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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尔吉·原野  本站浏览:14442              发布时间:[2010-11-3]

掌心化雪

鲍尔吉·原野

                故乡

                一

  临近克什克腾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次行旅有些冒犯它。克什克腾——富饶之地,在元代是一座大城市应昌路的所在。今天我小心翼翼地接近它。这里从古到今都是蒙古人的土地,蒙古人的歌声一直渗透到土层下面,连天上的苍鹰听到鄂尔多斯的“祝酒歌”的调子后,也知道远方又来客人。这里不像沈阳,蒙古人曾经居住过 ——有盛京边墙与“法哈牛”等地名相证,后来退居大漠,如今蒙古人来到沈阳会因为问路等等不胜其烦。最主要的,是成吉思汗曾经来过克什克腾。作为蒙古人,我从未去过成吉思汗生活过的地方。今天在这里与老祖宗相遇,我不敢想象在这衰草飒飒的草场上,哪儿会是成吉思汗坐骑踏出的蹄痕。当他眯起细长的眼睛向关里遥望时,顺着他的鞭梢指处,可见铠胄映日,滚滚烟尘中有灌木一般的马刀……
  我的目光在车窗两边搜索,此行经由赤峰市松山区、翁牛特旗和林西县抵达克什克腾旗境内,途经两个农业县和一个牧业旗。当年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曾手指着地图问当地驻军长官,为什么在牧业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与克什克腾旗)的包围之内,楔入一个林西县?主人为之语塞。县制意味着汉人聚居区,此乃清政府为削弱蒙古王公进攻能力而采取的放垦移民政策而致。移民与喇嘛教,使满洲强大的北方邻居陷入手无缚鸡之力的境地。清政府以减免赋税的优惠条件,鼓励蒙古人将男丁送进庙里,不仅使他们生育力锐减,也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寺院的香烟缭绕之中。杨成武还问主人:为什么林西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从南边看不到北边?从东边看不到西边?杨将军称:这必是出于一种军事上的考虑,占据一方街口,却无法枪击对面的敌人,街心则御四方来敌,林西县乃军事要津,退可匿身漠北,进能据赤峰直逼北京门户。这里也是清将米振标与巴布扎布将军(谁也搞不清他是什么人封的将军,此公乃甘珠尔扎布之父,日谍川岛芳子的公爹)激战的地方。
  进入翁牛特旗境内,地形以丘陵为多。秋天了,一捆捆的麦子横卧在疲惫的土地上,形成很宽的收割带。高粱仍站在田野里,明朗而挺拔。路旁的农妇直起腰身,手拎着镰刀看我们的车。她面色黑红,在阳光下蹩着眉眼,看不出表情,亦不知其悲喜所在。这都是农业区,即汉人的所在,不管它的地名叫作什么,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的都是庄稼。庄稼呀庄稼,春天里像婴孩一样被农人娇惯过,夏季装点了山村的风景,秋后在最昂扬最饱满的时节,却倒伏于地。农人仍膜拜你们,用怀抱过,用手抚摸过,然后把你们像神一样堆积在场院上,这既是一连串生计的操演,也是对天地的祭祖之仪。
  庄稼连着庄稼从车窗掠过,我留心着草原的到来,那是一片没有庄稼的天地所在。在秋天里也许会显得荒凉的草原,会一下子跳入我的眼里吗?我不清楚哪里是农村与牧场的交割之处,我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但我始终没有看到这个边缘,也许是在车上分心了。退出克什克腾的路上,我也不知道哪里是草原的结束之处。在由经棚镇前往达里湖的路上,大家几乎同时发现了窗外是一片宽阔无际的、枯索的草原。人们缄默了,惊异于自己在不觉间步入了草原,或者说草原以不速之客的姿态闯到人们面前。
  人们首先感到委屈的,是眼前的草原竟没有绿浪翻滚。因为是秋天,这儿岑寂而肃穆,使人暗暗感受到草原在冬天里的峻烈。说草地一片金黄,稍嫌矫情,地面黄则黄矣,透着一些褐色。牧民已把高草用刈刀割下,作牲畜的过冬饲料。草原上留下一条条整齐的割痕。

                二

  来到草原,我感到苍穹之上有成吉思汗隐隐的注视。这是一种神的注视,我感觉他一直在看我!其实他看着每一个人。只有神才有这样的目力。就像上小学时,我们感到墙上的毛主席像如此专一地看着自己,即使走到左边右边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小学的课堂里不过五六十人。事实上,人数增至百千,也不致使毛主席像的目光有所分散。
  既然来到了草原,人们纷纷下车观瞻。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有人出于激动想大步奔跑,却犹豫着,因为不知往哪里跑,这里毫无遮拦,往哪儿跑呢?在草原上,人太微末了,只宜站着观望,以手捂住头上的帽子,防止被风吹走。
  克尔凯郭尔在日记里写过:“什么是反思,它实际是对两个问题而愁肠百结:我怎样进去?以及我怎样出来?”对一般人来说,他们注意的仅是目前身在何处,是草原是城市是官场或文坛(坛,很有一股会道门的意味),即进来了,以及出去。至于“怎样”是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的事,克氏将此称为“无思”。
  进入草原,人们都变得无思想了,只有情绪。在这里你很难苦思一件事,眼前景物流转,不如让感情随之起伏。

