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所有小说中，大概《风波》最接近《红楼梦》或《金瓶梅》的写法。这并非说它以言情或性描写见长，而是指它以具体细腻的日常生活场景再现取胜，于日常言谈举止中显示人物性格，细节描述中不动声色的反讽、暗示，以及由此种写法而形成的内涵多义性。

    关于《风波》的内涵，迄今为止比较公认的阐释是：它以张勋复辟引起的江南偏僻村镇里一场关于辫子有无的风波，反映了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败。这一表述简明扼要，也言之成理。但这篇小说带有谐谑色彩的细腻写实，使得我们还可抛开既定结论与理论框架束缚，发掘其另外意味。

    小说情节很简单：1917年夏，遥远的北京城里发生了“辫帅”张勋复辟事件。江南小村鲁镇尽管偏僻闭塞，也听到了传闻。村民们并不知事情来龙去脉，他们只听说恢复皇位的皇帝要辫子，没辫子的人要遭殃。村里有位名叫七斤的撑船人，六年前辛亥变乱时不听老婆劝阻坚持进城，被剪掉了辫子。这次他在城里咸亨酒店得知皇帝要辫子，很是不安。当天傍晚，正当他们夫妇俩为此焦灼的时候，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来了。这赵七爷与七斤过去有个小过节儿：七斤有次酒后骂七爷是“贱胎”。这回赵七爷得到了报复机会，他幸灾乐祸，以没辫子的男人有可能被杀头威胁七斤，七斤一家更为惶恐。但十多天后，七斤从城里回来又带来好消息：皇帝不坐龙庭了。他们虚惊一场。小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这场“风波”其实属于“杯水风波”——尽管七斤曾有过灭顶恐惧，但即使是当时，他对“没辫子会被杀头”也是将信将疑。在他脑子里，这事和女儿摔破碗的分量差不多——若真恐惧的话，他就不会第二天还照常进城了。平淡的故事、简单的情节，读来却饶有趣味。可以说，这篇是鲁迅最有味道、最好读的小说之一。在小说发表不久的1924年，批评家杨邨人就认为“这篇是《呐喊》全集里面最有价值的杰作”。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狂人、孔乙己或阿Q那样性格奇特的人物，这篇作品的魅力，全来自生动的风俗画面与简洁笔触勾勒出的人物形象，以及风趣诙谐的叙述语言和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

    开篇的风景风俗描写堪称经典，犹如丰子恺漫画，寥寥几笔，就将人带入意境：刚打扫净、泼过水的临河土场上农家摆好饭桌，大人摇着芭蕉扇闲聊，炎热散去后兴奋起来的孩子们在撒欢飞跑，背景是落山后太阳的反光、缓过气来的乌桕树叶，以及农家炊烟。几个花脚蚊子也点缀着夏日黄昏的气氛。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则使画面平添古典意蕴。所以，文人发出“田家乐”的感叹并非毫无缘由，因为这也是读者读到此处的感受。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会被唤起记忆，更感亲切。

    当然，作品的主题是写“风波”，而不为歌咏和谐宁静。但接下来的几次冲突确乎都并不激烈，不会从整体上打破宁静的氛围，只不过是给那宁静增加一点变化；而这种变化，恰又反过来凸显了那宁静。这正如一片寂静中有人偶尔咳嗽一声，让人反更觉其静一样。

    且说第一个冲突。它发生在祖孙之间：“不平”的九斤老太唠叨着登场了，她甚至是在“大怒”。不过，她的“大怒”并非因儿孙不孝、官府欺压或生计窘迫，而是因看到自家的小孩子六斤在快吃饭了时还在吃炒豆子。俭省惯了的她觉得这是浪费。她的唠叨大家早已习惯，所以谁也不拿当回事，使其变成了自言自语。六斤的反应是藏在乌桕树后面，又探出头来，骂了一声：“这老不死的！”问题似乎有些严重了：一个曾孙女或孙女居然开口骂自己的曾祖母或祖母，这不是大逆不道么？但若念及六斤毕竟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严重性就减轻许多。在乡下，像六斤的母亲七斤嫂这样没有文化而又性格泼辣的儿媳，背后骂婆婆句“老不死”，也不算稀奇。估计六斤是听惯母亲这句骂，此时是鹦鹉学舌，或借用现成“流行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对长辈表示一点反抗。而且，她确信九斤老太听不到，也属自言自语，因此，祖孙并未吵架。

