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由于多次传阅而变得书页翻卷，这样的书如今是很难见到了，但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书都是这样的面貌。对此英文有个形象的说法：dog-eared, 直译过来就是“耷拉着狗耳朵”。一本书既然能“耷拉着狗耳朵”，那么这本书也就很像一只狗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书基本上都是这样脏兮兮的可亲可爱的耷耳狗。原因很简单，一是当时的书太少了，二是不允许公开阅读，只能偷偷摸摸地借着传阅，这样传来传去，书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耷耳狗，或可称之为书狗，大书是大书狗，小书是小书狗，都耷着耳朵，像牧羊犬，也像丧家犬——它们大部分来自图书馆，却又无法回到图书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确实属于无家可归的一群，只能在我们手上到处流浪。
    但有一些书不是这样的，那就是画册。画册都是铜版纸，纸质坚挺，不易折卷，而且有画册的人，往往都是藏家，轻易也不会把书借给谁，所以画册的面貌就总是高大精美，清洁华丽，一般不会变成耷耳狗，如果非要说是狗，那也是出身高贵的名犬，耳朵总是优雅地竖着。
    我的老师冯之异，就有这样一本画册。
    在我们辽西老家那个偏远的黑城子中学，冯之异老师就像他的名字所昭示的，属于异类。比如他二十七八岁了，还是单身，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作为男老师，走路却是袅袅婷婷的样子；他讲课时常常会笑，并且总是用教科书掩面而笑；他是教语文的，却喜欢画，尤其喜欢那些很少见的外国油画。
    列维坦的《三月》，就是我在他的画册里看到并终生难忘的一幅油画。
    冯之异老师是大学毕业从省城沈阳分配到我们农村的，那还是文革前，听说他来报到之后哭了好几个星期。但冯老师很有才，上大学时就在报上发表过作品，而且课也讲得好，对此我们有切身体会，都特别爱上他的语文课。后来冯老师很欣赏我，他经常拿我和张晓红的作文当范文给大家念，有时还顺带着夸我的字写得带劲。他的声音我现在也清晰记得，柔柔细细，如同沈阳的小雨隔着几百里斜斜地飞过来，落在我们辽西的山洼里，散发着带有城市味的泥土气息。
    那年春天，学校决定要办一张油印小报，由语文组负责，具体由冯之异老师负责，同时还让他选两个学生做编辑兼钢板刻写员。冯老师当即拍板，选中了一班的张晓红，又略一沉吟，选中了二班的我。
    背后有同学跟我说，其实冯老师最欣赏的是张晓红，人家是沈阳下放户子女，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戴着黑边的小眼镜，脸上还有几颗恰到好处的青春痘，是那种最有气质的城里女孩。而你不过是个配搭，因为你是男生，学习较好，老实听话，又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选了你，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
    我不管这些，编辑兼刻写员，这荣誉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它的光芒几乎把我整个中学时代都照亮了。而且还有个好处，办小报可以适当逃避一些劳动。那时候的中学生上课少，劳动多，每当听说要去学工学农了，我和张晓红就会不约而同地去敲冯老师办公室的门，问是不是有什么稿要编，或者要刻。
    就在冯老师的办公室，好逸恶劳的我们看到了那幅举世闻名的杰作。
   
     2.       
