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祺，黑龙江哈尔滨人，1980年出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我们的红楼梦》，曾获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奖项。

田园
        （中篇小说）
一
      我盯着墙上那幅油画，劣质的油彩堆砌成一个隐晦的阳具。窗外流动的云不停切割着阳光，投射到画上如同在扫描一帧帧图像。移动着的阳光赋予了这幅画生命，使那个抽象的阳具在墙上渐渐勃起。阳具——太阳。二者之间的伟大联系使我无法用勃起来亵渎它，也许我应该称之为升腾。那个抽象的阳具在墙上渐渐升腾。
      它穿过云层，经过冰雹的洗礼，冻得发紫。它狼狈地来到一位仙女面前，仙女怜惜地抚摸着它，亲吻着它，如同一个妓女。一个高贵的妓女。
     我不得不想起这幅画的作者。
    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赤身露体站在屋子的正当中。
“别吸毒了，”她的眼睛没有离开画布，“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不吸毒，就是偶尔‘飞飞叶子’，”我揉了揉眼睛，“偶尔。”
说这话时，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分不清“知了”和“偶尔”，原因我从未知晓，也无法想象一个副词与昆虫的名字如何才能混淆，只记得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夏天到了，有一只大偶尔趴在篱笆上“吱、吱、吱”地叫着……
或者我可以修改他的作文，我会这样写——夏天到了，有一只知了趴在篱笆上叫道：偶尔、偶尔、偶尔……
在我仍然思索“偶尔”和“知了”的内在联系时，她已经画完了。
“这么快。”
“我已经叫了你好几声，你都没反应，”她说，“你从来不认真听别人说话，你怎么总是心不在焉。”
我摸了一下自己的皮肤，像一张毫无生命力的纸，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冷，皮肤将我与世隔绝，我开始喜欢上这种奇妙的感觉。
“把衣服穿上吧，你以为自己身材很好吗，别胡思乱想，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但是那个晚上还是发生了。
她使我的皮肤重新柔软，每一个细胞都鲜活起来。我与这个世界再次发生了联系，如同是她赋予我第二次生命。女人总在不经意间扮演着母亲的角色。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家里洗了个澡，认真地刮了胡子，还去理了发。
我来到车站，忽然感觉很饿，于是买了两个茶鸡蛋，守在炉旁吃起来，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一次饥饿的感觉出现在什么时候。我盯着煮茶蛋的炉子，酱汁在那个熏得看不清图案的盆里沸腾，里面还有几根带着塑料皮的火腿肠，塑料皮已经煮得字迹模糊。卖茶蛋的老太太穿得很厚，面色像没有煮透的茶蛋，她眯起眼睛看了看灰蒙蒙的太阳，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像黄昏一样的上午。老太太转而低头看了看茶蛋炉子，舒展开浅色的皱纹，低声说了句：“快下雪了。”
我弄不清她说话的对象是谁，便自言自语道：“快下雪了。”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饿，第二个茶鸡蛋吃得很费力。我又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烟，然后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巴。
车上的人大都面容倦怠，没有一个人穿着体面。车内有一种乡下人身上常有的粮食气味，它们夹杂在冰冷的空气当中。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中年男人随后坐在了我的旁边。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朝地上吐痰，每隔几秒钟就吐一口，每一次都用脏兮兮的棉鞋蹍掉。他所发出的几乎是车里唯一的声音，没有任何人交谈，这种沉默的气氛使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紧张感。
