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书柜摆满了我看过的和未来得及看的书，当然，工具书占了一定比例。这个不是看的，是供我查阅的。最老的那本，是1982年父亲给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78年版本1982年5月北京第36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父亲除了小人书以外，给我买的唯一一本“有用的书”。1991年县城发大水，这本词典因躲在办公楼上，才幸免于难。《现代汉语词典》跟着我南来北往，立下汗马功劳。从开始的干净利落，到后期加上保护皮，再从保护皮到原封皮，30多年，它就这样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让我随心所欲，让我爱不释手，让我如虎添翼。

    儿子很识货：“老爸，您这本书很有价值，就送我吧。”我忍痛割爱，将这本书送给了他。他上高中那几年住校。很多书搬来搬去，有的搬着搬着就搬丢了。但这本书他却保存完好。我很为儿子的细心而欣慰，我知道，他不仅喜欢这本书，更喜欢一种接续一种传承。写这篇文章时，我从儿子的卧室里又找出了这本面目沧桑却睿智不减的词典。我小心地翻看着，正当要合上它时，却发现了儿子在它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翻烂它之日就是成功之时。”这小子，真以为考上大学了，就成功了。儿子，真正成功的路还远着呢。要不，古人不白说了那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了吗？我小心地把词典放回儿子的书架上，心中生起一股热切的希望。我希望儿子真正领悟学习的意义，更希望他真正解读好成功的深远内涵。

    祖父在世的最后一年。他边爱怜地抚摸着我那些并不多也不算厚重的书，边不无期待地说：“好孙子，好好念书吧，以后兴许也能写本书出来。”祖父认识一些字，也颇崇拜读书人。所以，他节衣缩食，把父亲培养成了一名公办教师。祖父崇尚读书，他希望后世子孙能成为读书有用的人，他老人家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因阅读，我创作；因创作，我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问世了三本不算厚重的书。这三本书，有两本是诗集，一本是散文集。质量不算高，但凝聚了我2004年以前的主要创作成果。我知道，创作是一条曲折漫长的路，容不得自以为是，更容不得停滞不前。只有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感悟人生，才能创作出深受读者喜爱且耐读的优秀作品。我把自己这三本书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经常翻看一下，一方面对它的得失进行总结，一方面用它来鞭策自己。我会出版新书的，但我一定要让自己出版的新书质量好一些再好一些。

    我没去新华书店买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安静地去读一本书越发显得不易；二是因为现在网购到的书比去新华书店去买效果好，不仅选择性强，而且价格也比较优惠。当然，我只在当当网买。多年的感受，当当网卖的书质量还不错。每次邮购书，自己都精挑细选。买完后，就叮嘱单位的收发员帮着查收。以前，对莫言的作品看得不算多。当他获得诺诺贝尔文学奖后，自己也赶时髦网购了一套《莫言全集》。我不崇拜名人，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莫言和国内其他名家一样，作品的分量肯定很重，是值得消耗时间好好读一读的。我也不迷信书本，真正的知识需要自己在人生的奋斗中不断地认知、感受和探索。2012年春，我购买了一套王树增的《解放》，用了半个月时间，一鼓作气地看完了。看完了，自己对解放战争的大场景也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对自己业余时间研究中国现代史有了新的帮助。

    买来的书也有漏网之鱼。1997年底，自己在武汉买了一套由李尔重创作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前辈用扎实的创作功底，艺术地描绘和再现了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抗日斗争场景。整部著作12本，总字数达500多万字。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己一直没来得及去看去读。儿子10岁那年，在和我讨论抗战期间的经典战役时，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了解得比我还全面。我惊诧之余问他是怎么掌握到这么多知识时，这小子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是家里这套《新战争与和平》。原来，儿子在放寒暑假时偷偷翻看了它。不认识的字，他就查字典，两个假期下来他居然看完了。我很吃惊，也很羞愧。儿子能看完，自己为什么就没去看？书真的就“非借不能读”吗？鲁迅先生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真就忙吗，真的就没有时间去多读书吗？各种理由都很苍白，也都站不住脚。其实，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自己的懒惰在作怪。

    多年前，自己曾借出差时，买了一小块上好的石头刻了枚藏书章，回来后就急不可耐地往书柜里所有图书的扉页上盖。就是这一盖，改变了自己读书的心境和方式，也不知不觉地给自己的懒惰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藏书。注意了藏书的形式，却忽视了看书的实质意义。其实，书需读后才能藏，光藏还有啥价值呢。网络时代传统的阅读方式被改变了，电子书肆意横流，网上阅读似乎成了休闲消遣的时尚。那种手捧一本纸质书，郑重其事的阅读方式，似乎正渐行渐远。

    我想好了，闲暇时还要继续到新华书店去转转，还要时不时地买上几本可读之书。可是，当下的新华书店还安好如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