    《三月》是列维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给人最难忘的印象就是春天的美，大地的美，劳动的美。你看，虽然那厚厚的白雪仍覆盖着山间洼地，天空却已变得瓦蓝瓦蓝的，是早春那种让人心颤的绿阳天。白桦树——多美的白桦树啊，被几片去年的金黄色叶子缀着，显示出生命记忆的坚强。白嘴鸦已绕树三匝后飞去，土地开始大面积解冻，近处木屋上的积雪正沐浴着七米阳光，盘算着即将融化的时间和方式。还有那匹站在画面中心的小红马，它简直就像一面旗帜，不，它更像一个安详的梦境，一副“倚银屏，春宽梦窄”的样子。在小红马的梦境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劳动和耕作的渴望，表征着大地从冬冥中醒来的明亮与欢快。
    是谁说过，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这种美就叫《三月》，就叫列维坦。
    许多年后，包括此时此刻，回想在七十年代那个特殊岁月最初看到这幅油画的情景，我依然激动难抑。特别是那匹小红马，它是那样的踏实安稳，又是那样的奇美灵幻。它不仅让整个画面、整个风景活了起来，也让我的整个心、整个人活了起来。记忆看见我手捧冯老师的画册，就像捧着一座无以言表的圣殿。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张晓红也呆呆地坐在那里。冯老师问，你们在想什么？我们也不说话。冯老师把画册轻轻拿走，掩面而笑说，这是俄罗斯风景画，你们看就看了，不足为外人道也。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对画册充满了敬意，并彻底记住了列维坦的名字。中学毕业我到南方当兵，后来又当教师、上大学，上大学之后还是当教师，但不论何时何地，《三月》都让我保持着对生活的初春的感觉。在大学读外语系的时候，有一次学到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雪夜驻马林边》（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老师要求我们写读后感，那次我发挥得特别出色。比如这句：“马儿摇着身上的串铃，似问我这地方该不该停”（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我就想象这匹马应该是小红马，在所有的马中，小红马最有灵性，和美国的小红马一样，那匹俄罗斯三月的小红马也正在摇响串铃，它驾着挽具，望着木屋，是在纳罕为什么要停在那里吧？很显然，小红马的主人就在木屋里，可主人在木屋里干什么呢？是在准备出门，还是刚回到家里？是在拜访亲戚，还是与姑娘调情？他可能正守着轻沸的茶炊，卷起一支莫合烟，和谁商量着开春后黑麦的播种，抑或，是在商量着什么计划和行动，酝酿着一场初春的革命……而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小红马的神态让人猜测和联想。小红马表达了对劳动的渴望，也象征着对改变世界的期冀，它就像一把英勇的、紫铜色的小号，响亮地传达着大地回春、万物新生的情绪。
   
     3.       
    实际上，许多人都看过冯老师那本画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1976年，我从南方当兵复员回乡，也到母校中学去当了两年教师，民办的。当时冯老师已经调走了，很多老师都调走了，语文组只剩个夏老师，像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
    有一次，我和夏老师聊起了冯老师。夏老师说冯老师有许多怪癖，但最严重的不是走路的样子，不是掩面而笑，而是他特别喜欢白色，特别不喜欢红色。他所有的衬衣都是白的，他的宿舍就像医院病房，床单是白的，被罩是白的，窗帘是白的，就连他花瓶里的花也总是白色的野菊花。这种情况，文革刚开始就被人揭发了，贴出大字报，说冯之异留恋白专道路，梦想白色复辟，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他害怕和仇视革命的红色，连批改作文都不用红墨水，而用蓝墨水，把作文改得像黑暗的旧社会。更有甚者，人人都要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红宝书”，他却用白手绢给包了起来，真是用心何其毒也，婶可忍叔不可忍！云云。
    夏老师说：你们是67年上中学的吧，在那之前，冯老师被群专过，挨过批斗。你们可能不了解。还有闫老师，都被归入“黑五类”。我问：闫老师怎么会呢？她是是教物理的，又是女老师。夏老师说：闫老师是因为人太傲气，另外她出身不好，是资本家的女儿。你不知道吧，冯老师和闫老师都是单身，全校老师中就他们俩单身，听说他们俩处过对象，但后来拉倒了。总不能一个“黑五类”再找一个“黑五类”吧？
    我恍惚听说过，夏老师也曾追求过闫老师，但被闫老师拒绝了。所以，夏老师那次显然不愿多谈闫老师，他继续说冯老师挨批斗的情景：当时红卫兵们把冯老师押上会场，全校师生都在，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不问别的，就让他坦白为什么喜欢白色。冯老师哼唧半天，最后终于讲出了理由，说在湖南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有陈毅元帅的亲笔题词：“杨开慧同志和白色一样纯洁”。这个理由莫名其妙，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当时陈毅元帅和所有的元帅都靠边站了，他的话代表不了什么真理。再说谁也没去过湖南，无法证实他的话。不过因为杨开慧，白色毕竟还是和革命沾上了一点关系。红卫兵们想起毛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想起杨开慧生前喜欢穿白色衣裙的样子，就都有点感动，觉得冯老师的理由固然荒谬可笑，却也多少有些可爱，就没给他宣布更多罪状，只是勒令他以后不许喜欢白色，要接受革命红色的洗礼。几个月之后，等到你们那届入学，学校就让冯老师重新上课了。
    那冯老师的习惯后来改了吗？我问。夏老师说：表面上改了。他宿舍的窗帘换成了绿格布的，红宝书不拿手绢包了，批作文也用红墨水了，而且你没发现吗？你们那届学生之中，凡是名字里带“红”的都和他比较接近，刘红卫，墨占红，还有那个戴眼镜的女生张晓红。当然他对你也不错，这我知道。你看过他那本画册吧？俄罗斯的，里面有一幅画小红马的，对，就是那本！他见了谁给谁看，故意的，就是想证明他也开始喜欢红色了。其实那匹小红马并不是真正的红色，而是深褐色，是俄罗斯土地的颜色，可能那个列维坦画了白白的积雪之后，又想让你看到积雪下面的土地，怎么办呢？他就又画了那匹小红马。
    这真是振聋发聩，相隔不过三四年时间，我在母校中学的语文组再次被惊呆了。既因为冯老师，也因为夏老师。我想起张晓红，也想起我们办的那份油印小报——《黑中红雨》，莫非这些“红”字，连同列维坦的小红马，它们对于冯老师的意义，仅仅在于向别人证明他色彩观的转变吗？我有点幻灭，又有顿悟之感。还有夏老师，他竟然能对列维坦的画做出如此漫不经心而又深刻精辟的点评。都说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有才，可谁会想到他们是这样有才呢？
   
     4.       