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寂静，人们条件反射地向哭声的来源望去，我感觉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如同盼到了救世主的降临。婴儿的母亲不怕羞也不怕冷，拉开羽绒服，撩起毛衣就将乳头塞进了婴儿的嘴里。人们纷纷恢复了起初的表情，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刻意将脸转向窗外，惟独那个喜欢吐痰的男人仍然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个哺乳的妇女。
汽车发出轰鸣声，空气中出现了薄薄一层淡蓝色，油烟味冲散了人们衣物发出的气味。大家彻底放松下来，每个人都找到了最自然的坐姿，也有人开始交谈。
车子缓缓启动，一阵微弱的睡意向我袭来，我认为应该乘这个机会打个盹儿。自从我沾了白的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驱使我不停地思考，我甚至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睡，除了大脑，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前所未有地顺从我的支配，它按照我的命令上天或入地，它带我去非洲，带我去火山，带我去所有此前从未去过却又十分想去的地方。我还去过太空，我还见到过仙女，甚至能见到小时候的自己。我和自己说话，但是他不回答。
有时候，这种思考的能力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大脑变得完全空白，即使想要迫使自己的头脑运转起来，也如同用拳头击打空气，安静得没有任何声响。每当这时，我就睡觉，并且睡得特别漫长，在睡眠中连续度过不知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在如此循环往复的矛盾状态中，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柔软，像水一样，我觉得自己整个人是可以流动的，可以变成任何形状。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睡着，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身边的中年男人已经把我吵醒。他的声音并不大，只是在和我说话，音量和语气都像在与结伴而行的熟人交谈。起初我还以为他在打手机，但是转头看到他的脸正对着我。
“你有三十多岁？”
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清醒。
“刚才看你往窗户外头瞅，寻思问你是不是也到终点，你也没吭声，眼睛也没眨，那么老半天都没眨，我寻思，这真厉害啊。”
他说话的间隙也不忘吐痰。
“我到终点，青河农场知道吧，”他说，“去瞧一个工友，比你大不了几岁，前阵子吃完饭就吐，完了还总胃疼，我跟他到医院一瞧你猜怎么着——胃癌，看完病他就背铺盖卷儿回家等死去了，治也白搭，癌那玩意儿哪有治好的，花多少钱都白搭。”
他说完又吐了口痰，然后“嚓、嚓、嚓”地搓着双手，他的指甲又黄又厚，手掌好多地方都已经开裂了，摩擦产生的细小皮屑在车窗透进的微弱阳光下像雪一样飘落在棉大衣上。
“我寻思最近也没啥事了，过去看看他，”他接着说，“认识一场也是缘分，看一眼少一眼。”
我又有一点点困了，于是歪着脑袋靠在脏得乌黑发亮的靠背上。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他仍然说着，“这老天爷也不讲理，一个打工卖力气的能造多少孽，那么多作奸犯科的都大鱼大肉活得好好的，他还整了俩孩子，有媳妇，还有个瞎眼的妈，啧啧啧……”
我越来越困，是那种无法克制的困，已经听不太清他的声音。
“你困了吧，放心睡吧，没事，到站我叫你。”
我闭着眼睛点点头。
安静了几秒之后，他问：“对了，你到哪啊？”
二
我在这个处在郊区的戒毒医院下了车，正如卖茶蛋的老太太所预料，果真下起了雪，地面冻住的硬雪上已经铺了新的一层。
住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头脑里莫名其妙地一直在想那个得了胃癌的男人，想着想着，我的身体就飘到了半空，飞出窗口，在密集的雪花中穿行，俯视着月光下白茫茫的田野，越过早已冻结的清河，最后飘进一户农家。我化作了那个患有胃癌的男人，我躺在火炕上，盖着沉甸甸的花棉被，我的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它不停地收缩、抽搐，我全身虚弱得动弹不得，我的嘴唇干裂，想要水来喝，可是张了几下嘴却发不出声音，我无助地盯着屋顶，昏黄的灯泡悬挂在熏得乌黑的房梁上微微摇曳，不稳定的电压使这只灯泡忽明忽暗。我用尽力气将头转向床边，一个妇人撅着肥硕的屁股在用一只瓢从水缸里向大铁锅里倒水，炉子里的柈子噼啪作响，火苗的光亮胜过电灯，将整个屋子照得红彤彤的。