                三

  昨天我对同事说:妇人不仅在生产一个俊美的婴孩时会疼痛流血,生产一个丑儿也会疼痛流血。领袖或恶棍的出生,对母亲来说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质量与地位,可以相差许多,但父精母血的孕育却是相同的。这不公平吗?一个无论多平庸的人的诞生,对他的母亲来说都不是无意义的事。因为这是创造。创造从来不能用人世间的公平法则来衡量。
  在草原上生活,这一点看得尤其清楚。人在草原上只是大自然这条永恒的链条上的一环而已。天对他们来说,是头顶的覆盖物,也是雨水的降临者。土地承接雨水长满青草,牛羊因此繁衍不息,蒙古人依赖这些生存。在草原上无法夸大人的作用,人与牛羊草木一样,谦逊地居于生存者的地位上,天地雨水则属于创造者。草原上的人们极端尊崇母亲。在蒙古民歌中,对母亲的思念挚情,超过咏诵爱情。一般的民歌中,总是爱情内容居多。母亲是创造者。在牧人眼里,天地之后居于第三位的,不是君主,而是母亲。在草原这样一个游牧征战的大背景下,人无论贤愚,彼此的差别并不大,生生不息而已。这里没有城市形形色色的衡量尺度,都市人恰恰是局促于也悲喜于各种尺度之下。升迁与贬谪、认同与拒否。真品与伪劣、结婚与离散、夺冠与败北、获奖与退稿、反腐与倡廉。结党与背叛等等一律是各种不得已而制订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尺度下的产物。人们依赖这些尺度而活,每个人在各自的网里格里和线路上奔走。草原只有几种浑然的大尺度,天地为之一,父母为之一,牛羊为之一,如此而已。城里人来到草原,嘴里说“身心太轻松了”,实际心里还有无法放松的紧张,那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心理定势放松不了,同时又被眼前的懒散与寂寞所激怒。
  来到这里,便临近人们的精神边疆。
  对我来说,回到这里是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切都熟悉而陌生。克什克腾,我只来过一次,也同别人一样新奇于这里的山川草木,但同车的宝音却以一首《达那巴拉》唤醒了我所有的梦想。
  “榆树柏树,假如真的烂了根啊,哥哥
  剪子翅的八哥,要到哪里去唱歌……”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是我白沙漫漫的科尔沁故乡的歌曲,它能够极其自然地从这里的土地和泉水中冒出来,那么这也是我的故乡。
  “心上的人儿达那巴拉,今天动身去当兵,
  啊嗬咴咿,留下金香一个人,
  指望谁来过日子呀,哥哥!”
  曲调苍凉优美,它所传达的故乡的景物与气味,从我脑里飞速掠过,眼泪则可以浇灭乡愁之焰。
  我曾远离精神边疆,成吉思汗训示他的子孙“不可居于城市”,我在远离故乡的都市里浪游谋生,是为不肖。但谁也不会忘记故乡,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我已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了心里,于是不再惧怕流浪。
  诗人说:“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