    纯粹是出于一种怀旧，1997年冬天，当我在沈阳北三好街的鲁迅美术学院看到一大册的《俄罗斯风景画》（Russian Landscapes），立即爱不释手，不惜花了几百元把它买回家，堂皇地放在我书架的显眼处。这本画册要比冯老师当年那本厚多了，里面收入著名画作近400幅，而其中列维坦的就有85幅，占全部画作的1/5还多。其他入选作品较多的画家还有希施金，55幅；萨符拉索夫，37幅。萨符拉索夫是列维坦的老师，他被选入的作品量虽不及其弟子的一半，但这本画册的封面还是能让他感到欣慰，因为那正是他的代表作——《白嘴鸦飞来了》。
 《白嘴鸦飞来了》和《三月》一样，都是对春天即将来到俄罗斯大地的弥赛亚式的预言。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欣赏《三月》。列维坦笔下的春天，就像乡村孩子的目光，不仅是温暖的，也是清澈的。在他的《春潮》《春汛》《五月新绿》和《春日艳阳天》中，似乎都有这样一个三月的孩子，目光炯炯。《春汛》的英文是High water,意思是“涨高的水”，也可译作“春水”。这幅画如同一首诗，一曲轻快透明的音乐。初春季节，涓涓的春水涨满了低地，映照着蓝色的苍穹，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在这广袤宁静的春水中，细密的树影简直就像男孩眼中邻家少女的发丝。还有《春日艳阳天》，画面上是几所寂寂寥寥的木屋，但草地上几只欢跳的小鸡却啄起了一粒粒阳光的温暖，或者它们已听到了客人来访的脚步，就像杜甫《羌村》诗中所写：“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而那叩响柴扉的客人，说不定正是春天自己。
    当然我知道，列维坦的作品更多还是表现秋天的。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他的春景画，而不太亲近他的秋景图，除了那幅《索克尼基公园的秋日》。这幅画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特别是画中那个郁郁独行的黑衣女人，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三月的精魂，她在秋日的公园里踏着无边落叶，唱着怀念田野、乡村与春天的歌——
        我的歌让你情意绵绵，
        却又让你泪珠涟涟。
    这是列维坦18岁时听到的歌声。那是他生命中最艰辛痛苦的一段日子，在一个叫萨尔特克夫卡的外省小镇，不仅生活压抑，天气也异常沉闷。但整个夏天，几乎每个傍晚，衣衫褴褛、满身油彩的少年列维坦，都能听到一个女子在唱歌，歌词好像出自普希金的诗，就这样被那个无名女子反复唱着，被一文不名的列维坦听着。这个少年学徒赤着脚，歌声使他时而战栗，时而满怀惆怅。
    列维坦渴望看到那女子的眼睛，但直到夏天即将过去，在黄昏的小雨中，他们才有机会彼此惊鸿一瞥。一个撑着绸布雨伞，一个赤着脏兮兮的脚。列维坦在雨中跑回自己破烂不堪的小屋，躺在床上哭了很久。
    关于列维坦的生平，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著名散文《伊萨艾克.列维坦》（Isaak Levitan）应该是最权威的读本。这个以《金蔷薇》感动过全世界几代读者的散文大师，其卓越的文笔是无可挑剔的。他在追溯了上面那段感人的故事之后，淡淡地写道：“就在那个秋天，年轻的列维坦画出了他的《索克尼基公园的秋日》”。
   
     5.       
