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过后，朋友从美国寄来几本英文新书，其中一本是美籍俄裔诗人米切尔.杜曼尼斯(Michael Dumanis)的诗集《我的苏联》(My Soviet Union)。这多少令我感到意外,杜曼尼斯出生在前苏联，是跟随父母政治避难到美国的，目前是维斯里安大学的副教授。以他这样的身世，对前朝故国的苏联，何以会怀念如斯呢？后来我猜测，这可能和他的姐姐们有关，因为这本诗集的题辞是这样写的：“献给我的姐姐，莫莉娅和索恩娅”。
　　莫莉娅和索恩娅的童年是在前苏联度过的，甚至不仅童年，也包括一段青春时光。而且她们从小喜欢唱歌,不管上学还是放学，整天哼着那些我们所熟知的歌曲,《灯光》淡淡，《小路》弯弯，《红莓花儿开》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她们看来，这些既革命又浪漫的歌曲，就像风中白桦的叶子，最让她们憧憬初恋和未来的生活；或者这些歌曲也像某种套娃，用音乐制成的套娃，一首套着一首，有的样子羞怯，有的勇敢表白，有的深情宁静，简直可爱极了。这两位俄罗斯姑娘，就这样乘着歌声的翅膀长大了，并出落得美丽而忧伤。许多年后，她们可能再也不想唱或不屑于唱这些歌曲了，而有一天，当她们的弟弟开始写诗的时候，这些歌曲的旋律还是不可遏止地弥漫在字里行间，如同俄罗斯田野上的淡淡春雾。
　　于杜曼尼斯的这本诗集，美国批评家波维尔（Powell）的评价可谓独具慧眼，他说：“《我的苏联》确实体现了一种苏维埃式的联盟，那就是非同寻常的音乐性和低能儿英语的融汇”。是的，正像低能儿汉语并没妨碍一些人写出比较好的汉语诗歌一样，杜曼尼斯的低能儿英语也没阻止他成为比较好的英语诗人，关键是你不能也无法忽略那种内在的音乐性，那种由歌声的记忆所赋予的节奏感，那种对故乡和田野，以及对革命和苏维埃精神的既明亮又忧伤的依恋

 那非同寻常的音乐，让昔日的欢笑变成了春雾。

　　我在这句诗旁边凝视了很久，我的眼前，仿佛也正有一场春雾弥漫开来，在故乡的田野上，伴随着四月野菜的清香，并幻化成许多熟悉的笑脸。

 1
  在故乡，那里有我的歌谣。
  西伯利亚古歌
 
 　　青青的野菜，青青的歌曲。
 　　我对苏联歌曲的记忆是和野菜连在一起的。那大概是1970年的春天，我们公社中学新调来一位老师，是女老师，叫马西萍。印象中是马老师到了，四月也就到了，而四月到了，野菜也开始大面积地生长出来，让乡间的日子充满了别样的幽香。
 　　野菜的成熟期是在四月，清明前后，麦浪滚滚的野菜不仅染绿了山洼，也支撑了人们春光烂漫的胃口。能卷饼的是苣荬菜，好做馅的是马齿苋；荠荠菜又叫清明草，风花菜别名油菜艼；香椿有点淡紫，灰菜镶着银边儿，此外还有西天谷、婆婆丁、豆瓣菜、小叶芹，以及许多叫不上名来的。似乎野菜们都很懂事，知道这时节青黄不接，于是就见义勇为地长出来，并前赴后继地被放在我们的餐桌上，为春天捉襟见肘的日子增添了几分富足和喜气。那落英缤纷的野菜，英气勃勃的野菜，每当回想起来，我总能感到一种道德的力量，仿佛故乡那片丘陵起伏的边地，不仅慈悲宽厚，而且也是很有责任感的存在。
 　　当马老师调来给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状况。
 　　马老师本来是学外语的，但那时正值文革，学校不开外语课，她就当了音乐老师。马老师的音乐课很有特点，她说话、唱歌都是小口型，有点像喇叭花，也像是鸟儿在张嘴儿呢喃。这样的口型在美声唱法中常见，也许是经过训练的。因为有趣，大家就都喜欢上她的课，不仅看鸟儿呢喃是有趣的，听她讲关于音乐的知识更是有趣的。比如她说听贝多芬音乐，能使伤心的人快乐起来，胆小的人勇敢起来，轻薄的人庄重起来。还有，她说音乐的力量即使在战场上也不能低估，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首歌曾击毙德军五万。
 　　马老师教我们唱歌的时候，习惯用手打着拍子，就像鸟儿一边歌喉婉转，一边要展翅高飞的样子。
 　　马老师这样飞着飞着，有一天我们发现，有两首妙不可言的旋律开始在校内外流传，一首是《喀秋莎》，一首是《红莓花儿开》，它们混在《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这样的“战地新歌”里，混在《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样的“样板戏”片段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装扮成革命歌曲的女特务，搔首弄姿，风情万种。
 　　但事隔多年，这两首歌是不是马老师教的，我又觉得难以肯定，因为也有可能是下乡知青们传唱出来的，只不过正赶上马老师教我们音乐课而已。那时候的农村很热闹，除了当地的贫下中农、父老乡亲，还有大连来的知青，沈阳来的“五七战士”，总之是人才济济、文化昌盛，热闹得就像丝绸之路时代的新疆小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向往的地方。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我的同学殷玉田家里，竟赫然摆放着一架钢琴。
 　　更叫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当时的形势，不仅正处在文革期间，由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也空前紧张。那时正在吉林某部担任连长的我姐夫，也随部队被调往了黑龙江前线。出发前他还写了封血书寄给姐姐，说是和战友们都做好了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和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而牺牲的准备。我记得姐姐那些日子整天以泪洗面，既惊恐万状又骄傲万分。真想不明白，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会去唱苏联歌曲呢？但实际上不仅我们唱了，连姐姐也跟着唱了。姐姐唱过《喀秋莎》之后很兴奋，眼睛亮闪闪地说，我得回去给你姐夫写信去，把这段歌词也写上。
 　　有时我们一边吃野菜一边唱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这样唱着，野菜中就有了梨花的味道。
 