自从她生完两个孩子之后，身材已经完全走样，这使她那件穿了好多年的棉袄显得有些窄小，她的动作因为棉袄的束缚而拘谨。这时，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来到我的床边，大孩子的下巴刚好能够着床沿，小的那个则勉强露出一双眼睛。他们都不说话，我从他们的眼神中读不出任何信息，他们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们就这样长时间地对视着。一个老太太费力地迈着迟缓的脚步走了过来，用手摸着床沿，探索着摸到了我的头，然后顺着脖子摸到肩膀，帮我掖了掖被角。大孩子抽鼻涕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揉了揉眼睛，看到对床的病友正围着被子缩在床脚吸鼻涕，不时用手搓脸。6点的早操还没做，他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到8点才是发药的时间。
“带进来了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
他打着哈欠朝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缩在那儿。
大约一周之后，我喜欢上这里有规律的生活，甚至连抽烟都定时定量。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能和很多人在一起，尽管我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交流。医生开始要我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例如擦玻璃，或者刷公用浴池，这些可以使我有一段时间不去思考，晚上也更容易入睡。我还可以在这里读书，虽说这里书不是很多，但是很杂，我甚至还找到了《雷锋的故事》，它使我想到了小学的时候，全班45名学生在学校的统一要求下人手一本，后来班里要求每人捐一本书成立“读书角”，结果收到了39本崭新的《雷锋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这本书，但是我在这里得到了机会和时间。
我所住宿舍的对面是一片居民区，不过距离并不是很近，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很宽的街道，还有一小片庄稼地。冬天的傍晚天黑得很早，有时我会在窗口向对面观望，视线越过围墙，看到远处那些低矮的民房亮起点点灯火，几乎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单是看过去都觉得身上暖洋洋的。我们的旁边是一座大工厂，那里的工人大概都来自对面的村庄，每到工厂下班的时候，就会看到许多人推车或步行穿过街道向村庄的方向走去。
窗子密闭得很好，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们全都是笑着的，他们还应该有着不算太白但是结实的牙齿，他们呼着白气相互交谈，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似乎刻意让旁人知道他们很快乐。他们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岔路分手，来到自家的院前，推开半掩着的乌黑铁门，铁门上贴着有些褪色的福字和对联，不过不要紧，新年就快到了，那时这些福字和对联又将是鲜艳、火红的。
他将自行车在院子里锁好，返身将铁门插上，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归家的人。孩子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在孩子推开门的一刹那，屋内的热气也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些热气和孩子一起迎接他的归来。他用一双大手将孩子托起，一边用胡茬刮孩子的小脸，一边走进屋子，孩子被胡子弄得痒痒的，咯咯乐着。妻子正在炒菜，回头看到他，也露出了微笑。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很健康，还有着乌黑浓密的头发，这些头发随意地扎成一束，不过不要紧，新年就快到了，那时她会有一头烫成大波浪的卷发，上面喷着亮闪闪的发胶，她还会穿上一件鲜艳、火红的毛衣，她会变成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