    这是列维坦第一幅表现金色秋天的风景画，也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出现人物的风景画。一个年轻的、身穿黑衣的女子沿着公园中的小路缓缓走着，旁边是一簇簇斑斓的落叶——这个不知名的女子，她的歌声从未让列维坦有一刻忘怀：For you my voice is gentle and languid（这是凯瑟琳.库克的英译，也可转译为：因为你，我的歌声甜美而又忧伤）。她独自走在秋日的树丛中，仿佛正是那孤单，赋予她一种忧郁和沉思的气质。
    这个不知名的女子，我从第一眼看到，就想起当年的闫月华老师。闫老师教我们物理课，记忆中她总是那样独自走着，从校门口穿过操场到上课的教室，从大礼堂绕过城墙到老师们住宿的小院，仿佛是一个不合群的、脱离了引力场的电子。闫老师是高傲的，记得有个学期，学校说要把物理课搬到公社的农机站去上，讲柴油机原理，但这个决定被闫老师无声地拒绝了。她每天和我们一起去农机站，却不讲课，甚至看都不看柴油机一眼。闫老师走路的时候也不讲话，总是默默的，而她与画中女子最相似的神态，是走路时会偶尔把手指弯起，拄一下腮。这神态曾引起许多女生的模仿，那拄腮独行，支颐漫步的样子，在当年显得多么文雅秀气而与众不同。当然，闫老师从不穿黑衣，她喜欢穿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显得熨帖而丰满，但在我此刻的回想中，她那“黑五类”的身份可能也相当于某种精神上的黑衣。可那是无形的黑衣，你看不出来，就像画中的女子，黑衣飘飘，如燃烧的火焰，如诞生的舞蹈，给人的感受不是绝望而是期冀，不是凄凉而是春天般的暖意。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列维坦是描绘忧伤风景的大师，他钟情于秋天，虽然他也画过美妙的春天风景，但是除了《三月》，这些春景画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秋天的韵味。这句话影响很广泛，几乎是一种定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体会却和他恰好相反。在我心目中，列维坦的风景始终是明亮的，比如《白桦林》《科莫湖》《杂草丛生的池塘》《阳光和煦的乡村》，以及《风平浪静的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上的清风》等，虽然画面的主题未必都是春天，但在丛林的边角上，或水面的光影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明亮的春意，淡淡几抹，风致毕现，恰如小提琴的颤音，美得让人心疼。即使在他最凝重的《深渊》和《弗拉基米尔路》的远景上，你也会找到一种特殊的、况味别传的春天感。这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娜塔莎，她身上那种别样的“春天感”，足以激励人们去投身改变生活的事业。
    这是审美趣味的问题，也是情感记忆的问题。因为我是在《三月》中认识的列维坦，所以在后来的感受中，就觉得他全部的画作都散发着《三月》的味道和光芒。惠特曼有一首诗：There Was a Child Went Forth，也许正好能说明我的心路——       
        　有个孩子每天走来走去
        　他最初看见什么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在当天，或当天的某个时刻，他会被赋有那东西，
        　或连续多年，或一个个年代与世纪。
    许多年前，在故乡的中学，我就是这样的孩子。甚至连我的老师，冯老师、闫老师、夏老师，也还都算是孩子——我现在的年龄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他们。他们对颜色有着那么犀利的敏感，他们对艺术有着那么奇异的理解，他们对生活有着那么安静的坚守，他们是高傲的，也是屈从的，因此他们的爱情都不了了之。闫老师在我们毕业之前被调走了，去县里的中学。然后是冯老师。夏老师说，冯老师是在闫老师调走后才宣布他打算结婚的消息的，对方是我们上届的女生，叫万红梅（不是张晓红，这让我有点意外）。冯老师和万红梅结婚不久，他的调令就下来了，也是去县里的中学。
            早春的紫丁香会变成孩子身上的馥郁，
            还有那青青绿草，那红的白的牵牛花，
            红的白的苜蓿，还有那菲比鸟的歌声，
            那三月的羊羔，或淡粉色的一窝小猪，
            以及黄的牛犊，红的马驹，还有欢乐的
            小鸡一家，叽喳在池塘边或谷仓空地，
            还有池中好奇的小鱼，以及那奇异的
            春水，还有水草，摇曳着它们优雅的扁头，
            所有的这一切，都已变成了这孩子的气息。
    老师们后来的情况如何，我觉得并不重要，总之是都老了，从人生的三月到了秋天，甚至到了冬季。但三月的春光毕竟照亮过他们，并变成了他们特有的气息，弥漫在我关于列维坦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