 2

  我要用脚踏住，自己的歌喉。
  马雅可夫斯基
 
 　　上世纪70年代的几个春天，可以说，唱歌是我们记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是因为学校不怎么上课，再加上每天吃野菜，我们个个都变得精力充沛，歌喉婉转。先是唱《喀秋莎》和《红莓花儿开》，后来会唱的越来越多，比如《小路》和《孤独的手风琴》。还有一句歌词没头没尾，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唱起来格外抒情：“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
 　　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我都反来复去地哼着这句歌词。
 　　有一次我在前边走，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嗨，别唱了，苏联人！”然后就笑个不停，其中有男生，而更多是女生。那是在放学的路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位置是正好能仰望到那两座小山。那两座小山都苍松般碧绿，一南一北，凸起在西河套的两侧，构成了我梦里乡愁的地标。南边的叫封山，北边的叫敖包山。据说封山是汉族人追先祭祖的地方，而敖包山则是蒙族人祀神祈福的地方，总之都特别神秘，神秘到我们走近山根儿都不敢大声说话。
 　　现在回想当年的气氛，其实还是有些压抑的。那些歌我们在学校并不敢唱，在家里也不太敢唱，比较能放心唱的地方是那条河套路，但在经过那两座小山的时候还要保持静默。“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呼吸倒是自由的，但唱歌就不那么自由了。
 　　直到后来我们学会了打口哨。打口哨既像唱歌又像呼吸，介于不自由与自由之间，所以就风行起来，不仅男生会打，连有的女生也会打。口哨打时间长了，往往是一首歌记住了旋律，却忘了歌词。
 　　那时侯动不动就开批判会。有一段时间，听说学校要开“三闲批判会”，追查看闲书、唱闲歌、说闲话的人，我们就人人自危起来，连口哨也不敢打了，想着自己可能是三闲之一，搞不好三闲都沾边儿，就像鲁迅的《三闲集》。这本书是我们的教导主任王一舜看的，他不仅有资历，人也长得潇洒英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学校的图书室都封了，只有他可以公开拿出来看，而且是一边走路一边看，让我们男生女生都艳羡不已。不过他看的都是鲁迅的书，其中就有《三闲集》。
 　　因为那些闲歌需要偷着唱，狼藏狈掖的，我们心里有一种犯罪感，为了弥补和掩饰，每当开会就表现得更积极，站得笔直，坐得方正，喊口号也往往下了狠劲“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这样一遍遍喊着，就把美国和苏联弄得很像是两个同病相怜的战友，它们在我们的口号声中一边苟延残喘，一边相濡以沫。不过相对而言，我们主要是针对苏联的，美国多少显得有点无辜。
 　　这种地下唱诗班式的隐秘激情，许多年后，我在前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中找到了最佳表达，他说：“我要用脚踏住，自己的歌喉。”人怎么会用脚踏住自己的歌喉呢？这不仅奇妙，而且还隐含一种气概。记得我们当年学过的语文课本上有一首李贺的诗：“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老师是这样讲的，说这首诗讴歌了古代工人阶级的豪迈气概和英雄形象。
 　　后来我们开始喜欢刮风的天气。
 　　辽西的风在全中国是有名的，所谓“天地老，风沙大”，就是指我们辽西的风色。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这样的风，每到春天，就把我们吹得像一面面旗帜，即使穿的是棉衣，也个个都是“当时年少春衫薄”的样子。我们在风中唱歌，风就把歌声吹碎了，碎成杨花柳絮，一路白白地飘荡。
 　　这样的刮风天，正适合我们大声唱歌，风声传送着歌声，也隐匿着歌声。所以，就像画家列维坦在伏尔加河旅行那样，我们在放学的路上也无意中发现了“坏天气之美”，只要是刮风天，下雨天，我们就知道可以放开歌喉了。
 

 3

 
       猫向左转，就会唱起歌，
 　　　猫向右转，就会讲故事。
   普希金
 
 　　除了在风中，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大声唱歌，那就是殷玉田家。
 　　殷玉田家是“下放户”，他爸叫殷国胜，是从省城沈阳到我们那儿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当着村里的政治队长。殷玉田和我是同班，他还有个姐姐叫殷红，和我五叔家的二姐海芳是同班，比我们高一年级。
 　　现在我终于想清楚了，那些苏联歌曲之所以当年在我们乡村流传，主要策源地还是沈阳的“下放户”，他们举家迁来，儿女如花，无形中就成了乡村的文化中心。殷玉田家的钢琴就是标志。那是一架黑色的英国钢琴，赫然立在墙角。有生以来，我从没见过那么沉静、那么雅致、那么大气的黑色，甚至连殷红那件好看的绿军装也相形见绌。给我的感觉，就仿佛钢琴是黑色的，钢琴弹出的歌曲和音乐也是黑色的，而包括春天、四月、好吃的卷饼、清香的野菜，以及所有让人感动的想法，都是黑色的。
 　　殷玉田他妈是银灰色的。殷玉田让我们叫她胡阿姨，而不是像我们农村习惯的那样叫大姨或婶子。胡阿姨总爱穿一件蓝色工作服，但穿在她身上却像银灰色的，柔柔暖暖。胡阿姨是学音乐的，早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胡阿姨的手指很特殊，像十根葱白似的，在钢琴上摆来摆去。
 　　我后来想，胡阿姨可能更有资格做我们的音乐老师。胡阿姨和马老师不一样，首先不管什么歌曲，她都称之为“音乐作品”，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胡阿姨的钢琴上，我第一次听到《三套车》的旋律：“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胡阿姨一边弹琴，一边鼓励我们大声唱，特别是唱到“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的时候，她总要提醒：这是高音，放开唱，提住气。
 　　胡阿姨也会弹中国歌曲，像《毕业歌》、《沁园春.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什么的，但同样的歌，她却能弹出不同的味道，就像同样的茄子豆角，胡阿姨做的菜有一种格外的清香。
 　　胡阿姨有时留我们吃饭，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比如沈阳有个中街，还有个太原街，大连有个星海公园，是纪念音乐家洗星海的，等等。殷玉田家好像还有一只猫，颜色记不清了，样子雅致而慵懒。
 　　我觉得胡阿姨也像一只猫，一只很神奇的猫，是普希金诗集里的，它被一条金链子拴在海边的橡树下，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十分有趣，就那样在树下转来转去，一会唱歌，一会讲故事。
 　　当然，那本普希金诗集我也是在殷玉田家看到的。殷玉田家除了钢琴，还有一个书架，里面摆满了类似的书，为防止落灰，外边还罩着雪白的纱布。有了钢琴，有了书架，虽然同样是农家小院，同样是烧火炕、种菜园，却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大城市气息。
 　　正是这种气息深深地诱惑并震撼了我和海芳姐。
 　　每次去殷玉田家，如果恰好殷红也在，那就一定有海芳姐。
 　　我和殷玉田成了最好的朋友，就像海芳姐和殷红是最好的朋友一样。殷玉田个子不高，胖胖的，左脸上有一颗憨厚的黑痣。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经常让我到他家去看，有时还偷着让我拿回自己家看。印象最深的除了普希金的诗，还有契诃夫的《草原》。这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男孩坐在干草车上，头上是越来越低的云朵，眼睛梦幻般地望着远方。这个男孩在我的梦境里晃荡了很久，就像我和殷玉田两个人模样的变种。
 