                门大爷

  我家从水库边上的盟五七干校回到赤峰时,家——有小院的红砖平房——窗与门都交叉钉着劈柴板子。院里长草,一根草孤独地长到窗台那么高。
  那时在初夏。
  父亲打不开院子的锈锁,生气摇晃。门哗地倒了,我们踩着门进了院子。院子的栅栏是用巴掌宽的劈柴隔巴掌宽的距离埋在地里的,高约一米。劈柴是落叶松的外皮,一面红鳞,另一面白茬,像切开的萝卜那样好看。
  进了院儿,他们(爸、妈和姐姐)目睹衰微,似有悲楚。如果他们熟读六朝诗文,就应吟司马桓温诗: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但我爸没吟(他也不会吟),皱着眉说:“看看,咋整的?”母亲脸上浮着安详,毕竟回家了。我姐急着往屋里跑,鼻梁撞在劈柴上,顿时出血。后来她鼻梁高了。
  我很高兴见到这些草。我家院子里从来没长过草。田园将芜,亦是一道风景。我可以蹲在墙跟,瞅着这些草晒太阳了。
  全家下放时,一些什物送给了山东人车大爷,他是武术家与高级皮匠。另一些东西给了邻居老门头。老门头是转业军人,在粮食局看门,门姓。我爸把门窗钉上,是怕好事者进去偷东西,其实家里没东西。细软由我妈检点一包,带到干校。贼进屋后,难道把糊在墙上的《解放军报》揭去么?文革时,少有人室盗窃。人家进你这破屋反倒害怕呢。
  一连几日,我都拎那只蓝漆的小板凳在院里坐着。身后红砖墙由灰水泥勾缝,孔隙间会有蚂蚁钻出,张望一下前行。我揣测蚂蚁头朝下爬行,是否头晕,它们没血压,因而不晕。有了草,金龟子、白而胖的潮虫,都在我面前忙碌,我不打扰它们,因为在我来此之前,它们已盘桓一年。当然更早些时候,领土是我的。如果我对哪样生物不满,譬如一只黑色带白斑的甲虫,头上天线样触须分扬。我讨厌它,其体形比瓢虫大,比屎克郎小,不伦不类。但我不去上前踩死它,啐一口唾沫,它便仓皇。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螳螂。我尤心仪螳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天下众虫演艺。
  我的敌人不在这里,惟一的劲敌是老门家的公鸡。下放前,我与它鏖战不断,如现在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一样。仗打多了,就失去了原本的是非,打就是了。这鸡灰羽带白花,俗称“芦花”,美名给它全然糟践了。下午四点多,它常站在我与门家相隔的栅栏上等候,放下自己的母鸡不管,占领制高点,见其狡猾,很合孙子兵法。我放学进门后,它会张翅扑来,那种翅膀、爪子和尖喙的一并袭击,令我非常不快。一次,左耳垂竟被它弄豁。当然我也和这冲进怀里的宝贝搏斗,其结果是刘震云所说“一地鸡毛”。邻居为此也不快。
  我爸训斥“你为什么老和老门家公鸡打架?”
  我说“你问他家公鸡为什么老撕巴我?”
  我有枝竹竿,出入时捏着。那公鸡高踞栅栏不动声色。一次我内急奔厕所,未执竿,它果然又俯冲。
  这公鸡瞎了一只鸡眼,但它用不瞎的眼睛觑我。另一只眼其实没瞎,只是浅红粗糙的眼帘麻搭着吊不上去,重症肌无力之举。该鸡后来被老门头宰了,于他是下酒,于我乃解恨。
  老门头是可爱的人,正直暴躁,脸上有些浅麻子。他妻子是壮族人,这情形与歌星韦唯的家世仿佛。解放初期,由内蒙去广西剿匪的部队(仿佛是六十几军),许多战士都带回一位南国的女子。父亲被关押时,许多人如遇“虎烈拉”一样躲闪着我们,连亲戚也不例外,老门头不,常接济我们食物。送好吃的,黑灯半夜送入家里,然后潜出,这在文革已算胆大的了。老门头偏大张旗鼓,隔着栅栏锐声喊:
  “高娃!高娃!”这是我妈的名字,她循声跑出屋,老门头喊:
  “月饼!给孩子吃!”
  我妈几乎含着眼泪低声说“老门同志……”
  老门头瞪眼睛,带着酒气和厉声,“咋的?谁想咋的……”
  老门头施善,一在他心软,不忍见我家潦倒。二在他功高,他高兴时胸脯挂许多奖章,嘀啦当啷,谁也不能把他怎样。第三条原因可能在于,他觉得我爸也是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当过兵,因而是好人。至于我父亲为什么关起来,他搞不清楚,也不去想。他主要精力在喝酒。饮过,面如重枣。不一定什么时间就下班回家了,咯咯砸院门,锐声喊:
  “立果!立果!”一声比一声高。
  “立果”乃其二闺女。她如动作稍慢,他又喊:“你在家下蛋呢?”
  立果红头涨脸跑出,打开门闩,放乃父进来。立果哪里会下蛋,她只是做功课或忙家务而已。不论何时,老门头叫门只喊立果。老门头满面酒容,沿着红砖甬道,目不斜视进屋,土炕睡觉。
  我没见老门头笑过。他没什么文化,但戴一副黄框眼镜,是散光或其他我不清楚。他夫人在北山养貂。像南国妇女一样,她非常勤劳。她口音难懂,即时下极流行的粤语。老门头大女儿叫门立和,是我们中学的红卫兵首领。大儿子立平,温和寡言。然后是立果,据说现在深圳发展。小儿子叫瑞雪,不犯“立”字,长得漂亮。瑞雪在北京毕业后,在读博士或硕士。
  几年后,我们搬走了。
  今年春节,我妈说“在街里见你门大爷,佝偻不像样了,老伴搀着。说心脏不好,酒早就戒了。”
  门大爷当年决不佝偻,腰板笔直,下颏始终扬着。