他脱下吸满了凉气的外衣，坐到炕沿上，从那只用来装饭盒的斑驳的人造革拎包里拿出一辆翠绿的塑料玩具车，孩子开心地跑了过来，拿着玩具车在铺上了地板革的砖地上推来推去，嘴里还模仿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饭菜陆续端了上来，他用力嚼着嘴里的饭，咬肌有节奏地反复突起，时而喝一口烫得刚刚好的烧酒，或者豪放地打一个满足的饱嗝。妻子和孩子围坐在桌旁，他每打一个嗝，孩子就咧开有着豁牙子的嘴哈哈大笑，妻子也被逗乐了，不自觉地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在这个时刻里，他是整间屋子的神。
三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年的生日都下雪。
清晨，窗外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随后下得越来越大，到午后已变成了鹅毛大雪。在医生的同意下，好多人出去打起了雪仗，我隔窗观看着像孩子一样的他们，快乐的情绪渐渐感染到我。我穿好棉衣，快步走下宿舍楼，可是当我即将推开玻璃大门的刹那，我的手不自觉地缩了回去，不知是什么拒绝了我，命令我只能停留在这里。我隔着玻璃门继续看着他们，始终没有人向我招手，没有人注意我的存在，没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快乐。我从不奢求他人任何精神或者物质上的给予，不过今天对我来说的确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从早晨起来就期盼着能够得到惊喜，或许食堂会特意为我做一碗有荷包蛋的面条，甚至幻想医生和护士会为我送来插着蜡烛的蛋糕，在宿舍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蛋糕，一边吃，一边快乐地交谈。
也许是由于打了雪仗的缘故，今天病友们早早就洗漱完毕钻进了被窝。十点，寝室电灯熄灭的一瞬间，我明白，与生日有关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二小时后，生日自动结束。
夜里，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次生日。母亲带着我买了一个蛋糕，我们踏着很厚的雪，我故意走得很用力，使脚下发出尽可能大的“嘎吱”声。我手里提着蛋糕，蛋糕的上面有两只用蛋白做成的既像白兔又像白鼠的小动物，还有四个歪歪扭扭的“生日快乐”。它有着一个粉红色半透明塑料制成的圆形外壳，上面系着一根用牛皮纸搓成的纤细纸绳，我紧紧地攥着它，攥得手心都出了汗。偶尔有车驶过，车灯投射出的光线经过蛋糕盒子的过滤变成了粉红色，如同我提着一个粉红色的灯笼。我们就这样走着，那条路无比漫长，我们走到雪开始融化，我们走到树木生出嫩芽……我们走进一个长满荒草的废弃工厂，我手里的蛋糕不知何时变成一个捉蜻蜓的大网，母亲坐在一块石板上看着我，我捉了一只又一只蜻蜓，它们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我还捉到一只很小的蜻蜓。母亲说：“放了它吧，小蜻蜓如果不回家，大蜻蜓会很着急。”
我不情愿地放走了小蜻蜓。
在那之后不久，母亲去世。我始终想对她说：“如果大蜻蜓不回家，小蜻蜓也很着急。”
早晨醒来，我努力想要回忆那个蛋糕的味道，但是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就这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没有惊喜，也没有蛋糕味道的生日，还度过了元旦，也度过了春节。
春节这一天，医院里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一早起来，大家就开始忙着打扫卫生，还有人踩着梯子在大楼门口贴巨大的春联。好多病友家属送来了水果和其他吃的，而且连我也有份，对床送给我一只很大的苹果。我站在窗口慢慢啃着苹果，观望对面的村庄。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了比往日都浓的烟，似乎要在这一天之内烧完囤积一年的所有柈子和煤，完全没有人在乎明天，如同明早一睁开眼就到了温暖的春天。
春节晚上不限制就寝时间，食堂也加了菜，还包了饺子。大家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抽烟也不再限量。
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而是自己关着灯坐在寝室窗前看对面。很多人家都挂起了红色的灯笼，在村子里连成一片，我闭上眼睛，想要使自己飞过去，但是却不再有这样的能力。我一直坐到夜里十二点，对面燃放起大量的烟花和爆竹，整个村子被五颜六色的火光所笼罩，寝室内也被映照得光彩夺目，我如同置身于一个“的士高”舞厅，只有我一个人的“的士高”舞厅，一个只有灯光没有音乐的“的士高”舞厅。
