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写写我父亲。这半辈子下来，我写过好多别人的父亲，可就是没写过自己的父亲。
　　记得那天是个父亲节，我闲着没事儿，看见外面的阳光被很热的风搓成了一缕一缕的金线，正哗哗哗地扫着树干、树枝和树叶，甚至有这么一缕金线，还将玻璃窗上的一个七星瓢虫给扫落在了窗台上。我还看见我父亲佝偻着身子，在我眼前拖着碎步走来走去，他脖子上缠着这样的金线，腰上也缠着这样的金线，过去一米八六的个儿，现在看上去倒像是一米六八的个儿了。
　　我那天并没有向我父亲致以节日的问候，因为我儿子在外地也没向我致以节日的问候。“这他妈是个什么破理由呀。”我恨恨地这样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对我父亲说：“爹，我手庠庠了，你让我写写你行不？”我父亲当时正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电脑上的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女孩儿穿着皮肤色的情趣内衣，就跟没穿一样，她手里拿着一个硅胶阳具，一双大眼睛勾魂摄魄，眯得够味儿。我知道我父亲有这个爱好，他紧跟时代，从很多年前就进入了读图时代，而且读得大都是些性用品广告图片。我父亲当时听到我这一嗓子，便哆哆嗦嗦着将图片做了最小化处理，扭回头对我说：“行呀，你爹我行将坟墓了，你爹我过去的事儿也跟你叨咕过，你咋写你爹我都行，现在你就别打扰你爹我了，你爹我还看图呢。”我父亲说完这话，又将那张图片做了最大化处理，紧接着又拿放大镜对那张图片做了更大化处理。
　　起初我无从下手去写我父亲，我相信“离你最近的人同时是离你最远的人”这句话。可我还是要去写，并且硬要去写，于是我就从无从下手处扒开了一道缝儿，开始下手了。
　　我父亲在还没有参加林彪的东野之前，就已经开着火车在辽西地界上来回跑了。起初我父亲是在一个日本大车的手下当司炉，他为什么在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日本大车的手下当司炉，这全因了他的一次嫖娼经历。一个死了丈夫的日本开拓团的女团民，怕自己在大青山里熬不过东北的冬天，便进到了北票城小栅栏街的翠屏楼，当上了一个青楼姑娘，这个翠屏楼的皮肉生意，面对的主要是日本人和少数满州国人。我父亲仗着祖上分在他头上的百八十亩田产，在小栅栏街搏得了一个“魏快刀”的荣誉称号，当时不论中、日、满三国多么能死缠烂打的婊子，一旦入了他的嫖眼，他准能靠自己的一副快刀子嘴和一次阔绰出手，将对方拿下。有一天我父亲在白粉房里吸足了白粉，在小栅栏街来来回回走了三遭，最终一咬牙瞄上了这个日本开拓团的女团民，最终嫖上了这个日本开拓团的女团民。
　　当翠屏楼的老鸨子将“大叶真阳付离子”这个曾经的女团民的牌子再次翻成接客模式时，我父亲才刚刚提上内裤，还在系着自己的黑绸子抿裆裤呢。这时有一个人突然闯进来了，这个人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个日本大车，他同时也是个日本浪人。这个日本大车看了一眼大叶真阳付离子和服背后的小枕头歪歪扭扭，一头的鬓发也乱乱糟糟，而后，这个日本大车又回看了一眼我父亲，虽然他们这两个嫖客都在小栅栏街经常打照面，彼此也很熟悉，可是当这个日本大车真真切切看见我父亲软塌榻的裆部时，竟让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来，于是便暴怒起来：“你他妈竟敢嫖我的马子？你他妈连吃白米饭都得经我们大日本国同意的家伙，竟敢嫖我的马子？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我父亲此时只知道恨那个老鸨子翻牌翻得太快，却不知道恨那个老鸨子是跟这个日本大车一起在做了这个圈套。我父亲整个人就跟他的裆部一样，一下子也软塌塌了起来，就连刚抽过的白粉都让他支楞不起来了。我父亲说：“吉茂君，看在我们同出同入小栅栏的份儿上，你就放我一马吧。”“你他妈让我放你一马你咋不放我马子一马呢？”我父亲当时被一股白粉劲儿拱得想笑，可他最终还是忍住了笑，心说还真难为这个吉茂君能说出类似绕口令的话来。
　　因我父亲在短短几年间将祖上分在他头上的田产败得所剩无几，所以这个日本大车与老鸨子所设的圈套，并没有套住我父亲几块大洋。这个日本大车见我父亲还有一副不错的身板子，就找了两个证人，开了一张用一年时间才能赎回我父亲自己的卖身契，把我父亲给带上了火车头。
　　就这样，我父亲常常是撅着屁股把火车头烧足了汽儿，跟日本大车一起，将身后的一列列煤车从北票拉到渤海湾的某个港口，而将煤再装上货船运往日本的活儿，便不再是他们干的了。
