糊的，没有绿草、红花。那是早春，雪还没完全融化。树枝还是干枯的。
蔡清的工作忙，他还有夜班。我那时刚调到c市团委工作，我要下基层检查工作，开会什么的，因此我的时间有一部分是由我自己来掌握的。这样为了节省一些时间，要见面的时候，他就让我到他单位门口等他。我就答应了。我不是总爱为别人着想吗？我就答应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道路都由我一个人来走。往往，我一不小心就去早了。去早了就要在门口傻等。他们医院叫C市肿瘤医院。正对着大门的门诊大楼看上去刚盖好不久。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这几年才有的。等他下班换好衣服出来，我们就去附近吃点饭，说会话。吃完饭我们有时去看电影，有时去江边看月亮。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后来有一天，我又去早了。我不好意思在门口等了。人家都是男的等女的，我怎么就把事情给弄反了呢？我感到我等得有点不对。我就在附近转悠。一转我就转到了门诊楼的后面。隔着铁栅栏，我就看见了被这幢又新又高的大楼挡住的一切。我看见了我10岁时看见的那栋红砖楼，看见了一侧的还在使用的锅炉房！旁边还有一堆黑色的煤。院子里破损的灰色水泥地面，那上面应该还有父亲的脚印在。一切都是16年前的颜色。相同的春天，相同的色调。调到C市后，我曾想过要找到那家医院，要去看看。因为我总也想不起父亲音容，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图像太少太模糊。但是，还是不能去找。我还是怕见到那家医院的。那家医院在我心里是很阴森的。我想不到的是，父亲他很有办法地找到了我，并且让我一次次地向他最后的停留地跑来。等蔡清医生换好衣服出来，向我走过来，我突然就感到他不是真实的，他仅仅是父亲的一个要见女儿的办法。蔡医生开玩笑说，你又来早啦！你可真是个傻丫头。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机会也等一等你？我忍住突然的眼泪，我感到这是父亲在说话。他说完就等着我笑。我也觉得应该笑一下，但是两种对立的情绪在我脸上僵持住了，到最后我就不知道我的脸上呈现的是什么表情。吃饭的时候，我说，这家医院一直叫肿瘤医院吗？他说不是的，原来叫二医院。全称C市第二人民医院。
母亲和哥哥轮换着在二医院护理父亲。母亲回家时，总说起二医院的事情。她多次提起院子里那个锅炉房。还有那个师傅。她说用饭盒把米洗好再放好水，然后放到师傅从炉子里掏出的一大块炭火上，饭就能煮熟了。一盒饭就够父亲、母亲吃了。很多病人家属都是这么煮饭吃的。医院里应该是有饭的。但是家里的大米是不用花钱的。这样在医院只买菜就可以了。还有，家里的大米是比医院的大米好吃的。七十年代，城市的大米哪有新米啊？连大米都很少的。父亲也不爱吃医院的大米，他要吃家里的大米，吃自己的土地上的大米。
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着手做一件大事。他把他管辖的土地由古老的旱田改成了水田。自从有人居住，这里就是旱田。种着玉米、谷子、高梁等等。相对于旱田，水田的附加条件更多。它需要水，电力，技术，土地的平坦。这是弄不好会失败的改革，但是父亲成功了，他从来就不失败。他特别有办法。
父亲是个理性的诗人。他去“上面”开会，午餐时，吃到了由阿拉底韩国屯人种植的大米。那来自水田里的颗粒是那么晶莹，一颗一颗，透明、莹白。米的弹力，在父亲的齿间，像一只活着的东西，还要挣扎一下。父亲把这种陌生的粮食在齿间的感受埋下，问坐在旁边的韩国屯的大队书记，父亲问这种作物的产量。那是一个让父亲惊讶的产量，比传统的作物高出好几倍。父亲咀嚼的牙齿肯定是停住了。他把注意力从牙齿、味蕾上转移到那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上。在接下来的谈话里，父亲又得到了拥有这个数字的必要条件。父亲的目光越过午餐的饭桌，落到自己管辖的那片土地上。父亲看见，在那片土地上，那些必须的条件，一个都不少——水源、电力、技术、土地的平坦。父亲对家乡土地的蓝图就从那一刻开始动笔了。
在那个各村大队书记共进午餐的饭桌上，父亲不动声色地咀嚼着那些挺一挺腰才肯破碎的米粒，他想，要不了多久，他辖区的所有人，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喊他赵书记的人民，就都能吃到这种高产、劲道的米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那些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改造土地的工作正由蓝图向土地上落实。这一伟大的行动，只有两组图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应该是2岁，我很幼小，由姐姐抱着。去观看那个劳动现场。高高的土坝上面，插着彩旗，旗子都向北飘，那就是南风，南风就是春天。很多的人站成一排排，用土筐往上运土，以使土坝垒得更高，更符合水田的要求。最上面的人把框里的土倒出来后，就把空的筐从上面扔下来。筐从那么高的斜坡上滚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滚下来。它们滚得一点也不规矩，很乱，很好看。在下面，在筐滚动的终点，有一些人握着铁锹等着那些空筐呢。它们再次被装满，再次被一双双的手运往高处，再倒空，再轻飘飘地滚动，一次一次，无限重复。那个劳动现场，看上去像做一个好玩的游戏。从那高坡上斜斜地滚下来的空筐，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在2岁的时候，在几乎没有记忆的时候。另一个被我记住的图像是江边正在建设的水泵房。这是完成土地改造的关键。水田，要有水。而水在江河里。水是不随便离开他们的道路的。水不能流进田地里。如果流进去了，那是发大水了。父亲在江水与田地的交接点上，建一个水泵房。这所房子它可以使水有秩序地流进田地里。田地需要多少水，它就流进去多少。因此这座让水泵住的房子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就在这所房子的修建现场。