四
原本以为我至少可以在这里住上一年，但是几个月后，我离开了戒毒医院。
虽然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个来实习的护士教了我一点电子琴，我还和对床的病友学会了打乒乓球，并且我又通过书本学了更多的东西，我看了无数本杂志，还完整地读过两本小说。最重要的是，后院有一小块实验田，我计划在春天种一些西红柿，最好还能种黄瓜和茄子。我从来没有种过任何东西，连花都没有种过，我为此特意找了几本关于蔬菜栽培的书来读，不过这个计划还是泡汤了。
离开的那天没人送我，我在这里没有朋友。其实我已经可以和他们进行简单的交流，只不过时间太短，如果真的可以住上一年，也许我也会有几个朋友。
前一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雨，道路十分泥泞，不过路两旁的庄稼地里仍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劳动。他们穿着高筒水靴子，威风凛凛地在田间穿行，像是在接受检阅。我再次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如果我能够在试验田里种上我的蔬菜，也许我也会和这些农夫一样神气。我幻想着自己成为农夫的样子，沿着大路步行。我并不急于坐车，我想随便走走，随时都有进城的大巴从这条路上经过，只要一挥手它就会停。雨后的风还是有些凉，它们吹透了我的棉布衬衫，吹透了我的皮肤，渗进我的骨骼。我心情出奇地好，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一直步行回去。
回去……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字眼，它蕴含或者暗示着等待，但是我从未被任何人等待，也没有等待过任何人。一栋房子，我被一栋房子等待。
我的脚步轻快，踏着沼泽一样的泥巴地，身边忽而驶过的卡车、轿车、农用车溅起混杂着泥土的粘稠污水，我无处躲闪，也无需躲闪。我快乐地吹起口哨，吹起不成调的口哨。阳光撕开赖着不走的最后一层乌云，照在我身上，晒干了每一颗泥点。
我从日出走到正午，从正午走到黄昏。我穿过了一片又一片田野，被雨水滋养过的田野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我经过了一座又一座工厂，它们或者浓烟滚滚，或者噪声隆隆。我遇见了越来越多的人，我进入了这座城市，迎接我的仍是那个车站。
卖茶蛋的老太太依旧在那里，尽管季节的变迁改变了她的装束，我还是能够认出她来，但是我知道，她绝不会记得我。我照旧买了两个茶蛋，老太太诧异地看着满身泥土的我，我四处张望，发现周围丝毫没有下过雨的痕迹。我从一个昨天下过雨的世界，步行来到一个昨天没下过雨的世界。这种成就感增进了我的食欲，我又买了两个鸡蛋。我边吃边欣赏着这个像上午一样的黄昏。我吃着像太阳一样的蛋黄，看着像蛋黄一样的太阳。我忽然很想喝酒，于是在车站的商亭买了一小瓶白酒，直到这一刻，我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
我站在道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酒，被酒精温过的血液在我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中流动，带来浑身上下的温暖。我看着太阳渐渐躲进不远处一座三层小楼的背后，在那座小楼的里面，有一套属于我的房子。我喝干瓶中剩下的酒，朝它走去。
几个月都没有喝过一滴酒，这些酒使我的脚步有些蹒跚。我拉开钉着麻袋布的木制楼门，不知谁给这里换上了一个像是用在暗房里的红色灯泡，它将楼门里照射得如同一张血盆大口。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把着满是灰尘的楼梯扶手向楼上走。
二楼的走廊灯是一枚低瓦数的黄色灯泡，我的眼睛终于得以适应，而三楼又是漆黑一片。我摸索着来到自家门前，从脚垫下拿出钥匙，划着一根火柴照亮锁眼，开门走了进去。一切还是那么熟悉，没有我所期待的陌生感，如同我早晨刚刚离开，此时回来。屋子里太安静了，丝毫没有声响，我蹑手蹑脚地走路，生怕吵到什么事物。
老挂钟已经停了多时，没有日期，只有停留在一点二十八分的指针，不知它停止转动的时候是白天还是午夜。我踩着椅子给它上了弦，钟摆重新带来“咔哒咔哒”的声音，我长舒了一口气，在床边坐下来。月光白得耀眼，我坐在那里，盯着摆放在写字台上的老式电视。我沉思好久，胃里有些难受，我跑进洗手间，干呕了几下，最终只吐出来一点没来得及完全消化的鸡蛋。我对着水龙头喝了几口凉水，然后蜷缩在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