 

 4

 　　　我为我的歌做件外衣，
  　　　绣上古老的神话之谜。
   　　　　　　叶芝
 
 　　殷红其实是绿色的。
 　　那时候我们都非常羡慕军装，却很少有人能穿上。能穿上的往往也不正宗，有的甚至是用家里的绿色被面缝成的小褂，看上去就像一棵地瓜秧，十分土气。在整个公社中学，可以说只有殷红那件军装最正宗，穿上也最显气质。那不是一般的草绿，而是绿中泛黄，黄中泛白，或者就像“浅草才能没马蹄”那种绿，“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绿，并且仿佛被洗过多少次，不仅是水洗的，也是革命年代的风雨洗的，淡淡的肥皂香中似乎都能闻出硝烟的味道。
 　　殷红是全校无可争议的校花，而她最好的朋友是海芳姐。
 　　海芳姐和殷红形影不离，她为了殷红什么都愿意做。但海芳姐没有绿军装，她就哭着求五叔，五叔没办法，因为当过木匠，就主动上公社邮局给人家修门窗，修了三天门窗，换来一件小号的邮递服。海芳姐穿上这件半新不旧、经过剪裁的邮递服，走路都是带风的，而且几乎是一天一洗，气的五婶骂她好几回。
 　　海芳姐甚至打算进学校的宣传队了。她的小名叫二丫，我没大没小，也跟着大人们二丫二丫地叫，一直叫到中学。有一天早晨，五叔气呼呼地到我家，说海芳姐因为我在学校里叫她小名哭了大半宿，说这么叫下去，海芳姐都没脸进宣传队了。我记得父亲骂我时眼睛瞪得老大，从那以后，我才改口叫了海芳姐。实际上不仅我改口，好像全村的人一夜之间都改口了，包括五叔自己，越是人多的时候，五叔越是要高声提起海芳姐的大名。
 　　我知道，海芳姐要进宣传队是因为殷红。那一年学校为迎接县里的汇演，准备排练样板戏《沙家浜》，据说要让殷红出演阿庆嫂。样板戏的剧情大家都熟悉，里面的除了阿庆嫂、沙奶奶，还有一个女性就是被刁小三把包袱抢走的村妇了。海芳姐想好了，因为自己个子小，不像城里人那么出挑，她决心要扮演这个村妇的角色。总之，只要能把自己和殷红联系在一起，海芳姐是不挑角色的。
 　　不挑角色的海芳姐干什么都是勇往直前的样子。胡阿姨弹琴的时候，她总是站在旁边，把着钢琴盖，两手汗津津的，眼睛眨都不眨。她虽然唱歌跑调，但却完全无视胡阿姨都和殷红相视而笑的眼神，总是唱了一遍又一遍。每当海芳姐这样表现，我就知道该走了，或者该和殷玉田一起出去玩游戏了。
 　　夏天我们滚铁环，冬天我们滑冰车。有时也玩撞拐，就是把一条腿搬起来，像金鸡独立那样互相猛撞，前后左右，躲闪腾挪，谁支撑不住腿先撂下，就算输了。
 　　女生们喜欢玩跳房子。就是先用粉笔在院子里画出许多小方格，然后轮流跳，也是用单腿跳，看谁最先跳到“房子”的最高层。海芳姐唱歌有问题，跳房子却无人能比，她一边往格子里扔布袋，一边屈腿而跳，像蒙古族舞蹈中的草原小骑手，往往总是第一个跳到最高层，站在粉笔画的蓝天白云之间，然后笑出一个野山枣般的笑。
 　　海芳姐的笑像野山枣，酸酸的、憨憨的。

 5 
      春天会传播小小的疯癫，
 　　　就连国王也不能幸免。
  　　　艾米莉.狄金森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否应该写出来，让我犹豫很久。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只是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那年的春天，当四月已经过去，五月也将要过去的时候，十五岁的乡村少女海芳姐试图自杀。海芳姐自杀的方式是喝卤水，这种方式对辽西女性来说比较传统，没什么新意。我记得五叔一边骂一边老泪纵横，海林哥兔子似的跑到生产队去套车，然后把海芳姐送到了公社医院。经过抢救，海芳姐总算没事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精神变得恍惚，不能继续上学，见了人也不说话。
 　　一切都来得这样突然，就像辽西的风。辽西的风是奇特的，它起于荒草之根，说刮就天翻地覆地刮起来，有时旋风朵朵，有时长风阵阵（如同我记忆的节奏）。不久前读美国作家麦卡蒙的《奇风岁月》，立刻认同得要死要活，我们那里不就是“奇风镇”吗？正是在故乡，在辽西丘陵与内蒙草原之间的那个小地方，年少的我们度过了名副其实的“奇风岁月”。
 　　海芳姐就是被春天的风刮倒的，她的事件集中体现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春天性，或者说是春天许多个瞬间的结果。当时村里和学校都传言，一是说海芳姐在殷红家受了刺激，她想学钢琴，可胡阿姨说她的手指太短，不具备条件；二是说海芳姐想进宣传队的理想破灭，那天晚上正赶上《沙家浜》在学校礼堂彩排，殷红演阿庆嫂，沙奶奶和村妇也另有人选，都是从沈阳来的“五七战士”家孩子。而最让海芳姐伤心的是，殷红什么情况都知道，却事先没向她透露半点。
 　　海林哥偷着告诉我姐姐，我姐姐又偷着告诉我，说海芳姐自杀前还留下过遗书，上面写她如果有下辈子，也要托生成沈阳人，也要当个“五七战士”子女，而且也要家里有钢琴。
 　　总之，海芳姐在那个春天辍学了。整个夏天她沉默不语，坚持一步也不走出家门。这让五叔、五婶愁得没办法，到了秋天和队长谭国相商量，生产队就安排海芳姐去放羊了。
 
 