　　有一天我父亲他们将一列煤车开到南岭的山洞前，突然间被山洞正上方碉堡里射出的一梭子子弹给打停在了山洞里。待他们走出山洞时，苏联人端着转盘机枪嘻嘻哈哈地已在他们面前站成了一排。我父亲当时并不知道眼前这群撅着大鼻子凹着蓝眼窝的苏联人是何方妖怪，这些妖怪咋还比小日本子历害呢？我父亲当时挠着头皮在想，他看见自己的日本大车，这个日本浪人，这个塌鼻梁罗圈腿的东洋妖怪，都把尿尿到自己的裤裆里了。
　　多少天以后，我父亲再次登上火车头的时候，他的职位便升了一格，成为一名副司机了，而他的日本大车，却已在北票机务段的一间大房子里，跟另外一些日本人一起被关了起来。这个大房子原来是一个修火车头的库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被改成了一个牢房，我父亲被一纸卖身契卖给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旗下的北票机务段后，就从工友们的嘴里，知道了这个牢房被唤做火车牢。
　　我父亲一开始很纳闷，这里面关的是人呀不是火车呀，怎么就叫起了火车牢呢？到后来他自己就将这个谜团给解开了，原来这里关的都是跟火车有关的人呀。比如这个人烧火烧得不怎么样，日本人戴一副白手套在烟筒壁上一摸，上面有黑黑的烟垢，日本人便说：“八嘎，你这个支那人良心大大地坏啦，火车牢地干活。”比如这个人擦车擦得不干净，日本人拿一把白棉丝在火车轮子上一抹，上面有黑黑的油垢，日本人便说：“八嘎，你这个支那人良心大大地坏啦，火车牢地干活。”而眼下则是风水轮流转，城头变换起了大王旗，比如那个烧火烧得不怎么样的“支那”人对一个日本人说：“我操你妈的，你个小日本子在我们这儿当了八年的段长，没少祸祸了我们这些工友，现在该他妈的你去火车牢里坐坐了。”比如那个擦车擦得不干净的“支那”人对一个日本人说：“俺日你个娘哟，你个小日本子带着一副眼镜就装人了，这八年你没少克扣俺们的工钱，现在该他娘的你去火车牢里坐坐了。”
　　在记录我父亲的这段历史时，我曾问过他：“小日本子说话真的就跟电影里演的是一个腔调吗？”我父亲说：“电影那是扯鸡巴蛋，你爹我告诉你吧，旅顺的小日本子说的是旅顺话，奉天的小日本子说的是奉天话，锦州的小日本子说的是锦州话，咱北票的小日本子说的就是咱北票话。他们这帮小日本子还真是入乡随俗，把咱东北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其实他们早就有在咱东北扎根儿的心喽。”
　　我父亲当上了副司机，所开的火车头还是那个火车头，只不过司机楼子的顶棚多了几个被苏联人用枪打出来的窟窿而已。白天阳光透过窟窿射进来，就成了一根根明亮的棍子，这一根根明亮的棍子，用手掌或者铁锹什么的一砍，就能轻轻松松地被砍断。而到了晚上，当有夜光出现的时候，便会看见司机楼子顶棚上的窟窿，有的正好被一个晶亮的星星塞住，这就像是被一块干净的冰块塞住了一样，煞是有意思。
　　这天，我父亲出乘经过火车牢，看见了铁窗里面的日本大车。这个日本大车在向他招手，并一声迭一声地喊他，我父亲便走过去粗声粗气地问：“吉茂寺五六根，你叫我干啥？”吉茂寺五六根说：“有吃的吗魏大贵？”我父亲耸了耸肩，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兜子里装着六个窝头，这是他往返一趟乘务的标准口粮，他先是摇了摇头，可是中间不知出了什么状况，或许是因那纸卖身契做废了的缘故吧，或许是在跟了吉茂寺五六根之后把自己想戒却没戒掉的白粉给戒掉了的缘故吧，或许是他们从同一个女人身上的嫖友到同一个司机楼子里的工友的共同经历吧，不管怎么说，到最后他又点起了头来。接下来，我父亲便从兜子里掏出两个窝头顺着铁窗递了进去。吉茂寺五六根当时就捧着窝头哇哇大哭起来。
　　我父亲带着四个窝头登上了火车头，火车司机这时已换成了一个大鼻子的苏联人，当时他的名字说一遍就被我父亲记住了，叫勃勃楚留夫，是一个出生在远东地区在哈尔滨长大的精力充沛的小老头儿。我父亲用自己熟悉的字码管这个小老头儿叫凉锅贴饼子——饽饽出溜夫。这个远东小老头儿有个少尉军衔，在哈尔滨时就是人家苏联人的一个卧底了，他边开火车边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待他把底快要卧露了的时候，苏联人便打过来了。勃勃楚留夫只会说一点汉语，他对我父亲说了大致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去铁厂拉拆卸下来的设备往我们苏联运，日本人的设备先进，我们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大量需要这些设备呢。”我父亲问：“这些东西都拉你们苏联去了，那以后我们用什么炼铁呢？”勃勃楚留夫说：“你们国家是我们苏联人帮助解放的，拉你们点破铜烂铁有什么呀。”我父亲听了后就用极快的语速骂了一句：“去你妈的吧你们跟小日本子有啥区别呀操你妈的你们不也是来我们这里抢东西吗？”勃勃楚留夫听我父亲话听得一愣一愣的，待我父亲一口气说完，他笑呵呵地问我父亲：“谢谢，你在说什么呀，我没听懂。”