五
这一夜睡得很好，没有做梦。我张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然后下床漱口、洗脸，揣上钥匙，抱起电视机出了门。
楼门前的街道一如往日，穿梭往来的自行车发出此起彼伏的铃声，熟人见面互相打着招呼，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报纸或提着豆浆。我很多年以来都很少出门，或者出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回来，因此街道上的面孔始终是陌生的，想必我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
我转过几个街口，找到一家还没有开门营业的家电修理部。我放下电视，坐在路边抽烟，看着过往的车辆和人群。不远处的公交车站人头涌动，几乎每辆车在入站前都已经塞满了人，可是仍有大批的人奔跑过去将车门围个水泄不通，人们互相推搡着向车内拥挤，间或传出一个妇女的高声谩骂，司机对这一切熟视无睹，面无表情地趴在方向盘上，看着前面的交通灯，直到车门夹着半个人缓缓开动，没能上车的人们才失望地退去。
我在那里坐了好久，几乎每一辆车到来之后，这样的场面都会重新上演一次，人们永不疲倦，永不厌烦。久而久之，大家的脸上逐渐绽放出笑容，他们开心地相互推搡，如同在打情骂俏，不再有人急于上车，这种拥挤变作了一场游戏，这游戏没有规则、没有目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了拥挤而拥挤，连车内被挤得扭曲变形的一张张面孔也是笑着的，他们扭曲地笑着，尴尬地笑着，痛苦地笑着。承载着这些笑容的汽车开始膨胀，变得圆滚滚的，像一只受到了惊吓而鼓起的河豚，每一辆车都变成了河豚，每一条街道都变成了河流，它们就这样在这座城市里游动。
这个异象被身后拉动卷帘门的声音打断，修理部开了门，老板是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我把电视抱进去，卖了五十块钱。
揣着钱，我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观察这座城市，突然发现好多地方和我的记忆完全不同，高大的并没有那么高大，洁白的并没有那么洁白，耀眼的也没有那么耀眼。记忆中原本在左边的建筑一下子跑到了右边，应该在西边的大酒店却出现在东边。我向着日出的方向前进，一路上欣赏着五颜六色的车辆，五颜六色的建筑，五颜六色的人群。
我走了很久，走到了儿童公园。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带我到这里，有一条小型铁轨环绕整座公园，站台按照大型火车站的样式微缩修建，一辆全封闭式的小火车定时开动，并且有穿着制服的剪票员按照正规列车的程序剪票。我每次到这里来的重点便是乘坐那辆小火车，其他孩子来这里的目的也是如此，除了节假日，只要人不多，买一张票可以坐好多圈。
我进入公园，第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火车站台，它仍然维持着原来的样式，似乎不久前重新涂了颜色，小火车刚刚跑了一圈，从不远处缓缓向站台驶来，它也被重新涂了油漆。我买了一张拇指大小的火车票上了车，走到最后一节车厢坐下，这节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之前几节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四个家长带着孩子乘坐，小火车现在对孩子的吸引力已经无法与过去比较，那时许多成年人的梦想无非是坐一次真正的火车。
我拉开窗子，将胳膊搭在窗台，头枕着胳膊面向窗外，我仍然愿意享受这样微缩的旅程。火车缓缓地启动了，它以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进。微风带着新鲜植物的气味吹在我的脸上，铁轨紧贴着一条人工河伸展，河中偶尔可见几只野鸭。一个小孩子“咚咚咚”地跑进我的车厢，呆呆地瞧了我一会儿又跑开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旧式铁路制服的清瘦男子走了进来，坐到我的对面。他摘下大檐帽放在我们之间的小桌子上，用手抓了抓被帽子压扁的头发，看了一眼窗外，说：“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列小火车上。”
“足够环绕世界了。”
“但是我却始终没能开出这个公园。”
“虽然空间很小，至少你穿越了很长的时间。”
“那又怎样，从春天发车，开了很久很久，最终还是回到春天。”
我们都沉默下来，不约而同地向外张望，一群老人穿着宽松的练功服在打太极拳，阳光从他们头上稀疏的树杈之间向车内投射，让人昏昏欲睡。
