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来，我问过我的母亲，当年那些《中篇小说选刊》杂志，是从哪里拿回来的？她显得很茫然，我拿回来过吗？当然，这是我中学时代十分重要的精神记忆，无论如何不会记错的。她只好说，我也记不得了。
    1985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某一日，在五交化公司当出纳员的母亲抱回来一摞子《中篇小说选刊》，它们迅速取代了《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成为我重要的课外读物。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内心的早熟以及原初的小说感觉，都与这本杂志有关。
     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掉进了一个文学的宝藏。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鹤立鸡群般的春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开始，我只是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候读，后来发展到在语文课上偷偷地读，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除了这些，我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完一本本借来的琼瑶、亦舒、金庸、梁羽生。这些在当时风靡校园的小说，对我也有足够的诱惑力。初二的时候，又一度迷恋上了宋词，照着词牌子填词耗去了我很多业余时间。语文老师从不在课堂上打扰我的阅读，这是我至今仍很感激的一件事。初三的时候，同桌的男生有一次在接受语文老师提问时没有回答上来，遭到批评。他非常生气，当场揭发我上课看课外书，然后质问老师，你怎么不管？老师看了看我，又看着他，非常平静地说，如果你语文考试的成绩和她一样，你也可以看。我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抬起来，而从书桌里探出半个身子的，正是一本《中篇小说选刊》。高中时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期末复习时期，语文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正在偷偷看一本《中篇小说选刊》，她站了片刻，什么也没说，走了过去。当时我正在读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与那些优秀作品邂逅时的丰富感受：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里面对夫妻生活的含蓄描写，让青春期的我接受了最初的性启蒙教育；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为我打开了一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窗子；陆文夫的《美食家》让我第一次在纸上遇到了江南；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让我领略了传奇故事的魅力；还有《黑骏马》中蕴育的那种如诗如乐的深情、《小鲍庄》中令我战栗的残酷动荡的文化冲撞、以及《透明的红萝卜》和《爸爸爸》让人惊艳的阅读新鲜感……一个中学生，并不能完全吸收这些作品中的内涵，但它们却像粮食一样，滋养了我的少年时代。
     上大学后，在当代文学课上，我再一次与这些闪光的名字相遇，内心仿如老友重逢般温暖。我们70一代的作家，内心的文学书单大多是西方现代派作品。我为自己感到庆幸的是，先于卡夫卡、卡尔维诺、杜拉斯之前遇到了他们，而使内心的文学养分相对完整。这一点在持续的写作中日渐显现出来，尤其是对汉语的语言和叙述的把握上。马尔克斯说，“作家这个职业，他的技巧，他的构思才能，甚至他的细腻隐蔽的描述手段，应该在青年时代就融会贯通。我们作家就跟鹦鹉一样，上了岁数，是学不会说话的。”这也许就是我在40岁才开始写小说，却并不觉得陌生的原因。
 
                                     二
 
     我真正的文学创作始于2005年。那年的1月，好友马艳凤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受邀前来参加会议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森带来几期《散文》杂志。它像一个雅致脱俗的女子，令我一见倾心。有意思的是，我开始写下的文字不是散文，却是诗歌。而我在写诗的那几年，几乎很少读诗歌杂志，唯一持续阅读的，是《散文》。
     从诗歌这扇门进入文学创作也许是我的命运，它推迟了我进入小说的时间，却较早地让我明白了文学的本质。我至今对孤独又热闹的中国诗坛充满敬意，与它相融的那些日子，我懂得了文学即真实、自由的内心。只有写过诗的人才会真正理解中国当下的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似落魄、极端、幼稚、自私，却在贫困中坚守着文学的高贵，像一群披着乞丐服的贵族。这种理解是进入文学的密码。诗歌训练了我锤炼语言的习惯，这是很多人对我写诗经历价值判断的最初想象。而我自己在创作多年之后回头看去，却明白这只是最表面的获得。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中国人都能多读读诗，像我一样，在一些清晨或午后，站在窗前诵读，读谁都可以，李白、李商隐、阿赫玛托娃、狄金森、博尔赫斯、李亚伟、多多……不要读那些冠冕堂皇的诗，读那些私密的，可以抚摸你心灵的诗，让你时常可以和自己的心面对、拥抱。人之所以迷失，就是因为一直活在外面。诗歌赋予我们一种目光、角度，进而赋予我们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宽容，于是，接近一种情感和情怀。在这番经历之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抵达，而其实是打碎盔甲、枷锁、面具的回到。从这个意义来讲，《散文》杂志正是以散文的方式做着和诗歌一样的事。它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无声地滋润着流过的土地。我就是有缘被它经过的土地上的一株麦苗。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在文学创作伊始就能走上这条回家的路，所以有缘即是有幸。
    时隔八年，我的文章《风一吹，就散了》第一次登上《散文》杂志，我也在这一年的3月，和几个鲁院的同学在天津第一次见到了《散文》的执行主编汪惠仁先生，我内心的感觉依然是这样——这不是一种抵达，而是回到。
 
                                    三
 
     我内心非常清楚，只要我动手写作，总有一天会写小说的。但是没想到会开始得这么晚。2009年，我把对小说多年的想念倾注在长篇《声色》里，以我熟悉的媒体人生活为题材，一气呵成，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十六万字的初稿。后来经过大半年的修改，在    2010年顺利出版。然后，又回头写中短篇。我在作家中寻找着榜样来鼓励自己，有一段时间经常在网上搜索他们的创作年表，一旦发现4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并且有所成就的，就会觉得很安慰。而最大的鼓励，却是来自《小说选刊》。
     2011年，我在《鸭绿江》杂志1期发表了中篇处女作《寻找艾薇儿》，1月4日早晨，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门厅的小木凳上穿鞋，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接到了原《鸭绿江》杂志编辑部主任高威的电话，她告诉我，艾薇儿被《小说选刊》2期选了。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这么幸运？连声问，是真的吗？她笑，还没完呢，是头题，需要马上写个创作谈。一整天我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平静下来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在方向上大致是准确的，《小说选刊》的这个承认比身边朋友们的认可更有说服力。2012年，《小说选刊》2期又选载了我发表在《长江文艺》杂志的中篇《初恋》，紧接着，3月的一个黄昏，我接到编辑付秀莹的电话，告知我《寻找艾薇儿》获得了2011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她说，本来想明天告诉我，但还是没忍住，希望我能多高兴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内心的无法平静，源于一种反差——名刊对无名作者的关注。我知道了，我的写作不再孤独。我想，这也许是上天的一种暗示，暗示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便发现得太晚，也应该走下去。
     事实上，《小说选刊》一直在制造着这种惊喜。无数籍籍无名的作者在这份惊喜中，看到了黑暗中摸索的灯火，生出了坚持的力量。很多像我一样的作家，正是在这点点灯火中一路走一路获得了信心，而每一个写作者都知道，信心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