 　　　　　6
 　　　　　假如没有这些故事，
 　　　　　我们就将一无所有。
  　　　　　西伯利亚古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我们送来了苏联歌曲。当年，伟大的苏联风华正茂，长袖善舞，深喉能歌，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则成了她最大的文学、电影与歌曲出口国。那些浪漫抒情、并具有强烈叙述性的歌曲，经西伯利亚，越黑龙江，一路顶风冒雪、热情友好地传入我国，并从此落地生根。胡阿姨说它们是“音乐作品”，其实何止啊，它们可能更像是某种音乐作物，这么多年来，就如同北方的冬小麦和甜菜、土豆，在中国大地上茁壮成长。
 　　而在我们整个辽西和东北，这些歌曲的传播可能更早。东北作家萧军的小说《过去的年代》，写于1935年，书中有个叫林青的人，曾在遥远的俄罗斯做过劳工，后来他回到故乡，就每天带着手风琴，像一个哥萨克青年似的在大凌河两岸的辽西乡间游荡，唱着布尔什维克式的辽西歌谣，而在林青之后，在我的老家，又一个把苏联歌曲唱成辽西歌谣的人，我觉得就是海芳姐。
 　　从秋天到冬天，又到第二年春天，海芳姐一直在放羊。出人意料的是，海芳姐放羊不仅十分靠谱，风雨不误，而且羊大为美，舒展自如。十五六岁的姑娘家，早晨把羊群撒出去，就如同撒出一把丝线，晚上收回来，则像收回一抱棉桃。辽西是丘陵地带，除了山梁，就是河套，但海芳姐却像个高原的牧羊女，她总是赶着羊群去很远的地方，去南边的桃花山，去北边的梨树沟。在那里，她站在山顶，往往就一个人面对羊群唱起来：正当啊，梨花呀，开遍那山崖；河上啊，飘起了哇，柔曼的轻纱……这种辽西歌谣版的《喀秋莎》，断断续续，咿咿呀呀，羊群听不懂，却知道低头感动。而在那歌声的空隙里，我看到一只只麻雀惊飞而起，越过灌木丛时纷纷落下小米粒大的眼泪。
 　　人们都说海芳姐疯了。母亲和嫂子们已经开始怀念她的许多好处，比如心灵手巧。海芳姐最会织领衬，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装饰，用白线绳勾出各种图案，然后缝到衣领上，看上去特别文雅、秀气。她还喜欢在自己的衣襟上打个花褶，用针线把被子上剪下的朱红汇成小碎花，十分别致。
 　　海芳姐给我织过三条领衬，我把其中一条送给了米国林。
 　　米国林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的弟弟，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们一个村的。米国林爱劳动，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笑，笑起来和女生似的。米国林上学晚，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家里困难，哥好几个。所以小学毕业后，米国林就没上中学，而是直接回生产队干活了。因为米国林很能干，一年后就当上了生产队的车老板，也就是全村唯一的马车夫。
 　　米国林对我特别好。公社中学离家比较远，有时早晨正准备上学，听到鞭子响，就知道是米国林在给我动静，那是他正好顺路要捎我一段。晚上放学回家，往往也能等到米国林，他吆喝着大红马，铃儿响叮当地来到我跟前，像事先约好了似的。见了面就笑笑，随手扔给我一点东西，有时是干粮，有时是烤苞米烤土豆什么的。
 　　我坐着米国林的车，远远地就能看见海芳姐站在山梁上。米国林问我：你二丫姐唱的是啥歌呀？我说：你别二丫二丫地叫，是我海芳姐。听我介绍完歌词，米国林笑了：说来说去，那喀秋莎就是想对象了，有啥好唱的。米国林扭头的时候，就会露出脖颈上的那条领衬，一圈很干净的白色，和他那身破旧的黑棉袄构成着对比。
 

 7

 
 我们最甜美的歌曲，
 　　　是那些表达最悲哀的思想的。
  　　　雪莱
 
 　　1971年春天的风很大，秋天的风也很大。秋风乍起的时候，米国林到哲里木盟的天山去了，从此再没回来。
 　　那年秋天的空气中飘满了《国际歌》。马老师说，上边有指示，全国人民都要把这两首歌唱好，一是《国际歌》，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事，林彪在叛逃中摔死了，地点是温都尔汗。
 　　此刻，我在回想中感到惊奇，当时惊天动地的林彪事件并没让我有任何震撼，而米国林的去向却让我昼思夜想，耿耿难眠。林彪死在外蒙，米国林去了内蒙。米国林是和谭国军一起去天山的，谭国军回来了，米国林却没回来。他们是赶着生产队的大车去的，中间经过科尔沁草原。
 　　同样值得惊奇的是有个语文老师，他改动了毛主席诗词，说是“国际悲歌歌一曲，林彪为我从天落”。但改动就改动了，一直也没有人追究。
 　　《国际歌》说悲不悲，很适合我们那个年代的口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时候我们也唱《卖花姑娘》，唱俄罗斯民歌《草原》，把这些歌放在一起唱，觉得特别对路，有一种清晰饱满的忧伤：“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整个秋天直到初冬，我都沉浸在对这首歌的迷恋中，快到霜降的时候，我仿佛得到了天启，忽然想明白了这首歌，也想明白了米国林失踪的真相
  《草原》的故事与谋杀有关，这是我在多年前那个初冬午后的重大发现。你看不是吗？这首歌说，在茫茫草原上，有个马车夫就要死了，他将悲惨地死去，就死在那片草原上，或者就死在那首歌里的什么地方。这时候他对同路人说：“请你埋葬我，不要记仇恨”这句话是特别关键的，“不要记仇恨”，就证明有仇恨，而且是深仇大恨。马车夫说完凄然一笑，那笑就凝固在他的脸上，并在许多岁月里成为他同路人记忆的一部分。同路人永远记得，可怜的马车夫就是被他亲手杀死的。就在那天早晨，当马还在安详地吃草，露珠颗颗圆润的时候，他杀死了他，然后就一个人上路了。
 　　我泪流满面地想，这首歌一定是米国林让我想起来的，因为他和谭国军去天山的整个秘密就藏在里面。米国林一定是被谭国军杀死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关于米国林为什么没有从天山回来，村里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米国林那次除了给生产队办事，也是顺便相亲去了，相妥了，就留在了天山，成了那里的“倒插门”女婿。为什么要“倒插门”呢，是因为米国林家里太穷，没法给兄弟几个都说上媳妇，花不起财礼。米国林是老大，这样做有自食其力的意思，也算给弟弟们树立个榜样。还有第二种说法，是米国林直接从天山下了黑龙江，说他有个舅舅在北大荒，是从部队转业到建设兵团的大官，米国林去了虽然还是赶大车，但已算是兵团战士了。
 　　我相信第二种说法，而且我相信有一天会突然收到米国林的来信，说他跟舅舅讲好了，让我也去当兵团战士，我们俩一起战天斗地，保卫边疆。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却始终没有人给我来信。
 　　我去找谭国军，希望他能告诉我米国林的下落和地址。这时候谭国军已经当上车老板了，见了我连车都不下，一甩鞭子，鞭梢差点扫到我身上。
 　　现在好了，我根据几句歌词，终于推断出米国林失踪的真相。一连几个星期，我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告诉了姐姐。
 　　姐姐很严肃，说你有根据吗？我说：根据就是那首歌，当然还有他对我的态度，不过主要是那首歌，你看不是吗？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
 　　姐姐笑了，她笑了又笑，最后勉强收住，说这样吧，我给你姐夫写封信，他说过有个战友在北大荒，先查查有没有米国林这个人，这样行吧？
 　　姐姐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事都要给姐夫写信，好像姐夫不是个连长而是团政委似的。
 