我父亲这时就踩响了汽笛，说：“前面搬道岔的正摇旗让我们过去呢。”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父亲在说他的这段经历时，脸上荡起的是怎样的一种兴奋表情。他说他骂了那个“饽饽出溜夫”，可那老小子却根本就没听出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父亲的嘴皮子溜，应变能力非常强，“魏快刀”这个荣誉称号用在他身上并不是浪得虚名。记得上初中时，我的政治老师是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少妇，她有一张光滑的鹅蛋脸，上面整天都挂着潮红，看一眼就能把一个人稀罕死。那时我正处在青春期，浑身上下有不少叫做荷尔蒙的小虫子爬来爬去，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小虫子搞得我梦里梦外全都是这个政治老师，于是我的这科成绩便开始直线下降了。政治老师对我很生气，在她眼里，一向政治过硬的我怎么就突然间不行了呢，怎么就软了呢，她要我把家长叫来，我便蹬蹬蹬地往家跑。半路上正遇到我父亲下班回家，他一身油渍麻花的装束，看上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味道十足。我父亲当时叫住了我：“魏国紧，你干什么去？”我就停下来猫着腰双手拄膝，喘了口长气说：“爹，老师要家长去一趟学校呢。”我父亲二话没说，就跟我来到了学校。
　　我父亲看到了我的政治老师，他的眼神比我平常看政治老师的眼神还直呢。我父亲心不在焉地听着政治老师在铺排着我的一些不是，有时候他都忘了点头和随声附和了。当时政治老师正面对着我，侧面则对着我父亲，我用余光瞄向我父亲，他用一双眼睛上上下下摸了政治老师好几遍，然后就停在了人家的胸上和屁股上了。我说：“爹，老师叫你呢。”我父亲一下子从那个状态中抽回身来，将张开的双手攥成拳头冲我吼道：“魏国紧，看我回家不削死你。”政治老师说：“魏师傅你在说什么呢，刚才我是在表扬魏国紧呢。”
　　可是接下来的场面竟把我看得心惊肉跳。我父亲正把手偷偷摸摸地伸向了政治老师的腰部，当政治老师突然间有了一种被人触碰的感觉猛地转身时，我父亲把手嗖地一下便撤了回去。可是即使是如此之快，我父亲将手撤回去的轨迹也还是被政治老师看到了。政治老师突然现了母老虎原形，冲我父亲咆啸了起来。
　　目睹了这一幕，当时把我吓得都快要站不住了，而我父亲却出奇地平静，他将右手拇指与食指捏到一起，顶在了展开的左手掌心上，叫了一声停，然后用极快的语速说：“老师请听我解释我一个工人阶级里道德高尚的火车司机能像你想象的那样下流吗我哪里是在摸你屁股我是在你裤腰上抓到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父亲将捏着的右手拇指与食指慢慢松开，轻声对政治老师说：“虱子。”我看到政治老师一下子捂住了脸，羞愧难当，呜呜呜地跑了出去。我想追政治老师出去，却被我父亲打了一撇子，这之后，我亲眼看到他从自己怀里摸出了一个虱子来，放在手心里晃了晃扔在地上，然后笑呵呵地领着我回家转了。我当时真的无法形容我父亲的那张嘴脸了，它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政治书上的一个名词，于是我就把这个名词用在了我父亲的身上，而 “流氓无产者”这个名词，究竟适不适合我父亲呢？
　　那天因为我父亲要跟我儿子在楼下的电脑上做视频聊天，于是我便将上面这段文字存进了U盘，移到了楼上我的电脑里。我关上了房门，楼下我父亲面对着屏幕的快刀子嘴所吐出来的声音，一下子就减少了许多，这让我能静下心来接着去写他的“饽饽出溜夫”了。
　　勃勃楚留夫在没被关进这个火车牢之前，我父亲还跟他共同出过一趟乘务呢。当时的勃勃楚留夫坐在司机楼子里，看着身后的一长列炼铁设备跟着他开的火车头在呼呼呼地往北跑，真是眉飞色舞，心花怒放，于是就唱起了他们苏联自己的歌曲。多少年后，我父亲才知道这苏联老小子唱的歌曲叫《喀秋莎》。我父亲当时懒得听勃勃楚留夫的歌，便捂住耳朵，将半截身子探出副驾驶的窗外，看着铁道边一个个向后跑的碉堡外面，站着的已不是扛着三八大盖的小日本子，而是清一水的挎着冲锋枪的苏联大鼻子了。我父亲突然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操他妈的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可是骂归骂，我父亲一点也不耽误自己的活儿，该到了换锹烧火的时候，他就在副驾驶座上对着烧火烧得浑身是汗的小司炉说：“来来来，快过来凉快凉快，享受享受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好河山。”