                骑兵流韵

  我父亲是骑兵出身,但我对打仗没有任何兴趣。1978年,赤峰师范学校大礼堂,在几百名学生几近骚动的狂热情绪中,校长一字一顿地念一份文件,念一个词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军!又!攻克高平!谅山。”
  掌声四起,像大马车的胶皮轱辘在雨水坑里飞溅而过。我也许是谁一没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说,是忘记了鼓掌。当一支军队在外域作战时,远居内蒙小城的师范生为我军抑或是为高平而鼓掌?他们——我的同学们——把掌鼓过之后,早已忘记了。眼下他们大多是乡村中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养孩子兼养猪养羊,同时精通语法与课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断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1949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1947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鞍子上,三九天穿着夹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从视觉角度说,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步兵更好看(把好看这个词放在进攻的战事里,似轻佻,但还是比英勇或雄峻这些词更朴实一些)。骑兵在冲锋中显示威力。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他们高举着马刀,马刀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四十五度夹角。蒙古马在枪声中永远向前奔驰。战士也许有临阵逃脱的,但战马从来不会临阵脱逃。他们的主人把马蹬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当遇到敌人时,骑兵把马刀向左晃一下,然后右臂。那个刀下鬼可能连头带肩膀全被劈下了。马刀是不开刃的,倘开刃,会卷刃崩豁。人的骨骼毕竟也很坚硬。骑兵的冲锋与杀敌,靠一股气势和膂力。从首长的观点看,骑兵能冲垮敌方的阵脚,动摇其士气。从全局看,骑兵的意义在利用机动能力围点打援,或牵制对方兵力。而骑兵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在蔽日的尘烟中冲锋或倒下。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着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后,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里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掀翻于海上的双桅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上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子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总要触礁,卑鄙本身就是救生圈。因此,人们面对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接也更令人战颤。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冲锋之前无比静默。你可以想象,拂晓,开阔地尽头的胡杨林笼流一缕白霭,马队没有声息。骑兵们的表情几近麻木,眯着蒙古人细长的眼睛,颧骨黑红。人在拼死之前没有任何表情,蓄集精力,也是摈弃思维活动之后的精神状态。马,也不再低头啃凝霜的衰草,它们嚼一嚼嘴里的铁链,偶尔一抬蹄子,耳朵尖立始终等候着号音。这情景同成吉思汗时代并无不同。当成吉思汗的大军不远万里来到拒绝通商的花喇子模国时,两军对阵,草木肃杀,铁木真的头顶飘绕一阵白云,这云或许是从额尔古纳河追随而来。面对敌阵在阳光下闪耀的锋前,他细而长的眼睛若有所思,似更仁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战场上表情松弛,目光明亮柔顺。他说过: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
  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
  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
  要像乌鸦一样坚韧不拔。
  花喇子模的守军如铁桶一样箍成圆阵,神色漠然的蒙古马队像海青鹰一样冲过去,然后沿着圆阵包抄,接着是一支又一支马队射出,最终将圆阵撕裂。这是目前还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战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战法”,铁木真自称“海子阵”。
  而战马,正是战马把蒙元帝国的帷帐一直扯到中欧和南亚。战马没有时代感,它们也许觉得还生活在十三世纪。以为黑山阻击战与攻打俄罗斯大公国的区别不大。它们只是不懂炮火这种照耀夜空与震耳欲聋的东西。蒙古人的文学很喜欢铺排扬厉,宫廷与民间的仅是如此。在他们的诗篇中,不时地赞美马,赞美起来没完没了。譬如某某英雄的坐骑,蹄子如“西海里的宝莲花,东海里的金盏花。”毛色如“锦州买来的海青缎子,敏州买来的湖青缎子”云云。蒙古民间艺人可以一气说出几十种美妙的缎子,用来形容马的毛色。而卖缎子的地名,他们有时则瞎编,如敏州——一种大城市与布满珍玩的所在。在蒙古人口头传唱和印进书本的赞诵词中,艺术家尽情地歌颂着马(不仅仅是战马),不无夸张地形容马的表情、样子和每一个部位。作为文学手法,这种描写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透出了他们心底里的默祷:热爱马吧!马是蒙古人说不尽的话题。此外说不尽的话题还有草、女人和酒。我橱上有一尊蒙古国的瓷马,白色,温驯,备鞍鞯,昂首直立,并无奔腾之势。蒙古人看了之后,都赞美:“唉!这才像个马。”汉人涉及马的雕塑,多取悲鸿笔意,把水墨意味愚蠢地雕刻出来,马鬃像刺猬针一样直立。汉人艺术源流中的马,造型好的存乎汉墓画像砖的古朴与唐瓷的道劲之中,两者均俱龙势,与大唐大汉相衬。蒙古人眼中的马是静态的,安然于天地之间,灵慧而和蔼。与蒙古人一样,它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暴躁与拼挣。骑兵部队的战马,受伤卧下,一听到冲锋号便站立疾驰。对流血的主人,它会痛心疾首地围转,甚至悲鸣不已。这就是战马,而不关其毛色像锦州的什么缎子。
  在我父亲支离破碎的战争故事中,提到马,他总是肃然,像讲述一位领导的行状。骑兵心中最为不忍的事情,大约就是掩埋战马。他们不愿讲述这些细节。战争回忆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令人不快的在于讲述者无意流露的细节,会像弹片一样嵌在你脑海里,给人深刻的恐怖甚至怪诞感。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攻打沈阳时,行军间传令在苏家屯的公路上待命。一发炮弹(只一发,搞不清是哪一方射来的)落在他们的队伍里,当时我父亲拿着烟袋锅正想和身旁的班长(也是他远房的叔叔)对火。爆炸之后,我父亲目瞪口呆地发现他的叔叔班长消失了。硝烟散尽,队伍又开始进发,他回头看到头顶的电线上一段残手握着烟袋,上面挂着六个飘带的烟荷包。烟荷包是蒙古男人重要的装饰品和情爱信物。那时,在电线上抖来抖去的彩绸飘带就是牺牲者的全部了。讲述时,我父亲的眼神又装满17岁时的疑惑: “我叔叔怎么就一下子没了呢?”我本来就沉湎于这种疑惑与残酷之中,听到这样的反问,更加不安起来。我怎么能知道呢?答案本来很明显,他被炮弹消灭了。但我父亲痛苦的疑问是他叔叔的笑脸、幽默、嘴角叼着烟袋和怀抱步枪的悠闲样子一瞬间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难道能够按顺序消失吗?),而烟荷包却明明白白地飘着。
  我感到,历史在许多时候常常以魔术家的身份出现。当有人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时,光束印在银幕上的则是一只历史的巨手。这只手还可以在银幕上做出许多古怪的手势。而其他的人,无论队伍蜿蜒了多少公里,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当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只有演员留在上面。50年代末,我父亲被清洗出军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从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后,他仍和过去的战友们宴聚。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 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到六十年代末期,内蒙古骑兵师——从骑一师到骑五师的官兵全都面临灭顶之灾。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关押、肉刑和精神摧残。其它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区的骑兵团(四九四八部队,老十四团)是酷刑最惨烈之处。这个团的团长(或许是政委)被打得遍体鞭伤之后,洒上盐水,用胶布裹住全身。几天后,造反派把胶布连肉带血撕下来。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仿佛叫阿穆尔萨纳或其它。最后,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双眼被挖出。他的家人回到了牧区老家。这个团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许多人被打死、致残或遣送乡下。此团番号旅被取消。在这里,我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人做出这样的酷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只能说是某一些人,在当时是多数人,至于他们是北京军区派来的或是本团的人都不重要。现今他们都活着,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个被折磨死的团长原本也有一条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内人党叛国分子”的名单。他只供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发现那是他故乡的一只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贵也正在这里:不想让其他战友遭此酷刑。但他的战友也没因他的高贵而幸免于难。我父亲也没因脱离军界而未遭劫,他被吊打十五昼夜,直至精神错乱,全身多处骨折,时在1969年的昭乌达报社。有几位参与领导和实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没有兴趣录下。我父亲至今健在,当时的总编和蒙编部主任团不堪酷刑,自杀了。
  1984年,新华社电稿平静发出一条简讯:我军取消最后一个营级骑兵建制。我不想问我父亲对此有何感想。因为他不会戏剧化地产生什么感想。他已经离开了社会主流,而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无论他当年怯懦也罢,茫然与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稿。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里,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卡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个老骑兵说得清楚呢?