 8

 
 如今没有人爱听歌谣了，
 　　　世界已不再奇妙动人。
  　　　阿赫玛托娃
 
 
 　　我心爱的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有唱不尽的歌谣。
 　　歌谣和歌曲其实是有区别的，根据《康熙字典》：“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才叫歌曲，没有乐器伴奏的只是歌谣。在神话传说中，歌谣最伟大的先驱应该是西王母，《列子》中记载，周穆王驾八骏巡游昆仑山的时候，曾到西王母的瑶池上做客，“西王母为王谣，王之和”，就是说，西王母为周穆王献上清歌一曲，唱到动情处，周穆王也跟着唱了起来。
 　　西王母所开创的歌谣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我们前所未有地发扬光大了。除了在殷玉田家，我们的歌声没有任何伴奏，连手风琴都没有，连口琴都没有（我那时多么渴望有支口琴啊），唯一可能的伴奏就是口哨，但口哨能算一种乐器吗？如果口哨也算乐器，那么风算不算呢？朵朵旋风，阵阵长风，它们吹过田野和丘陵，吹过我们上学放学的沙路，听起来比胡阿姨的钢琴还要宏大美妙。
 　　总之，歌谣属于清唱，有时甚至属于哼唱。比如京剧样板戏的一些唱段，就需要像牙疼似的加点哼哼呀呀的韵味，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家住安源萍水头”啊，等等。还有评剧《列宁在1918》，一边走路一边哼唱更显得格外带劲“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尊一声斯维尔德洛夫你细听分明，前几天我让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为什么到今日不见回程......”
 　　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说过，在一个动荡年代长大的孩子，上帝会送给他神奇的记忆。我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个与列宁有关的唱段，我记得是一个瘦长个子的大连知青白话给我们听的，他只白话了一遍，我就把唱词滴水不漏地记住了。
 　　还有一些特殊的歌谣，不是靠唱，而是靠喊的，那是属于小学生们的童谣，但我们也同样喜欢“谁家有小孩，快点出来玩”“这么好的天，下雪花，这么好的媳妇，露脚丫”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这些狗尾巴花似的童谣，也在我们的少年时代随风摇曳着，并让整个世界显得分外迷人。
 　　但我对“大头”是忌讳的。我那时候脑门儿很大，眼睛也很大，同学们给起个外号叫大眼贼儿，意思说很像田鼠或土拨鼠。因此我特别怕人提起“大头”，听见谁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就先愁得没办法，总是绕着弯儿躲开，要不就假装蹲下身系鞋带，故意落在大伙儿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路边系鞋带，看到一双军用大头鞋，硬邦邦、沉甸甸地停在我面前，抬头瞅半天，原来是回来探家的姐夫，穿着军大衣，风尘仆仆地笑着，他的背景是故乡那难以言喻的冬冥。
 　　这是1971年的深冬，很快就过年了。因为有吉林某部连长我姐夫在，我们家的年过得特别体面热闹。只有我太不懂事，一遍遍地问北大荒和米国林的消息。姐夫可能和姐姐商量了口径，对我说已经和北大荒的战友通过信，但北大荒实在太大了，兵团有几十万人，人家还在继续打听。为了证明他确实通过信，姐夫还告诉我几句话，说是北大荒的歌谣“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变成过去。如今回想起当初的表现，因为两句歌词就煞有介事，对车老板谭国林进行“有罪推定”，我觉得自己不仅幼稚，而且简直是可怕的。动不动就推断别人有罪，这难道不可怕吗？
 　　直到不久前我看了有关民歌的研究资料之后，稍可自慰的是，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至少对歌谣的理解不乏想象力。从民歌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草原》最早真有可能是一首有关谋杀的歌谣。历史上，许多歌谣的起源都是为了传递消息，因为当时没有报纸、广播、电视，更没有因特网，特别是关于爱与死的消息，往往就是以歌谣的形式告知故乡与亲人的，其中许多涉及到谋杀，比如英格兰民歌《荆棘鸟》，苏格兰民歌《邦诺莉》。而在那片风吹草低，天地苍茫的《草原》上，一种远方的谋杀或许真的也同样以歌谣的姿态发生过。
 　　但不管发生过也好，没发生过也罢，总之，从那个秋天到现在，我再也没见到米国林，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仿佛永久地消逝了，消逝在北大荒的亿万吨粮食里，或消失在草原的茫茫风雪中。
 

 9

 
 　　　　　 四月是最美好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野菜，把回忆和欲望
 　　　掺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到的根芽。
 　　　…………
  　　　拟艾略特《荒原》第一节
 
 　　如果让我从古今中外的诗歌中，选一首最能唤起我乡愁的作品，除了李白的《静夜思》，那就是T.S.艾略特的《荒原》了。艾略特是英国诗人，也有说是美国诗人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我曾多次读过这首诗，而每次读，都会感到如归故里，亲切而又陌生。
 　　我想，这不仅因为辽西的自然地理确实有点荒原的味道，丘陵起伏，气候干旱，荒草迎风，野菜烂漫；而且在历史文化方面，辽西的积淀很厚，那里的每座山沟，甚至每棵老树下面，都可能隐伏着什么典故。这和《荒原》也是相似的，那首诗引经据典，随处都是古老的神话与传说。所以，《荒原》就成了我的思乡曲，特别在春天的日子里，读着读着，就会感到有一阵风，从字里行间向我吹来，把我的思绪带回家乡，带回春光明媚的四月。
 　　1972年的四月，马西萍老师要调走了。她是在四月里调来的，又要在四月里调走，教了我们整整两年。那天中午，听说马老师的爱人来了，我们就跑过去看。马老师的爱人叫贾老师，说是在师范学院当老师。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大学老师，都挤在马老师宿舍门口，骤然收住脚，形成一幅“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图景。马老师那天青春焕发，她给我们发糖果，让我们进屋里说话。贾老师戴着很好看的眼镜，高高大大的，他和马老师相视一笑说：他们都很腼腆。
 　　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词腼腆，我觉得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文雅的词了。
 　　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是腼腆的，记忆中的四月也是腼腆的。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春风渐起，虽然村庄还不见绿意，却已经充满了柳芽的味道；虽然天空还不见风筝，却仿佛有风筝线在悠悠飘起。
 　　所以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艾略特《荒原》的第一句会这样写：“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四月怎么会残忍呢？许多年来，尽管我特喜欢这首诗，此却却一直不太理解。也许，说四月残忍本身才是一种残忍吧。大地回春的四月，它除了野菜，什么花儿都没有；除了清明，什么节日都没有。但四月不计较这些，四月很快乐，四月默默无闻，却自有一种纯洁的、初恋般的、风华正茂的生命气息
 