    而九斤老太仍接着唠叨“一代不如一代”。儿媳肯定是听过无数遍了，所以她知道婆婆指的是什么：儿孙出生时的斤两越来越轻。于是，第二次冲突又要出现了，它发生于婆媳之间。但也并未出现婆媳唇枪舌剑的交锋，因为七斤嫂尽管泼辣，背后也可能骂过婆婆，但当着婆婆的面，她还是尊称“你老人家”，并且以度量衡的不一致为由，有根据、讲逻辑地说理。而九斤老太呢，也不搭茬，还是重复自己那句口头禅，因为此事并无道理可讲，她只是情绪宣泄，或和尚念经而已。婆媳也没吵起来。

    七斤嫂还想申辩，突然发现丈夫回来了。丈夫回家晚了，让大家等待，七斤嫂张口就骂他“死尸”。对于七斤嫂的骂丈夫，有不了解乡村风情的研究者认为是“恶毒”，而七斤的不还口被其认为“窝囊”。其实，那是七斤嫂对丈夫爱的另一种表达，属于“打是亲骂是爱”。梁斌《红旗谱》中就写到朱老星习惯了老婆的骂，不骂他不舒服。不过，七斤说出“皇帝要辫子”时，七斤嫂是真急眼了。于是，第三次冲突又要出现。这次是夫妻冲突。七斤嫂埋怨七斤那次不该不听她劝阻，导致丢了辫子。但由于七斤知道妻子是替他担心、为他好，加之他本人这时也感懊悔、感到理屈，所以仍不还嘴。七斤嫂怕丈夫为忧虑而吃不下饭，就马上装好一碗饭，“搡”到丈夫面前，劝他赶紧吃饭，不必哭丧着脸。夫妻也没吵起来。

    家里人没吵起来，真的对头赵七爷来了。这赵七爷得到关于辫子的消息后想来挟嫌报复，于是，第四次冲突接踵而来。但这次发生在两个名字含“七”的男人之间的冲突，也并未真正发生，因为七斤尽管喝醉酒后敢骂七爷，醒着时还是惧怕其权威，又觉得七爷有文化，说的有理，所以他不敢顶撞。赵七爷“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着七斤夫妇的惶恐，他感觉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好心的寡妇八一嫂介入进来，帮七斤开脱，指出人非神仙，谁也料不到后事如何，并指出七斤嫂当年对七斤的失去辫子也曾有过肯定表示。八一嫂真心地安慰七斤，说“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这八一嫂并非军人出身，也不是“军嫂”，她为七斤开脱，使七斤嫂感到没面子。按今人的思维逻辑，这还会引起其猜疑或醋意。果然，七斤嫂翻了脸。于是，第五次冲突是实打实地发生了。这是两位农村妇女之间的口角。尽管如此，冲突并未升级，泼辣的七斤嫂也只是打孩子出气、指桑骂槐而已。八一嫂正待接招，赵七爷又愤而参战。

    八一嫂的宽慰七斤减弱了赵七爷的报复效果，于是，这位读过《三国》的掌柜就利用文化霸权，祭出张翼德，让张勋和张飞攀亲，并借来无形的丈八蛇矛威胁八一嫂。两将对一将，八一嫂终于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赵七爷和八一嫂之间的冲突，算是第六次冲突。不过，由于交战一方先行缴械，双方也并未交火。赵七爷终于大获全胜，扬长去了。

    说到底，六次潜在冲突有五次并未实际发生，实际发生的一次也极短暂，且不够激烈。所以，只能算“杯水风波”。

    冲突不激烈，风波很小，给读者的阅读快乐却并不亚于传奇故事。

    本篇中的人物独语或对话描写极为出色。九斤老太与别人语言不搭茬的自言自语、话语的重复絮叨和颠三倒四，使人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看到了她的神态。众人散去后七斤拿着破碗时的小段“意识流”，其艺术效果近乎比它晚出两年的《尤利西斯》：

   “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谁能抵挡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

    另外，赵七爷手握无形蛇矛的模样，使人感觉如在目前；九斤老太五十岁以后不说自己牙口渐衰，而抱怨豆比过去硬，连“长毛”都是过去的好。这类描写，读之使人不禁会心一笑。

    《风波》中的人都算不上有多高尚。除了八一嫂，都常常幸灾乐祸：围观者对七斤的辫子如此，赵七爷更是如此。但这赵七爷其实也并非恶棍，否则麻子阿四不敢跟他呕气，鲁大爷不敢砸他酒店，七斤醉了也不敢骂他。他对人的报复行为，仅限于在仇人倒霉时换身宝蓝色竹布长衫，或说话时“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地最有文化的赵七爷其实文化并不高，因为他读通俗小说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会快速阅览，其水平接近于果戈里《死魂灵》中为乞乞科夫赶车的彼得尔希加。所以，鲁镇的文明开化程度很低。但，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愚昧可怜。他们比较知足。九斤老太的不平和愤怒并不动真气，她不与外界交流，也避免了各种必要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她能长寿。
 
