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孙惠芬

　　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看不惯铺满院落的鸡鸭猪狗粪便，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内中许多情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想不到，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萧红是谁，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她的书。

　　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惟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黑漆漆的磨房、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串动的蜻蜒、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我走进去的，本是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却觉得那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小镇。我看到的，本是萧红的童年景象，却觉得那景象正是我童年里的记忆。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1986年，这一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它的重要在于，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位于黄海北岸，却不守海，它属于辽南山区，却没有山，它只是一个盆地里的村庄。它行政上隶属于辽宁省庄河县——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呆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雨》，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厌恶也是因为爱，憎恨也是因为爱，可是在遇到萧红之前，我看不到自己对河谷村庄的热爱。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小说里不断地书写她，书写那些落后的令我厌倦的人和事，令我反感的畜类和蚊蝇，正是因为我在向外逃离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我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伤害，才愿意回到心底的村庄。

　　——伤害同样来自于1986年。这一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无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20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后来我知道，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她在外面世界疲惫飘泊近20年之后写就的。她不断地从乡村逃离，逃脱父亲的专制统制，“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又遭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最后患病住在香港。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扑面而来时，她的笔便回到了虽是寂寞但却无拘无束的乡村大地，她的灵魂在那里自由地徜徉。萨特说，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在萧红的童年，坦荡的大地、开阔的原野使她一直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这让萧红多年来一直有着清醒的内心边界。当某种专制和束缚、程序和秩序伤害了自由，她刀锋一样锋利的神经便撞到哪里，哪里滴血，她的笔下便有了饱满的激情，这激情在回到故乡大地时，便再生出一个阔大的艺术世界。

　　出走因为追求自由，回归依然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人在封闭愚昧的乡村，向往的是外面的开放和文明，殊不知开放和文明自有自己的程序和秩序、自己的制度和法则，这对身心的自由是另一种束缚和挑战。实际上，在我1986年遇到萧红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心灵里的真正家园，它在我的对面又在我的背后，她是我的记忆却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村庄。乡村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文化结构，可她一旦变成思念和怀想，升腾在现实的文明世界对岸，那里就成了一个自由精神的栖息地，就生成出一个理想的虚构的空间。

　　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作者为著名小说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