　　这一列车皮里装的炼铁设备，被我父亲他们走走停停地拉到了沈阳后，就由另一拨人登上了这个火车头，开着它往更北的方向拉去了。这样一来，我父亲他们就在沈阳交车换了班。因沈阳这个城市是刚刚从“奉天”这个称呼改过来的，我父亲还不习惯把奉天唤做沈阳，于是便时不时地从嘴里冒出“奉天”这俩字来。而勃勃楚留夫则无所谓习惯不习惯，他领着我父亲和小司炉，他们三个人一起出了沈阳站，一抬眼便看到了广场中间的一个纪念碑主体建筑，高高大大的，像是要马上落成的样子，一辆坦克被几根粗粗的钢丝绳吊着，在主体建筑顶上正左移右移前移后移地找着合适位置要坐下来。勃勃楚留夫眼里放着光，在蒸汽吊车巨大的噪声里，跟着他的苏联战友们吹口哨、拥抱、击掌、撞肩膀子。我父亲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从兜里掏出两个窝头，递给了身边的小司炉一个，两个人开始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了起来。
　　沈阳站前的广场除了纪念碑下的气氛热烈一些外，其余的地方都很冷清，套着三挂或四挂马车的车老板子们，抱着鞭杆子聚在一起，在往纪念碑的这个方向望。当一些中式学生装打扮的男女青年举着标语列队从纪念碑旁走过时，被苏联大兵们看在眼里，心里好不快活，他们上去三抓两挠，就把这个队形给抓挠散了。男青年们自发地插在了女青年们与苏联大兵们之间，组成了一道人墙，并与苏联大兵们推来搡去。这时的勃勃楚留夫一脸的坏笑，他给他的苏联战友们加油起哄，鼓动他们去冲破这道人墙。我父亲看在眼里，将剩下的窝头一下子塞到嘴里，鼓着腮帮子就冲到了勃勃楚留夫的跟前，拽着他的胳膊边咽着窝头边说：“勃大车我们快走吧晚上我们还往回返呢。”勃勃楚留夫这才跟我父亲不情愿地从纪念碑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一个礼拜之后，勃勃楚留夫和我父亲他们开着一个司机楼子顶棚没有窟窿的火车头，拉着一列空车体开始往北票返。这趟空车体一路开过来，几乎都成了逃难人的专列了，每每进站要停车时，难民们就涌到了铁道线的两侧，还没有停稳妥，他们就把自己挂在车帮子上了，像是在一堵墙上挂了一串干白菜一样。勃勃楚留夫看在眼里，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于是他停车时就猛摞大闸，开车时就猛拽汽门，玩儿起了他的恶作剧。不过这样一来，挂在车帮子上的难民，有的就因火车急停或急走的巨大惯性而哔哩啪啦地掉在了地上，甚至有的难民掉下来之后，又被火车带起的风卷进车轮下给活活轧死了。我父亲对勃勃楚留夫说：“勃大车你别这样操纵行不，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不烧火了，就让火车停在铁轨上了。”勃勃楚留夫知道自己的恶作剧做得也太过分了，这一趟车开下来，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就有不下五个难民葬身在了车轮之下。“我不能再这样找乐子事儿玩儿下去了，我玩儿的乐子事儿多着呢。”在火车的酷酷酷声中，勃勃楚留夫这样对自己说。
　　其实勃勃楚留夫抛开类似这样的恶作剧，玩儿的最主要的一个乐子事儿，还是在女人身上。
　　那天早晨，火车终于停轮在了北票。勃勃楚留夫连澡都没洗，就奔了小栅栏街而去。这时的北票，已是党国的天下，党国派下来的接收大员们，几乎都把小栅栏街给包了。翠屏楼还是那个翠屏楼，可那里的老鸨子却不是原来的老鸨子了，原来的老鸨子早已被国军以汉奸罪给就地正了法。而那里的姑娘们，则被国军在接收了北票的矿山和铁厂的同时，也一并给接收了过来。
　　勃勃楚留夫就是在这个翠屏楼里，将一个党国接收大员刚刚包养的姑娘，硬是强行夺过来给搞成了一个大出血。这个被包养的姑娘叫赛石榴，她还有个日本名字，叫大叶真阳付离子。其实有关这个姑娘的秘密，新上来的老鸨子不知道，党国接收大员不知道，勃勃楚留夫不知道，只有我父亲知道。当时新上来的老鸨子惊惶失措，甚至用了五斤的棉花，都堵不住赛石榴那个血窟窿了，没办法，新上来的老鸨子不得不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那个党国接收大员。
　　在党国接收大员还没到来之前，勃勃楚留夫就扔下几块大洋，借着去找苏联军医的道自己脚底抹油溜掉了。在党国接收大员到来之后，他看着眼前的一幕，听完了新上来的老鸨子的一通说项，就咬牙切齿地对着一摊血棉花说：“格老子的，你他娘的这是做啥子哟，你竟敢搞到老子头上来了，我日你个先人板板，你不让我巴适我也不让你巴适，格老子的，看我整不死你这个锤子。”新上来的老鸨子低声说：“长官，上了这个石榴姑娘的嫖客是个苏联大鼻子，叫勃勃楚留夫，听说他还是一个有着军衔的火车司机呢。”党国接收大员将一副白手套啪地扔在了桌子上，指着自己的肩牌大骂道：“格老子的，老子的军衔是上校，这个苏联锤子老子一定要拿下他，不管他是啥子军衔，不管他涉及到啥子人，不管他隐藏得啥子深，不管他有啥子硬的根子，格老子的，老子一定要法办了他。”