 　　　　吃野菜，唱了一小时苏联歌曲。
 　　　　我不是苏联人，那些从城里来的，
 　　　　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我们从小
 　　　　住在辽西那边，父亲的山村
 　　　　…………
 
 　　马老师调走了，我们也快毕业了。
 　　马老师调走之前，没忘了把她在课堂上没收我的书还给我，那本书是我从殷玉田家借的，书名叫《怎么办》。书既然还给了我，我想就应该再还给殷玉田。但殷玉田已连续多天没上学了，而且自从海芳姐出事后，我有点怕见到胡阿姨。总之，那天我怀里揣着《怎么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我硬着头皮走进殷家的小院，出来开门的却是殷红。
 　　我怯懦了半天，说自己是来还书的。
 　　啊，一本书，还不还的。她笑着说，一边随手翻着《怎么办》。
 　　殷红那天没有穿草绿色的军装，而是穿着胡阿姨那套淡蓝色的工作服，显得特别熨贴。她告诉我殷玉田和胡阿姨都去沈阳了，回老家看看。我说：知道，早晚你们都能回沈阳老家。说到这儿，我们就好像突然无话可说了。过了一会，她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说我可以去当兵。又过了一会，她说：这些年，有些事对不起你们。我知道她是指海芳姐的事，但我什么都没说。直到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你不会忘了作者的名字吧？
 　　我说：当然不会忘，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说过一句最有名的话，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她说：美是生活，他说美是生活，你说有意思不？
 　　…………
 

 10

 
  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
  　　　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去南方
  　　　…………
  　　　续拟艾略特《荒原》第一节
 
 　　殷红的话像是个预言，1972年冬天，我要去南方当兵了。
 　　当兵前还发生过一件事，大红马跑了。
 　　那是一匹很老很老的马，也是我们生产队唯一的辕马。它红马非马，就像一面赤旗，每年从春到秋，在村里村外、山头洼地上飘展。冬天也闲不着，要外出到内蒙和河北送煤拉脚。而到了年根儿，腊月正月，谁家嫁姑娘娶媳妇，也要用大红马套车接送。男男女女坐在车上，有大红马衬着，不仅添了精神，也显得格外喜庆。这就是我们的大红马，它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铁蹄铮铮，为生产队和全村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大红马突然病了，其实也不是病，而是吃了钢丝。我们村北边的山梁上有个国营煤矿，好几座矿井，因此随手就能捡到锯条、钢丝之类的东西，大红马就是吃了混在干草里的钢丝而面临厄运的。
 　　全村人都为这样的结果深感震惊，队长谭国相对大伙儿宣布的时候，那神情就像莎士比亚《奥赛罗》里的一句话：“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报告一个无比悲痛的故事”。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队里后来决定要杀马。这种不仁不义的决定让许多老年人泪流满面，包括谭国相自己，也是甩了好几把眼泪才把话说出口的。没办法，生产队实在太穷了，杀了马，至少还能让大人孩子吃上顿饺子。那是个初冬的下午，雪花镶在我们村东倒西歪的炊烟上，队里通知晚上夜战，凡参加的除了记工分，还能喝上马肉汤。
 　　当时我们刚毕业，也算生产队的社员了，就跟着都去参加夜战。主要任务是铡草，几个半大小子，半大姑娘，轮班铡，因为干草的气味呛人，讲究的还要戴上口罩。但殷红、殷玉田没有来，海芳姐也没有来，这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们干到后半夜，饥肠辘辘，腰都累得直不起来的时候，老会计才讪讪地过来说，都回家吧，大红马跑了。
 　　至于大红马是怎么跑的，第二天、第三天，以至很久之后，都没人能说清，也没有人想说清。仿佛马没杀成，正合了人们的意，或者说，人们的内心却反而尘埃落定，复归宁静了。
 　　但在我心里，那件事直到现在，仍有点儿不堪回首的味道。尤其让我感到心碎的是，当我可耻地为喝马肉汤而去铡草的时候，那个被队长派去操刀杀马的人竟然是我本家的树瑟哥。
 　　树瑟哥长得又瘦又小，好像是个天生的牧羊人。从我知道有这个哥哥的时候起，他就给生产队放羊，直到海芳姐出事。海芳姐出事后也要放羊，树瑟哥二话没说，就把牧羊鞭交给了海芳姐，虽然他为此大病了一场。后来，正好西队缺个羊倌，就过来跟我们南队商量，让树瑟哥去给他们放羊，他才重新焕发了活力。
 　　瑟哥兄弟三人，从小没妈，他们的父亲我叫三大爷，是土改前从山东过来的，因和我家同姓，就认了连宗。三大爷一口山东话，三天两头就到我家来坐坐，说起三个儿子都是光棍，就骂咧咧的。他家的老大、老二也常来，赶上活就帮一把，赶上饭就吃一碗。只有树瑟哥，记忆中很少到我家来过。
 　　瑟哥活得很有尊严，逢年过节，到各家拜访极有规矩，但要留吃饭，却留不住，他宁可回家吃野菜糠饼。而如果谁去他家，树瑟哥则会立即把正吃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再出来开门。这情景许多年后，让我在看到那幅俄罗斯名画《贵族的早餐》时几乎要流下眼泪：一个家境败落的贵族少年，听见小狗叫，知有客人来，正慌张地用书本去遮盖他吃了一半的黑面包。
 　　树瑟哥是贵族少年吗？也许只有一点像，他会玩。我们平时不管唱歌还是游戏，树瑟哥都不言不语地跟着，老实得像一段木桩，安静得像一片树叶，但他有自己特殊的玩法，那就是捉鱼和捕鸟。夏天去河边放羊，晚上他能带回一饭盒泥鳅；秋天山肥，他能用自制的土火枪打下几只俗称“傻半斤”的鸟。而所有这些猎物，树瑟哥都乐意与人分享。
 　　树瑟哥最怕的是冬天。他就像一篇英国童话中的“小汉斯”，春天来了，朋友也就来了，而到了冬天，朋友却不见了。辽西的冬天下雪冷，不下雪更冷，这时节的树瑟哥吃没吃的，传没穿的，白天放羊，晚上就躲在家里的小黑屋里，有时也让羊在小黑屋里，羊是他在冬天别无选择的朋友。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生产队决定要杀马的那天傍晚，队长谭国相找到了树瑟哥。冬天的树瑟哥最像树瑟哥，他就如同一棵枝叶飘零的小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
 