                小米真小

  早晨坐在北窗前,翻书、喝茶、看高远的秋空。忽然发现灰漆的窗台上散落一些小米,这必是被窗外的珍珠鸟踢腾出来的。
  小米真小,我仔细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它们的模样。在窗台上,三五十粒小米才占一点地方。拈些小米放在手心里观察,真是很可爱,像小鸡崽绒毛那种黄色,掌一动,它们几乎无重量地跑动着。
  小米的样子有点像中国的玉,温润和瑞,半透明,没有火气。我素来不爱吃小米饭,因为小时候吃得太多了。跟大米相比,我认为结论是不容置疑的,小米不好吃。因为常听到“延安的小米”云云,它便有了一些革命党人的气质,使我不敢腹诽。
  除去革命形势不论,北方干旱地带的农民只有吃小米。像我这样侥幸生在城里(虽然是小城)的人,吃过大米白面,才排斥小米。小米在农民口中,只有饱与不饱之分,没有味道好与不好之别。
  现在想,小米饭除了在嘴里不太滑溜,吾乡人称之为“柴”,也没什么不好的味道。其味也如玉的性质,得乎中庸。一种朴素气实际也是大家气,能养活亿万斯民的味道,不可能是卓尔不群的海参鲍鱼之味,大约就是像小米这样没什么味道的味道。
  从古文化遗址看,小米还是农耕文明中最早的产物,有“祖宗”一辈的地位。恕我唐突一句,小米历经商砵周鼎之后还是这么小?在吃物纷繁吃法百般的今天,也还这么小?它真是历沧海桑田了。这种悠远,使它定型于永久,不想改变也顺应万变了。
  古人将小米称为“粟”,好听,典雅威重,登堂入室不妨。“粱”在汉以前也指小米品种之一。现在植物学家和山地农民都称其为“谷子”,也好听。一种东西,以同一称谓流行官民之口,通行南北之间,是难事。除非它是极有来历之物,如谷子。玉米这玩意,东北叫包米,贵州叫包谷,翻译小说中矫情写为玉蜀黍。名出百端,是因为它出身浅。至于饼干、克力架乃至曲奇,出身更浅。子曰:必也正名乎。其实大象之物,无须正名,海在哪里都叫海。谷子也是这样,走到哪里一说:谷子。小米说的是脱壳的谷子,这名朴实得无法剥去华饰,也无法分割。小——米,就是它。
  得道了,小米。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
  小米的优良还在不酿酒,虽然古书上说它能酿酒。但现时无人酿纯小米酒。谷物正道是养人,旁门才酿酒。此事小米不为也。粮食里玉米个头最大,如兵卒,常被碾碎。其次高粱,美艳而粗厉,其豪气化杯中物。大米是城里娘们,阴柔绵软。麦子乃正房发妻,温良和顺。小米为王,不文不火,静观万物,以小制大,是中国的王。至于鸡鸭鱼肉、熊掌牛鞭,则是幕僚门客侠人暗娼,一顿而已矣,两三顿而已矣,转瞬荣华奄忽泔水缸内。它们哪里有小米的安详宁静。
  我的梦想中曾有园圃之愿,譬如种点菜和向日葵,现在修正,加几垅谷子。秋天,碾好的小米用簸箕飞泻装入白市布口袋,我像农人一样竖掌插入米中,像一把让它顺拳眼泻流,黄澄澄如细砂的小米摩挲着掌心流下,再抓一把,让它流。嘴里学农民的口吻说,啧!多实成。心里想,操,小米咋就这么小呢?这时,手与眼同时享受着一种比较开阔的喜悦,与天地关联起来。若是高兴,我可能扛半袋子小米,送给城里亲戚。