　　就这样，勃勃楚留夫一手制造的因嫖娼致死他人性命的恶劣事件，通过党国接收大员的不懈运作，便成了一个苏军整肃自己军纪的反面典型，被关进了火车牢，等待着中苏联合调查组的进一步调查。
　　其实那段时日的火车牢里，已经没有日本人了，早在很多天前，有一个叫“精渣泄力丸”号的日本商船在葫芦岛靠岸，就已把他们接回日本去了。那天我父亲退勤，正好看到吉茂寺五六根举着一面上面缝着红十字的白旗子，从火车牢里第一个走出来。我父亲凑上前问他的日本大车：“鸡巴毛四五六根，你他妈这是举着幡儿上坟场呀？”吉茂寺五六根一本正经地说：“哪里哪里，大贵君，我们这是被贵国政府优待了呀，贵国政府放我们回家了呀。”我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管他叫大贵君，便浑身好生舒坦，举着胳膊突然喊了起来：“我们中日之间决不能延续仇恨，愿中日友谊之树万古长青！”我父亲当时还没将举着的胳膊放下来，整个人就被身后工友们的一顿臭脚给踹趴下了。
　　我问我父亲：“你那时怎么想的呢，在那样一个人人伤疤还都敞开着、还都没长好的时期，怎么就喊起了中日友谊之树万古长青了呢？”我父亲说：“你爹我这一辈子都没被人尊重过，当时冷不丁有那么个人这样待你爹我，你爹我就话都不知道咋说好了。”我接着问我父亲：“你后来喊过中苏友谊之树万古长青吗？”我父亲想了想之后说：“你爹我也喊过。”
　　勃勃楚留夫被关起来后的第三天，当时的中苏联合调查组便找到了我父亲，开始了解勃勃楚留夫的情况。我父亲说：“勃大车这个人除了好嫖之外，看上去还真没啥劣迹，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老玩童，他开火车没正形，看到难民扒火车他就急着摞闸急着开汽，轧死了不少难民。”苏联调查组人员通过翻译告诉我父亲还是说说勃大车嫖娼致死人命的事儿吧。我父亲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那个翠屏楼的赛石榴其实是个小日本子，叫大叶真阳付离子，小日本子没败的时候我就嫖过她，后来小日本子败了，满洲国黄了，翠屏楼不再是小日本子和少数满洲国人的专用窖子了，它已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窖子了。有一天我去翠屏楼，看一个牌子上写着赛石榴，我还以为是来了个新姑娘呢，待进到屋里一看，我操，原来是大叶真阳付离子呀，这把我给恨的，可逮着一个小日本子了，这一通猛干……”中苏联合调查组的人这时冲我父亲纷纷摆起了手，告诉他别再说下去了。我父亲就舔着两片薄嘴唇子，满脸不情愿地收住了舌头。
　　苏方调查组人员对中方调查组人员说：“我方的勃勃楚留夫少尉其实并没有坏到不可就药的程度，他在贵方所在地制造的这起恶劣事件中的死者，也是我们共同的战败国女子，这并不妨碍我们苏中两国间的友好。”中方调查组人员对苏方调查组人员说：“我方在此地的最高军事长官也正是这个意思，将贵方的勃勃楚留夫少尉临时收押，已达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惩戒效果，这同样并不妨碍我们中苏两国间的友好。”苏方调查组人员对中方调查组人员说：“那就放了勃勃楚留夫少尉？”中方调查组人员对苏方调查组人员说：“那就放了勃勃楚留夫少尉吧。”
　　那天，我将我父亲六十多年前说给当时中苏联合调查组的话，原封不动地打在了文档上，我想让他知道这段话被他这么老的一个人现在看在眼里是不是有些不合适。我父亲拿着放大镜一字一顿地在读，读完了后说：“你就这样写吧，你就这样把一个最真实的你爹我给大卸八块了吧，看看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包括你爹我在内，有时真的就跟畜牲没什么两样。”我当时很惊诧于我父亲竟表现得如此彻底，心想有了他自比为畜牲的这句话，我的这双键盘手也就无所顾忌了。
　　眼下已到了六月末的一天将晚时分，窗外的一块空地上陆陆续续地聚了不少老人准备跳广场舞，我看着他们及周边的一切，竟像是看着一个虚幻的场景一样，尽管那里嘈杂，热身的舞曲已经响了起来，可他们还是在我眼里虚无飘渺得恍若隔世，他们比得过我身边这个安静得近乎出奇的老人真实吗？这之后，我在窗台边伸了个懒腰，我知道我父亲现在连伸个懒腰的这点享受都没得有了，他的脊椎现在就像是长满了锈的半个铁圈儿，嵌进了他的皮肉里，一走路就会从他的嘴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真的很刺耳，也很让人不舒服，就像几十年前他身板好的时候，却经历了一场场的不舒服一样。