旁边就是修水渠的劳动现场，我看完了那些滚动的土筐之后，从抱着我的姐姐肩头，把头向一侧一转，我就看见了我的父亲。看见了那个建设得已经差不多的红砖房子。我看见父亲从那个还没有安上门窗的红房子里出来。父亲是从一个应该是窗子的地方一步跨出来的。他像是没有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他也不会走过来，他在工作呢，他是这个大型工程的总指挥。他从窗子里出来后就跟一个工人说话。他的身后，从那红房子里伸出来的三个粗大的铁管子，一路爬上了那个高坡的开端。这三个铁管子，就是给江水准备的道路。水是不能爬上那么高的陡坡的，但是，那个红房子里有电，电从后面推着江水，就像那些手运输者那些土筐。土在人力的推动下爬上了高坡，水在电的推动下也跑上了高坡。父亲的这个工程实在是太难了，他要使不能爬上高处的水、土，向高处爬去。我长大后，就在这个水渠里洗澡、游泳。在父亲弄到高处的水里洗澡。当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还在父亲的水渠里洗澡。那三个粗大的水管子，从里面喷出水来，水爬了那么高的陡坡还能有力量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打出那么多而圆的漩涡。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们一到夏天，就都爱在这些漩涡里玩。这些漩涡，都是父亲打出来的，如果没有父亲，这里的水，是没有漩涡的。水是发不出那么大的声音的。这些声音是父亲发出来的。父亲使无声的水突然会说话了。多年以后，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我把孩子的衣服脱光，然后把他扔在他外公制造的水的那些漩涡里。我感到我的父亲他总也死不了，他制造的漩涡一年一年底旋转着，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我每年都回娘家，在农历的7月15日。我给父母上坟。我们家不是清明节上坟，而是农历的7月15日。然后我要到江边去，到父亲在40多年前修建的水渠看看。那个水泵房还在，还在发出电的声音，水还在电的推动下爬上高坡。我会走到水渠上，看着那些水从水管子里那么急地喷涌出来。那么多的漩涡，一个一个，都是活的。它们在父亲死了之后，一直在活着。
我不再等蔡医生下班换好衣服出来。父亲已经通过他见到了长大后的女儿。我想，父亲见到我就放心了，就走了。留下蔡医生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没有了父亲，蔡医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突然就不愿意再见蔡医生了。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无法把事情说清楚。我说不清楚。我就不去等他了。后来，蔡医生终于找到了原因。有一天，已经秋天了，我下班出来，突然看见已经好久不见的蔡医生站在团市委的大门口。他的脸是那么白，头发是那么黑。他说，我就知道，早晚，你会给我一个机会，等一等你。
后来，我从院子里的一个小脚门走，这样我就看不见蔡医生了。再说人家蔡医生也不是娶不上媳妇。他是外科医生，手里的刀子很值钱的。我不愿意，有很多愿意的。他身边那么多待嫁的护士。再说谁还没有点自尊心。我们之间一直把握得很好，没发生什么扎下根的感情，不是没谁谁就不活了。因此，几阵风过，就了无痕迹了。蔡医生怎么也想不到，是他工作的这家医院16年前的一个患者左右了他婚姻的走向。
让我坚决地从角门走还有一个原因，蔡医生是朝鲜人。我最不喜欢朝鲜人了。我童年的两个敌人就是朝鲜人。他们是兄妹俩。住在我家的前院。是父亲从韩国屯请来的水田技术员。等有了水，水渠后，我们还是不会种水稻的。我们需要技术支持。父亲就到邻村的韩国屯请来了技术员。技术员来了，也带来了老婆孩子。那女人还是穿着大裙子的，斜还是有勾的。那两个小孩，年龄跟我和弟弟一般大。他们说朝鲜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就不再一起玩。但是，住得太近了，不在一起玩也会发生冲突。导火索是蜻蜓。蜻蜓它飞累了就落在我家的栅栏上睡觉。那两个朝鲜小孩就来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我和弟弟没说什么，我们是讲道理的小孩。我们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我们得有个样子。我们认为，蜻蜓是公共的，不是落在谁家就是谁家的了。因此，我们就允许别人也包括朝鲜小孩来捉。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被捉跑了，大部分就飞到技术员家的栅栏上休息，我和弟弟就去捉那些蜻蜓。想不到的是，他们却不让我们捉。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汉语说，那是他们家的蜻蜓，不让我们捉。然后我们四个小孩就打起来了。结果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打不过技术员家的小孩。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大队书记的夫人就去找技术员的夫人。她们就四个小孩打架的事进行了谈话。谈话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四个小孩的战争仍然在继续。但是到了秋天，大队书记和朝鲜技术员的合作确非常成功。水田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900公斤。
李礼是我到C市后的第二个男朋友。他是职业军人。军衔是少尉。我认识军衔。哥哥也是职业军人。那时哥哥已经是中校了。相对于工人、农民，军人是最有可能当上国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得多有道理啊！李礼就是最后跟我结婚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