                仿佛就在昨天

  去年12月,我听到王志杰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吃惊,就好像听说一只矫健的豹、或者一辆披荆斩棘的拖拉机病了。病了,差不多谁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我听说志杰躺在北京医院的床上,话语不多,走路也需要别人搀扶的时候,心里就十分难过。
  志杰是这样一种人,你很难孤立地想起他。就是说,当说到“志杰”的时候,必然带着一些场景、一些欢乐、一些友情。你无法单独描述他的聪明、真率与洒脱。那么多跟志杰有关的故事包围着我们。我甚至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都感觉他正站在边上看,露出微笑,然后说出一句使人开怀的妙语。犹如走进红日公司在京东宾馆平房那个宽大的走廊里,墙上挂着19世纪欧洲的带玻璃罩的街灯,志杰左手咖啡,右手绿茶,魁梧地坐在“酒吧”一厢,纵谈辽沈战役中四野五纵的作战部署……
  志来像风,像直射而来的阳光,用他明朗直捷的生活态度感染着别人。他没有忧愁,又仿佛认定谁都不应该有忧愁,用幽默的推土机掩埋着自己和别人的阴郁。所以,跟他在一起,即使满怀心事,也会获得暂时的轻松。甚至问自己:当忧愁到来的时刻,不是也可以忘记忧愁吗?在生活中,我们命里注定要肩扛自己所有的困难,但是跟志杰在一起,至少会感到生活无论多么滞重,它都是可爱的、有趣的,比挣扎更有意义的是人的生机。当王志杰的真率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譬如置生意于脑后,醉心于军事史、车、与朋友倾谈的时刻,不由得想起陶行知说过的那句话:“千做万做要做真人。”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志杰早已穿行期间了。同时我们也会反躬自问:如果所有的人生乐趣都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挤跑了,这种劳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我听到朋友们对志杰在病床上的表现很惊讶。那时他沉病不起,却平静,也淡漠,但没有痛心疾首与惊惶失措,也没有乞盼奇迹到来的可怜。如同那些有尊严的动物,它们在临终前平静地走进密林深处,像老虎、大象和猎豹。这又是志杰的作风:当生命失去了龙腾虎跃的姿态,离开了创造与享受之后,不妨抛弃它,像抛弃一件身外之物。
  然而志杰以智者的洒脱从这个世界上翩然而去的时候,却把悲伤留给了我们。我在昨天早上接到路毅的电话之后,一整天中,无论做什么,脑子里都有声音在跟志杰对话,志杰也在不停地和我说话。后来,“黑豹”乐队那首歌在心底萦回:
  过去的往事回到眼前,
  我的脑海里都是你的笑……
  志杰太年轻了,只有36岁。这是我们悲伤的主要理由。虽然这一切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们在余下的生活中却需要志杰。他去世两日了,我还想向他描述一下窗外的晴空,麻雀在雪地啄食,还有我听到的一些新的笑话。我觉得生活中所有的美与幽默仍然有志杰的一份。
  我说过无法孤立地想到志杰,他的身影总是与朋友们重叠在一起。江滨的豪迈、华波的空灵、路毅的睿智、小钢的善良、建民的侠义、周成的勤恳,还有毛毛、米佳、文文。像电影一样,这么多亲切的脸庞浮现在友谊的海洋上,和王志杰的名字牵在一起。志杰,我们都爱你,我们也试图把悲伤从你母亲、妹妹和王文花那里分担出一些。我们相信你也在想念我们。像那首歌中唱的:
  你现在好吗?和谁在一起?
  离开了我们,会不会感到孤单?
  然而,这种询问对志杰仍然是不必要的。无论他去了哪里,都像风一样吹散阴郁,穿窗而过的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在他周围,会爆响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仿佛就在昨天。

                一粒米重如山

  一个人在童年所接受的观念,无论它来自谣曲、格言或俗语,会牢固地烙在心底,终生明晰。就是说,你在成年之后用理性的。分析的手段也无法驱逐这种观念。童年的心地是一片空旷的、满是蜂蜜的田野,即使一片羽毛飘下来,也会牢牢粘住。
  我长久不忘的一句话,来自童年,是母亲说的
  ——一粒米重如山。
  这话的本意是珍惜粮食,但它对我却没有止于这一层含义,如戒律、或更神秘的谶语。每粒米在我眼里非常神圣。我感到对粮食的轻狂会导致一场莫名的灾难。因此我吃饭不敢剩饭粒,脚踩地上的米粒则不自在。倘若在街上看到垃圾里有白花花的大米饭,便要触目惊心。这时,那句话不召自来。
  ——一粒米重如山。
  山可以把人压死,你怎么敢去亵慢?尽管我曾用各种道理试图解开这个可怕的来自米的威胁,但无效。每当心思在剩饭之间犹疑时,它在心里朗朗响起
  ——一粒米重如山。
  我摆脱不了它,只好顺从。如同拜物教的一种,也可以叫“恐米症”。
  恐惧是一种古老的情感,从人类早期开始,一直追随到今天。对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不妨去怕,反能心安。现代人的问题不是怕得太多,而是什么都不怕。在这种心态下受到伤害最多的是环境与资源。在本世纪,科学把中国人的心灵从鬼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同时又为生活提供了便捷与富足的可能,仿佛一个挥霍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什么都不怕”的境况下,环境日益恶化。譬如中国已经成为造成大气臭氧层破坏的有害气体排放国,譬如黄河断流、甘肃的月牙泉干涸、治理前的淮河甚至不能供养微生物,以成毒河。这样的例子太多,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而不管子孙后代有没有饭吃。
  佛教中有“不杀生”之说,这种庇护不仅包括了人也包括了野生动物。伊斯兰教在“斋月”期间、太阳彻底落山之前信徒不能进食。饥饿感导致怜悯心,一个从来不知道饥饿滋味的人永远也不会怜悯穷人,同时“斋月”也是对资源中最重要一种——食物的珍重,使人想念并爱粮食,像我一样不敢踩在粮食身上。而基督徒要在每餐之前背诵祈祷文。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选在吃饭之前,大有深意,实际是在赞美人类得以苟活到每一顿饭的理由是由于他们仍然据有资源,包括产生资源的环境。基督徒把这样的赞美献给上帝。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在成为人的食物之前,米是庄稼,是漫山遍野的精灵、是土地怀里的孩子。天神牧养的畜群、是生长绿色的种子、是陆地结的珍珠。我在电视里看到,当东北的灾民在屋顶被救到船上时,他们死死盯着在洪水里露出一点穗的高粱,泪水旋眶。那种神色,如与亲人执手诀别。对佛门中人来说,“不杀生”,甚至包括了不损害一草一木的含义,它们均有佛性,哪敢随意摧折。佛经中透露过这样的意思,草木虫蚁不仅有佛性,而且可与释迎牟尼平等,谁敢害它们?我的朋友。小说家郭雪波是我同乡。一次他说,咱们科尔沁人实际信萨满教,信奉多神。山里树上都是神,谁也不敢砍树。我一想,的确如此,故乡人不砍。不久前我在西康的贡嘎雪山脚下的一间客栈里和藏人聊天。他们信本波教,也是多神教。我问,树上有神吗?一个红脸膛的名字叫安波的藏人自豪地说,那当然。我说,谁也不砍树?他说,那当然。在风雪中,我一下子想起郭雪波说过的话,人那么聪明干嘛?哪如信萨满教,至少树们平安。郭和我一样,无比爱树。
  我在信萨满教之前,已经奉行“拜米教”。虽然有虚伪的时刻,譬如饭馊了,我指使媳妇倒掉, 勿使吾心不安。 假如是剩菜我则弃之并不手软,因为心里没有“一叶米重如山”这样的芥蒂。尽管饭菜在生物学上都叫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在经济学上叫资源。
  童年的观念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则盼望天下母亲在为孩子开蒙之时,把爱护环境与珍惜资源输入孩子的头脑,使其奉行终身,这实在比乱七八糟的知识、以及钢琴书法等末流小技更合人性。一位优秀的母亲会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小小的、又是常常见到的东西放在孩子的心上,让他毕生恭谨,譬如
  ——一粒米重如山。
  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母亲。