“你今天自己来了。”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是我第一次来。”
他叹了一口气，说：“好多年了。”
“二十年。”我说。
“二十年……”他重复道，嘴角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我从小就羡慕你的工作，穿着神气的制服，不用买票，每天都能坐小火车。”
小火车渐渐停下，站台的报站喇叭传出一个低保真的声音：“北京站到了。”
“记得第一次乘坐的时候，听到这个报站声还以为自己真的到了北京，结果下车之后发现自己仍在起点。”
“再坐一圈？”他问。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可做。”
火车再次开动，我们不再说话，静静地望着车窗外循环播放的景致。在同样的背景下，光线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人物也在不断更迭，有互相喂冰激凌的情侣，有坐在椅子上发呆的年轻人，有坐跷跷板的孩子，还有躺在草地上的醉汉。火车每次停下，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乘客不再仅限于孩子和家长，我看不到这些人，不过能够清楚地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或者互诉甜言蜜语，或者用恶毒的言语相互咒骂，也有人在打电话谈生意，还有人发出低沉的哭声。
六
我不知何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对面的列车员不见踪影。我走下火车，公园里已经有许多晨练的人。
我离开公园，重新回到大街上。吃了几个包子，喝了一碗粥之后，我随意登上一辆公交车。车上的人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上学，有的去走亲访友，尽管我们乘车的目的不同，但是意义相同。在变幻莫测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旅行。
汽车行驶了两站，随着司机的催促声，我望向前门。有姐弟二人在费力地向车里拖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折腾了半天才把它弄上来。
“箱子也得买票！”司机不耐烦地说，似乎要借着这句话发泄等待的怨气。
姐姐顺从地又向投币箱里放了一块钱。
汽车开动，那个约有十五、六岁的弟弟眼睛不眨地观察窗外的事物，每当有一辆高级轿车相向而过，他的目光都会紧追不舍地随之而去，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茫茫车海之中。
“小弟，看到那个特高的大酒店了吗，就那个，金色的那个，姐在那里上过班。”那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姐姐说，“还有那个全是玻璃的大楼，听说是这儿最贵的商场，随便一条裙子就要上千块。”
弟弟“嗯嗯”地应和着，眼睛仍然盯着那些汽车。
姐姐喋喋不休，弟弟不停看车，就这样过了好多站。在他们下车时，那个大箱子再一次成为了他们的负担，车上的人都默默地看他们，司机皱着眉回头瞅着，未等姐弟俩下地站稳，司机迅速关闭后门，将车开走。
几站之后，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汽车驶进一条小街，明显减慢了速度，乘客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我向前张望，似乎是发生了事故，并且围了好多人。汽车几厘米、几厘米地移动着，最终移到了事故地点。隔着被雨水冲刷的窗子，我看到路旁停着的一台公交车前面，有一个人趴在地上。那是个矮小的老太太，手边还有一个空空的菜篮子。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夹克衫，白色的过耳短发梳得整整齐齐，一条利落的米色裤子下露出洁白的袜子，那外面是一双乌黑精巧的皮鞋。她脸朝地面，不断有血从那里流出，随着雨水流淌进道边的排水井。车子仍在缓缓移动，不再有人说话，只能听到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着。
我在终点下了车，雨仍没停，而且越下越大，我躲进附近一间教堂避雨。
我走进去坐了下来，庄严的唱诗班正在大声地唱着圣诗。二首唱罢，一个身穿白袍的牧师走到台前，打开一本厚重的《圣经》宣读起来。
“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会众响亮地应和道：“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