　　为了写完这个东西，我现在又把我的文字抻回到六十多年前了。那时的勃勃楚留夫被放出火车牢的时候，北票的天还是灰朦朦的，北票的天底下也还是乱哄哄的一团糟。可当我父亲被抓进火车牢的时候，北票的天却已是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了，北票的天底下也开始变得井然有序了起来。
　　其实在勃勃楚留夫与我父亲他们两个一出一进火车牢之间，已经过去了有几年的时光。那几年变化之大，就连北票当时最有名的张大仙都算不出来。勃勃楚留夫一出火车牢便不知去向了，而我父亲在进火车牢之前，他干了些什么，都是有迹可寻的。
　　我父亲说：“在那几年里，咱东北就像一张饺子皮，不知有多少人成了饺子馅，被一种非常凶险的局势硬是给包进这张饺子皮里了。”说实话，在我父亲的眼里，这张饺子皮，理所当然地还包着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父亲竟分不出这两个党的军队有什么区别，他只是从彼此的穿戴上才能分辨得出来，他知道有一支军队头上是戴着狗皮帽子的，有一支军队头上是戴着钢盔的。我父亲在跑车的时候，三天两头不是遇到这支军队就是遇到那支军队。到后来这两支军队彼此掐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父亲的火车营生便不好做了。
　　“干啥去呢？还有啥活儿能干呢？我他妈当兵去吧。”有一天我父亲在一个停在尾线的破火车头上如是说。
　　我父亲从北票机务段出走，跟当时主事儿的连个招呼都没打，便报名当兵去了。很快，我父亲穿着一身国军军装，刚刚学会了上刺刀拉大栓，就见到了被上面派在了北票的那个党国接收大员。我父亲站在新兵受阅队伍里，看着这个党国接收大员挺着个胸脯在颠着脚后跟，突然就想起了翠屏楼里的那个塞石榴，便咯咯咯笑了起来，心说你牛个什么逼呀，你不也跟我是一个眼儿的连襟嘛，如此而已。这个党国接收大员看着我父亲欢喜的样子，也心生欢喜起来，他过来拍拍我父亲的脸蛋子说：“你小子让老子看着巴适，格老子的好好干，干好了老子提拔你。”可是这个党国接收大员的话音刚落，枪炮声就骤然响了起来。两个时辰过后，我父亲就摘下了钢盔，连国军军装都没脱，就从一个人手中接过一个狗皮帽子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自此后，我父亲就成了林彪东野中的一员。而那个党国接收大员呢，这么多年来，我父亲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究竟如何。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喜欢动刀动枪的人，他入行伍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而已。我父亲真心不愿意杀杀砍砍的，比如他从祖上分来的那百八十亩田产，虽说是被自己吃喝嫖赌抽败出去了许多，不过余下更多的，却被他的一个堂哥给霸占去了，这一切他都心知肚明，可就是下不去狠手，到后来只能被人家给签了张卖身契。
　　这天，我父亲戴着狗皮帽子，跟着一个大部队来到了叫塔山的这么个地方。布置完任务过后坐在战壕里歇息的时候，连队指导员问他是什么阶级成分。我父亲一开始不明白，听完解释后便说：“原来我有一百亩地，现在连一分一厘地都没有了。”连队指导员也不问究竟，便噢了一声说：“那你从地主变成赤贫了呗，你我现在是一个阶级了，你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上阵勇敢杀敌才能报仇血恨。”我父亲在心里骂了一句：“我操，我他妈是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成赤贫的，怪不得阶级苦血泪仇。”就这样，连队指导员给我父亲做政治思想工作直做到枪炮声大作才止。
　　我父亲哪里会瞄准开枪，他只会跳弹坑，这也是他从一阵排炮过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一发炮弹打过来，趁着掀起的尘土石块树枝和人的残肢断臂还没落到地上，他就看准空当跳进去了。我父亲就这样在弹坑间跳来跳去，跳到最后，整个连队就剩下了他自己，当他看着崩到自己怀里的指导员的那只断手还在死死攥着一把二十响的镜面匣子时，就突然间哇哇大叫起来，在阵地上开始撇起了手榴弹，直撇到又一波次的增援部队冲了上来。
　　从塔山上下来后，我父亲凭着一口气撇了一百多颗手榴弹的战功，已是林彪东野某纵某旅某团某营某连某排的一个排长了。