                古拉日松阿的歌声

  临近傍晚,我闻到由窗外传来的松脂的香气,那是劈柴经过燃烧之后才有的味道。刹那间,我站起身,仿佛会发生什么事情,要迎接一下。
  什么事情呢?
  黄昏把稠紫的暮色像抖床单一样铺在查干沐伦河南岸的村子,疾走的马儿背上跳散着鬃发,羊叫的焦急与牛吼的沉缓高低起伏。没有电,星星已经从罕山上空粒粒亮起,仿佛在上升;牧民家的煤油灯错落点燃,窗棂像一只只桔黄的灯笼。
  当空气里充满六月里露水的潮气,古拉日松阿的歌声就会响起——
  当年生活在母亲身旁
  绫罗绸缎做衣裳……
  唱到高音处,古拉日松阿沙哑的嗓音收束一线,悄然哑默。我的血也在流淌中停顿了,等待他下一句歌词出喉时,再迸然进发。他的样子亦恍然眼前,昂长的脖颈内凹为坑,由于吸气力尽所成;双眼微闭着,十分陶醉。
  我舅舅居日木图已端坐炕头。一会儿,腌酸黄瓜和煮烂的羊骨头就端上来了。他听着外面传来的歌声,眼里跳荡着半嘲弄半欣赏的笑意,说:
  “介!介……”
  意谓“听呵,听吧”,然后以食指和中指自锡酒壶的脖颈处掂起,揣度里面酒的份量。窗外鸡窝骤然惊鸣,那必是朝鲁用棍子在捣鬼。
  这时,我站在后院,在平缓淌过的河水中传来的跳鱼的落水声里,在微苦的柳树的气味里,观看向一边倾斜的高高的苇草背后的天幕,星星一粒接一粒地亮。随着夜色转浓,它们像要跳出来,又像有人钉上去的……而古拉日松阿的歌声还在苍凉地摇曳,如晚风里的篝火。
  一匹马儿做彩礼,
  女儿出嫁到远方……
  还是那首《努恩吉雅》,为东部蒙古人人熟知。去年,在北京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所在的那一桌蒙古族作家齐声唱起了这首歌,声势感人,甚至有一些悲壮。大厅里的人们纷纷瞩目,看这些并非来自一个地方的、有年近古稀或身为高官的蒙古人扯着嗓子柔情百端地唱《努恩吉雅》,单纯而天真。我猜当时会有人想,当一个蒙古人真好,不用教竟也会唱许多好听的歌曲。
  我在窗前等待着歌声。
  松脂的香气明亮地穿透了都市的喧杂,像一个鲜花般从远处跑来的孩子,让人想起所有相关的往事。人的记忆真是奇妙,在歌声、气味和阅读的不同层面,各自储藏着所有,而且永不消失。一个人可能记不住 a2+ 2ab+b2=(a+b)2,但歌声会让故乡在你心里猛然苏醒,如同对面走来一个黑红脸膛带着闪光和笑意的牧马人,他摇摇晃晃地、腕下悬着马鞭。孩子们在羊圈边上踢毽子,用马兰草编的像蝈蝈笼似的毽子,那条狗围着你转,尾尖哆哆嗦嗦,使腿发痒……记忆是住在不同房间的客人,等待着拜访各自的主人,不关知识,也不关明敏笨愚。
  古拉日松阿住在村东,他的邻居是兽医巴拉珠尔。每隔半个月,信和包裹会从班车上卸下,由一个黄眉毛的司机拎到兽医家的窗台上。古拉日松阿喜欢穿行于地栽种的一人高的扫帚梅之间,检阅这些稀稀拉拉的花。他老了,听人说话的时候,嘴唇抖着,像要补充什么。在油灯下,他右手端着酒盅,左手抚摸猫的脊背、狗的脑门、孩子的头发和女孩子的手,仰面尽酒,张嘴散出辣气,大欢喜。这么喝着摸着,他眉眼紧凑,甚至像要哭了一样。停顿一会儿,又唱了起来,脸面、怀里、手上都舒展开了,我们的心都飘在他的歌声上面,提着肝胆在回右转地流向远处……
  当松脂的香气飘进窗口时,我静待着歌声。歌声之后,我舅母喊牛的声音就会响起。她一手压着洋井,另一只手把已经饮饱的花母牛从石槽边推开。满达的母亲招呼牛犊的声音也会响起,遥遥地像喊自己的孩子。
  我几乎忘了自己置身于都市。就在刚才,有人用扬声器宣布:“订阅晚报,送报上门”;在歧山三校门前,一个老头蹲着,面前的罐头瓶里装满小树蛙,5 角钱一只,卖;另一个穿法兰西公鸡队队服的撑拐的孩子焦急地站在斑马线边上,鱼贯而过的汽车不给这个可怜的满脸是汗的瘸孩子让路;一间洗浴中心的门前站着短衣短裤的时尚女子。
  都市的黄昏在嘈杂中相互拥塞,烁烁点亮商家招牌的彩灯。我记忆中的情景几乎成为前生的旧事了。许许多多的场景、声音和气味在古拉日松阿的歌声中排成一队,等待与我想见,而我也忐忑地等待着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莹净的往日,这是因为我闻到了松脂的香气。
  牧区的傍晚,最亮的是灶间,松枝和沙棘被大把地塞进炉膛,毕剥尖叫,人脸镀金,茶在铁锅里哗哗滚响。家家的炊烟都有松脂的香气,混和着牛粪与河水的味道,如发酵的青草的气息。
  在窗口等不来古拉日松阿的歌声,我迷惑于松脂的香气从何而来。向外看——四单元的门前有木匠在干活,他光膀子刨一块板,干净的刨花如烫发女人头上的大卷滚滚而下,边上,有人把刨花扫进旧脸盆里点燃。
  烟雾在空气中扩散,遇窗而入时,竟引起旅人的乡愁。
  对黄昏中由燃烧而出的松脂味,我的确有些难以自持。乡愁是一声冷枪,在你最无提防的时候劈面飞来,让人站立不稳。乡愁是一捧水银,倘若不小心弄撒,就会无孔不入,渗你心房。我以为,故乡一直在遥远的内蒙古,隔着重重山水。谁知它竟藏在窗下,藏在邻居的木头里和刨花的微焰中。
  松脂的香气在沈阳的黄昏里散尽之前,我仍然等待着古拉日松阿的歌声,唱至高音处,收束无声,宜阖目倾听,接着是满达母亲的招呼牛犊的喊声……
  我慢慢等着,直至空气中闻不到理应与歌声结伴而来的烟雾里的松香。