 11

 
  难道不是你，歌声般从我记忆中走过？
  　　　　勃洛克
 
 　　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谭国相找到树瑟哥，说要杀马，并承诺操刀的人多得一份马肉，树瑟哥一开始像小树似的颤抖摇头，最后终于嘘了口气说行。实际上队里预定操刀的是两个人，树瑟哥和村里的哑巴。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哑巴没有来，或来了又让他妈喊走了。队长说你自己干吧，哑巴那份马肉也给你。这样树瑟哥的想象中就多出了两份马肉，后来的结果证明，与其说那是两份马肉，不如说那是两份不幸。不幸的是树瑟哥在饥寒交迫中被迫拿起了屠刀，更不幸的是他竟没有完成这场按部就班的屠宰。当尖刀被他怯生生地插进马脖子的瞬间，大红马忽然满怀悲愤，仰天长啸，狼奔豕突，奋然挣脱了绳索，然后像像燕子李三那样特立独行，飞檐走壁，骤然消失在夜色中。
 　　大红马在山上重新出现的那天，我正好去公社医院参加征兵体检，体检完了往家走，却在路上碰见了殷红。殷红骑着自行车，好像是去公社粮库领粮回来。那时的“下放户”都是这样，家虽在农村，吃的还是国库粮。殷红看见我就下了车，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是来参加征兵体检的。她下车的样子很好看。
 　　她脸上露出红扑扑的惊喜：看，让我说着了吧，你就是当兵的料。
 　　我说还不一定呢。她说：听说这次征兵是去武汉，那可是南方啊。哎，等你探家时送我一套军装行吗？三号半的就行。我说那没问题，就怕到时候你们都回沈阳了。她说：别瞎说，回啥回呀，现在正辟谣呢，还没下来那个政策。
 　　我让她骑上车先走，她说走啥呀，这么沉，我都骑不动，要不你帮我推着吧，一块走。我只好接过自行车，和她并排走。那条西河套的沙路，确实也没法骑自行车。
 　　　哎，你知道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就说大红马这件事，还贫下中农呢，多让人恶心啊。那些想吃马肉的人，简直就是无耻！
 　　　“无耻”，这个词由殷红说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批判力，真想扔下自行车逃走。我自己不就属于这种无耻的人吗？无耻啊无耻，这简直是整个村子的无耻，整个农民的无耻!我心慌意乱地走着，不看殷红，只是想着她家钢琴的样子，书架的样子，还有胡阿姨教我们唱歌的样子“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
 　　殷红看我半天不说话，也不再说话。快接近那两座小山的时候，她突然喊道：你看，那不是大红马吗？不是封山，是敖包山，看山顶上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影影绰绰地，有个马头在山顶上晃动，红鬃毛，白脑门都依稀可见。我全身惊秫，而殷红干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12

 
 　　　　　所罗门说了三千句箴言，
   　　　唱了一千零五首歌谣。
  　　　《旧约*列王纪上》
 
  Y牧师说，圣经有言：“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Y牧师是我的大学同学，在美国传道多年，我有篇散文《美国的桃花》就是为他而写的。我们的联系主要在网上。有一次我提到七十年代唱过的苏联歌曲，他却谈起了所罗门。Y牧师说所罗门在位期间，平均每说三句箴言，就唱一首歌谣，最后他的箴言说尽了，又一口气唱了五首歌谣。
  在某种意义上，Y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也并非毫无关系，我想。
  杀马事件之后，树瑟哥在村里的尊严受到了空前的挑战。那些反对杀马的人说他不义，而赞成杀马的人又说他无能。不过后来有人猜测，大红马也许是树瑟哥故意放走的，他在把刀插进马的胸膛的同时，也割断了捆住马腿上的绳子。这个说法很像一个及时的拯救，却又似乎不太可信，因为当时在场的不仅有树瑟哥，还有队长和老会计。
  没有人再找过大红马，甚至也没有人再提起它，而关于它在敖包山上惊鸿一瞥的出现，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传闻。有人说大红马本来就是蒙古马，所以它出现在敖包山而不是封山。还有人说胡马依北风，这是有数的，大红马从敖包山下来就奔向北边的草原了。
  而树瑟哥的处境却从此每况愈下，人们对他主要是轻蔑，此外还有疏远。在那个大冷的冬天，树瑟哥除了每天放羊，似乎还只剩下了一件事，那就是听电线杆。
  听电线杆是我们小时候的特殊乐趣，不管上学还是放学，把耳朵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听里面传出的嗡嗡声，就好像能听出人家在电话里说什么话似的，而且你可以尽情去猜，是男人给女人打电话，还是县里给公社打电话；是煤矿给学校打电话，还是地方给部队打电话，其中说不定有很大的机密，也或许有不大不小的私密、亲密，都在你的玉思琼想中变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尤其对于树瑟哥这种整天与羊共舞的乡村少年来说，一个人在野地里听电线杆，不仅是消遣，也几乎是他们所能制造的唯一风景。
  1972年冬天，辽西大地雪落丘陵，当我已穿上军装，打好背包，准备到遥远的南方去保家卫国的时候，树瑟哥却在故乡的田野上每天制造着这样的风景。他一边听电线杆，一边唱歌。树瑟哥本来不会唱歌，但他在那个冬天却大声地唱了又唱。而且不像海芳姐，他的音调竟然很准。只是棉衣太旧了，胳膊肘上都露着棉花。母亲看着我穿上军装后换下的棉衣，眼圈红了说，等你明天走了，这棉衣我去送给树瑟吧。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公社门前。我提着背包站在车上，向送我来的哥哥姐姐们告别。我看到了殷红和殷玉田，都扎着围脖朝我招手，殷红的围脖是深红的，她身边站着那个白活《列宁在1918》的大连知青，围脖是银灰色的，他们优雅地站在一起的样子显示了特殊的文化气息。我寻找海芳姐和树瑟哥，虽然明知道他们不会来。接兵班长向司机挥手示意出发，然后车就开动了，路上纯白的积雪被汽车碾压成残雪，继而变成泥泞，宽大的车辙是黑色的，笔直地向后伸远。
  这时我忽然领悟了一种美，就像殷红告诉我的“美是生活”的那种美。
  是的，美是生活，这句话本身就是美的，甚至，说出这句话的那个俄罗斯作家的名字也是美的。你看，这绿湛湛的汽车，热腾腾的积雪，黑黝黝的泥泞，还有耳朵冻得通红的我们，全神贯注的司机，合起来不就是车尔（耳）尼（泥）雪夫斯基（司机）吗？也许世界上就有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天气，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气。它会发生在从十冬腊月到四月阳春的任何日子里，只要有离别，就有这种天气。姐夫探家归队的时候就是这种天气，那次我们送马老师走也是这种天气。这种天气就像生活，至少像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
 