　　一天，我父亲斜挎着指导员的那把二十响镜面匣子，趁大部队打扫外围战场期间，牛逼哄哄地带着他的一干弟兄们，回到北票接收了他曾跑了好几年车的机务段，而后又甩了他的一干弟兄们，自己一个人乔装打扮，偷偷摸摸地去了趟小栅栏街。此时的小栅栏街只有酒馆、茶馆、书馆、戏馆和面馆在开着，像翠屏楼这样的妓馆全都被贴上封条了。我父亲在小栅栏来回走了三遭后，抻着脖子在自己嘟囔：“咦？怎么关门了？这里的姑娘们呢？这封条封得可真他妈结实。”我父亲又仰着脖子看起了天，还在嘟囔：“这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承认，可这也太他妈晴朗了吧，连个姑娘都找不着，这他妈拚了命地打下江山来还有什么意思？连个姑娘都找不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父亲把自己嘟囔得火冒三丈，突然嗷地一声，将一个妓馆门板上的封条给扯了下来。我父亲的这个举动，正巧被一队维持治安的巡逻兵看在眼里，几条长枪上的刺刀尖儿刹那间便戳到了他的胸前。接下来，我父亲的那把二十响镜面匣子，就被人家从怀里搜出来了。
　　因为我父亲制造的这个撕妓馆封条的事件在当时很是恶劣，恶劣的程度就跟他的苏联大车勃勃楚留夫一样，到最后也被抓了反面典型。这样一来，我父亲准备跟林彪东野大部队南下的资格就被取消了，他的某纵某旅某团某营某连某排的排长资格，自然也就同时被取消了。我父亲只能又回到北票机务段，而且被关进火车牢里反省了几天，出来后就又捡起自己开火车的这门老手艺来了。
　　我父亲当然心有不服了，心说这北票机务段是我领着一干弟兄们接收过来的，虽说我跟着大部队南下的资格没有了，可是我做个机务段的段长的资格难道还没有吗？我可是个有战功的人呀。于是我父亲就这找那找，还跟着一帮旧伙计们串联要他们推举他当段长。就在我父亲的美梦快要成了真的时候，不成想上面派下来了一个瘸腿的战斗英雄当上了段长，同时上面为了安抚我父亲，给他又提了一格，当上了火车司机。我父亲一看自己没戏了，就蔫巴唧地安心跑起了车来。
　　当时我父亲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找女人成家的这个念头，突然在某一天里摆上了他的议事日程，可是每当有良家女孩子了解到他过往的出身时，总是皱起眉头跟他扬手拜拜了。有一天我父亲又被人领着相亲去了，第一眼见这个女孩子就感觉面熟，可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女孩子听完了我父亲的介绍，开始介绍起了她自己：“我也在林彪的东野里当过几天兵，跟着东野的大部队冒烟咕咚地南下，走到山海关时，我实在不愿意再给大部队洗绷带了，不愿意再给大部队的伤兵洗身子了，于是就开小差跑回来了。”女孩子说完这话，就从兜里掏出烟菏包卷起了烟来。我父亲看到眼前的一幕，突然想起了这个女孩子不就是小栅栏街香酥阁的姑娘小翠儿吗，他对这个女孩子卷烟的细节印象太深了，于是就说：“小翠你啥时从良的？”这个小翠见我父亲认出了她，突然骂了一句：“他妈皮肉生意不让做了，我不从良行吗？”我父亲呵呵笑了一声扭头便走了。就这样几年下来，我父亲靠着自己过去混出来的名声，依然还是光棍一根。
　　我父亲真心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了，那时节正巧赶上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他想在朝鲜战场上做出点轰动的事情来，比如再立个新功什么的，以此来搏得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好名声。于是我父亲第一个举胳膊报起了名，可是上面却不让他去，怕他去了之后嫖起朝鲜娘们来咋办，他已是个令上面不放心的人了。就这样，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那几个工友开着火车去了朝鲜，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工友变成了薄薄的几张阵亡烈士通知书，被寄了回来。
　　此时的北票机务段，除了我父亲仍在举胳膊强烈要求去朝鲜外，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上面看我父亲求战心切，到后来便痛痛快快地批准了他。于是，我父亲与其他机务段的工友临时组了个三人班，开着火车头也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我父亲他们拉着一列车军火一开始还挺顺利，可是越往朝鲜的里面走就越难走了，有时不得不在山洞里一呆就呆上一个白天，等到天黑才从山洞里钻出来再往前面走。一天清晨，我父亲他们的这列军火还距前面的山洞有一段路程时，就被美国人的飞机发现后给盯上了。而我们的高射炮就挂在了火车头的次位，它不停地向天上咣咣咣地开炮，把个美国人的飞机打得始终不敢靠上来。我父亲第一次看见飞机，兴奋得就像他第一次去翠屏楼一样，在司机楼子里张大嘴巴瞧起了眼前的稀罕景儿，甚至都忘了大开汽门往山洞里钻了。当我父亲被一块飞过来的弹片扎在了胳膊上时，这才让他一下子清楚自己此刻并不是在温柔乡里，而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了。