    有人说，《风波》带来的笑声是“含泪的微笑”，这与笔者的阅读感受不太一致。本文人物的命运算不算悲剧？这要看以哪种理论观念作参照：若站在启蒙立场看，这乡村的寂静就是沉闷，它的闭塞导致愚昧。而从自然生态来看，这宁静就是和谐。因此，开头文人在酒船里的赞叹并不全错。

    是的，鲁镇人不知什么是皇权，什么是共和，他们只知道要辫子和不要辫子，知道吃饭前还吃炒豆子是浪费，知道饭碗摔破了可惜、一个铜钉三文钱有些贵。但，他们知道了何为皇权何为共和，其生活质量或幸福感就一定会提高么？六斤不裹脚，换成做隆胸或换脸手术，其肉体痛苦就轻些么？

   本文的解说未必合乎鲁迅原意，也可能正与鲁迅原意相反。不过，鲁迅思想深处也未必就不曾有过类似想法，哪怕它不占主流：《一件小事》里不就嘲讽过“国家大事”么？《社戏》里被歌颂的大人孩子的简单淳朴，不也可被解作愚昧无知么？

    况且，《风波》的“红楼”笔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作多种解读的可能。

    《风波》又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叙事技巧。除了对话与心理描写，其叙事节奏的变化也值得注意。作品开始就是场景描写，叙事节奏从容不迫，一如所写乡村的平淡宁静。在作品主干部分（第一日黄昏）的场景描述结束之后，叙事节奏加快，由“场景”变为“概述”：先交代第二日清晨七斤进城及补碗、回来后九斤老太的唠叨议论，再简述此后村人和七斤嫂对七斤的态度；而十多天后七斤回家时与妻子关于皇帝不坐龙庭的对话，使得节奏慢下来，略同于开头的“场景”。而最末一段写风波平息之后，又是概述，让人感觉前面的“风波”只是偶尔投入湖中的小石子，乡村周而复始的生活依然宁静——虽然“演员”会有变化、有更迭，“戏剧”的场景和动作却不会变。

   然而，若细读深究，则可发现，这看似完整精致的文本，内部却有三处裂隙。它们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更有可能是真的疏漏。

    最明显的矛盾是七斤一家的辈分关系。九斤老太、七斤夫妇和六斤，他们究竟属于四代还是三代？六斤登场时，叙事者说她是九斤老太的“曾孙女儿”，即孙子的女儿，是他们家在世者中的第四代；七斤嫂登场时，她的身份却是九斤老太的“儿媳”。这时我们想到：原来六斤是七斤的孙女！可七斤一出来，六斤却“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这样，六斤就该是九斤老太的孙女，而不是曾孙女，叙事者在介绍六斤与九斤老太的关系时也许是多写了一个“曾”字；也可能是介绍七斤嫂身份时误将“孙媳”写作了“儿媳”。小说具体描写给人的感觉，他们一家是三代而非四代。但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是四代，有学者在论文中也称七斤是九斤老太的“孙子”，七斤嫂是“孙媳妇”。根据人物年龄，这样说也合情理：九斤老太年近八旬，七斤夫妇似乎三十岁以下，六斤大概十一二岁，那中间应该还有一代五六十岁的“八斤”夫妇。但这第二代踪影皆无；而且，按旧社会农村多子多孙的常例，七斤夫妇只有一个女儿似也过于节育，类似赵本山《乡村爱情》系列里的家庭。

   笔者推测，作品出现这一辈分裂隙的原因是：九斤老太必须足够老，老到八旬上下；六斤必须足够小，小到尚未成年、尚未缠脚。这样，祖孙之间间隔过大，作者只好说她们之间隔了两代。由于短篇的篇幅限制，中间隔开的环节又不好补齐。

   第二处是七斤的长烟管。小说写那烟管“六尺多长”，《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1996）的注释认为“应有误”，周作人则推测那属于“故意夸张的描写”。

    第三处是关于七斤请人补碗所用铜钉数量。作品先是写“十六个”，结尾却又说“十八个”。后者该是明显笔误，因为前面明写的是“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鲁迅1926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的信中说：“钉是十六个或十八个，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周作人认为“用了铜钉十六个，也是随便说的”。问题是，鲁迅的各种选集、全集出了难以计数的版次，却都没有改。那大概是由于对经典的敬畏吧。

   这些裂隙或疏漏，也有些像《红楼梦》：曹雪芹在写宝黛年龄变化、贾府方位时，不也有许多对不上茬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