 13

 
 如果我知道一首非洲的歌，
  　　　非洲知道我的歌吗？
   　　　电影《走出非洲》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在外面当兵、上大学、参加工作，很少能回一趟老家。偶然回去，也是为了给父母上坟扫墓，匆匆来去，大都在清明节前的四月份。可以说在我对故乡的记忆里，四月成群。
  今年春节过后，当年中学宣传队的同学倡议要搞一次毕业四十年重返母校活动，时间也定在四月，并说同行的还有几位沈阳“下放户”的同学，我虽从未参加过宣传队，但考虑反正清明节快到了，也就搂草打兔子，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还乡之旅。
  对这些同学们来说，回到辽西那个当年的公社如今的小镇，真如同回到了“沙家浜”，几乎所有演过那出戏的同学都到了，演郭建光的靳红卫，演刁德一的王守信，演沙奶奶的何焕芝，演胡传魁的张彦民，甚至演刁小三的吕宁和演那个被抢走包袱村妇的孙英丽，都坐在车上，就差演阿庆嫂的殷红没来。有人问殷红为什么没来，不知谁回答说早出国了，在美国，你想找都找不到。还有人知道殷玉田的情况，说他一般化，从企业下岗干了个体，生活比较艰难。
  到了镇上的中学，校园看上去比过去整洁多了，而且还新盖了教学楼，但校长和老师都是年轻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大家开始拍照片，还在校门口拍了几张合影，有一张是当年宣传队那种造型的，摆出斗志昂扬、奋勇前进的样子。然后就纷纷上车，说在县里当局长的一位同学都安排好了，到县城吃饭，当地许多同学都能参加。我说那你们去吧，毕竟这里是我的老家，我想一个人走走。
  顺着西河套走回养育我的小山村，我感到这春天的风好像比当年变得轻柔了，温润了，不再是旋风朵朵，长风阵阵，但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如同沙路还是当年的沙路。
  风是携带着记忆的。一阵阵的风，就像是一瓶瓶名贵的葡萄酒，标着不同的年份和产地。只是风不会静静地摆在那里等你品尝，它们是游荡的，满世界游荡。当你走在路上，或在夏天打开窗子，或在冬天抬头看雪，不期而遇地，你就会闻到一阵很特别的风，携带着一段很特别的记忆，而那记忆就恰好属于你。
  而现在是正当春天，我闻到的风青涩而不乏性感，它来自故乡的丘陵和大洼，年份却属于七十年代初。是的，这风来自我生命中的七十年代，特别是那熟悉的野菜味道，让我的记忆闻风而动，就如同“闻颦鼓而思良将”那样，一下子又想起了那个年代的歌曲和往事。
  我参军后没几个月，也就是1973年的春天，姐姐来信说树瑟哥死了，在春节前。具体怎么死的没有细说，只说树瑟哥那天晚上唱了大半宿的歌，一个人在他的小黑屋里，全村人都能听见他唱。他唱了好多苏联歌曲，也唱了不少中国歌曲，姐姐说有几句她听得特别清晰，那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若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树瑟哥第二天早晨就断气了，陪伴他的只有冬天圈在黑屋里的那群羊。
  我参军一年之后，也就是1974年的春天，我收到殷红的来信，说他们家已经搬回了沈阳。临走那天全村老少都出来送，让他们全家非常感动。
 
 如果我知道一首非洲的歌，一首关于非洲新月普照下的长颈鹿的歌，一首关于田中的犁，和满脸汗水的摘
 　　咖啡的人的歌，非洲知道我的歌吗？平原上的微风会不会因我对它生动多彩的描绘而颤抖？或者孩子们将以我
 　　的名字来做一个游戏？或者满月会在石子小路洒下像我一样的影子？或者恩贡山上的鹰会来找我？
 
  这是电影《走出非洲》的里的歌词，我不知道是小说的原作者写的，还是电影的制作者加的，但歌词的确很美，走在回乡的村路上，它笼罩了我整个的心境。
  如果我知道一首苏联的歌, 苏联会知道我的歌吗？
  如果我知道一首故乡的歌，故乡会知道我的歌吗？
  又走到了那两座小山脚下，抬头望去，它们还是像当年那样青葱而神秘，但当年的歌声还在吗？那些歌声，就像当年的许多精神和思想，早已有的娶妻，有的嫁人，有的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记得当年在这条沙路上，有谁曾喊过我苏联人。真有意思，想到苏联早已解体，仿佛那个称谓也随之解体了一样，如同一堆精致的碎片，星光灿烂地同时指向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坦人等等，在我的记忆中发出微暗的、可疑的光芒。
  快到老家的小村了，在村口的山梁上，我坐下来歇息。路边的荒地上长着荠荠菜和小叶芹，都是小时候最爱吃的。还有几丛野花，那淡黄的，应该叫野菊花，浅蓝的，可能是勿忘草，四月的春风吹过，让我刹那间想通了艾略特的诗意：“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艾略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荒地上长着丁香，所以四月看上去才是残忍的。如果像我家乡现在这样，荒地上不长丁香，只长野花和野菜，那就谈不上残忍了。
  但家乡的荒地上毕竟曾经长过丁香，就是那些从城里来的男孩女孩们，她们或叫殷红或叫姹紫或叫别的什么。而如今一切都复归了秩序，丁香们义无返顾地去了远方，老实的野菜和本分的野花则留在荒地上。
  想起我当兵复员的时候，为了殷红特意换了一套小三号的军装带回家，但却再也没有机会送给她。而且即使有机会，她还会需要这身军装吗？是哪个诗人说过，当我们回头，青春早已并非原有的色调，而且看上去毫不真实。
 
 　　　　如果我知道一首苏联的歌，一首关于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的歌，一首关于辽西、乡村、野菜，以及海芳
 　　姐的喀秋莎的歌，苏联知道我的歌吗？树瑟哥的山楂树会不会因我对它们的生动描绘而颤抖？或者三套车将以米
 　　国林的名字跑过冰河？或者田野上的白桦会洒下殷红的影子？或者高尔基的“海燕”会来找我？
 
  我摘下几朵野菊花和勿忘草，细心地放进我的挎包，挎包里有杜曼尼斯那本英文诗集，还有我准备送给姐姐和海芳姐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