　　其实我对我父亲在朝鲜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很特别清楚，他并没有告诉我在那个金达莱花盛开的季节里，跟一个叫金敬姬的朝鲜女孩儿在清川江大桥边的一间农舍里上演了一场短暂的所谓跨国恋的祥情。那时的清川江大桥被美国人炸断了，在我们的人在江面上铺着带有铁轨的钢铁浮桥时，我父亲胳膊被一条绷带挂着，因等着过江闲来没事儿，便跳下了火车头。我父亲看着浮桥两侧的高射炮不停地在天上织着一个网，看着美国人的飞机就像一张张纸片子一样在空中被撕得粉碎，看着架桥的人将结实的方木堆成了高高的桥墩，看着排雷的人将炸弹上的定时器小心翼翼地拆了下来，看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手头上的活儿，看着看着，他便看到了不远处的这间农舍。我父亲跟我说：“我跟人家金敬姬哪里是什么违反了出国条令的跨国恋，短短的一天时间能恋出个什么东西来，我只不过在司机手帐上记下了她的名字而已，准确不准确还不知道呢。”我父亲说着说着，嘴皮子又开始溜了起来：“他妈的这个跨国恋都是一起归国的人编排我的到后来他们还把我这个跨国恋又编排成跨国强奸未遂了这都他妈瞎了人家金敬姬看我的那双眼神了。”
　　那个六十多年前的朝鲜女孩儿金敬姬是用一双怎样的眼神看我父亲的？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试着想写出来，可是怎么也没有合适的词儿来对此做一准确描述。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叫《伊豆的舞女》的小说，那里有一种少女的眼神，我读到了，好象我还看见了。
　　我父亲带着一个受伤的胳膊回到了国内，最初带给他的好名声还没用到三个月，跟一个纸盒厂的女工谈朋友还没谈够半个月，就被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给关进了火车牢里。我父亲一个旧社会的过来人，浑身上下污点遍布，走到哪里都冒着一股十足的旧习气，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人家给抓住把柄的。
　　那年的镇反运动，我父亲在火车牢里抓着铁窗上的钢筋，看着工友们在外面来来回回地走，他们年轻的身体透着一股子朝气；那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我父亲在火车牢里抓着铁窗上的钢筋，看着工友们在外面来来回回地走，他们年轻的身体看上去有些疲惫了；那年的反右运动，我父亲在火车牢里抓着铁窗上的钢筋，看着工友们在外面来来回回地走，他们不再年轻的身体已显得很是遢邋；那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父亲在火车牢里抓着铁窗上的钢筋，看着工友们在外面来来回回地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他们的体型也被自己走成了中年人的体型。
　　我父亲就这样进进出出了火车牢多次，到最终把自己的婚姻大事给彻底耽误了。
　　记得有一年我还非常小的时候，我被一对夫妻从乡下送到了我父亲的家。我知道这对夫妻是我的生身父母，我都叫惯他们爹娘好多年了，可我不知道这对夫妻是我父亲的三弟和三弟媳。当时我只知道哭闹，却不知道他们在说着什么。
　　待那对夫妻走后，我很快就被我眼前的这个陌生人给哄好了，他给我买新衣服买冰棍买糖球买方酥，他给我做木头枪木头刀木头剑，他给我当驴骑当马骑还给我拿大顶学狗叫，到后来他让我管他叫爹，我就叫了他一声爹，他抱着我差点哭死过去。后来我上学了，他给我起名字，因我们这辈子是国字辈，他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魏国紧，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叫紧还不如叫松好听呢。可他说：“你小孩伢子别跟我犟，魏国松，松松垮垮的，告诉你为国家不能松，为国家要紧张起来，你爹我这些年的教训还少吗？魏国紧，就这么定了。”
　　殊不知活了半辈子，这个名字并没有令我有什么紧张感，到现在我还是活得松松垮垮的。我懒得去想一些什么事儿，也懒得去做一些什么事儿，我喜欢黄花鱼溜边儿的状态，我喜欢松松垮垮地向前走。不是吗?正午的太阳将屋子晒得大热，我看见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光棍在电脑前翻着香艳图片，他翻得从容自在，翻得松松垮垮，看上去一点都不紧张。可当他翻到我最近拍的一张留做资料的图片时，那上面的铁窗和钢筋，却登时让他紧张了起来，他大声叫我：“魏国紧，快过来把它给我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