                继母

  到胡四台的第四天,我爸说:“得看看你奶奶,咋也得去”。
  他的口气虽然像商量,但很坚决。
  塔娜因为感冒,头朝里躺在炕上,拿着一瓶风油精,听了这话,仿佛要笑出来。
  她要笑的理由我了解。我奶奶是我爸的继母。曾祖母住在赤峰的时候,多次讲述一个故事,大意是:这位继母过门之后,把鸦片拌入黄油红糖的秫米粥里,飨以我爸。那时他三岁,最喜美味。就在这节骨眼上,曾祖母看出事情蹊跷,夺过碗,叱令我父亲的继母吃下去。我的曾祖母能在风平浪静中发现饭里有事,只是她一生所历奇迹中的一种。在我儿时,听曾祖母用蒙古语讲过全套的《瓦岗寨》和《三国演义》曾祖母不识字,她年轻时听汉人说书,只一遍就能把几百万字的故事记下来,且转译蒙古语。书中人物相貌秉性、兵器屋舍乃至草水虫鱼,无不栩栩如生。当她平端尺多长的烟锅向前一戳,烟雾从唇齿浮漾之际,吐露故事可谓天花乱坠,而曾祖母则庄严如故,无论厮杀场面怎样血肉横飞,仍临危不乱,表示贵族身份的圆发髻高高挽在头顶,所谓“百会”之处。面对这麻秫米粥,我爸的继母没敢接, “扑通”跪下了。我爷爷也跟着跪下了。曾祖母把这碗粥顺窗户泼向当院,一条狗欢快飞舔,仆地,替我爸死去。
  我妈常在不同的情境下引用这个故事,使其产生奇妙的寓意。譬如我爸翻译书稿挣了钱的时候,酒醉以及拍案把筷子震挺高的时候,也包括他在小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窗前蜜蜂飞舞的时候。我感到我爸一次又一次从他继母的毒害中逃逸,他对我妈提起此事并无快意,倒不是怕死,仿佛别有感触。
  我爸三岁已成阔人,以眼睛特大、偷瓜、飞掠马背和擅骂人驰名于朝鲁吐一带。他常站在墙头上滔滔不绝地、用无法称之为文雅的骂人话把富人小姐弄得不敢出屋,出屋亦心跳耳热。乡亲们知道,当我爸爸的大眼睛乌溜溜转起来后,就有人(包括庙里的喇嘛)和瓜要倒霉了,与我大伯的温良恰成对照。曾祖母将我爸昨日之种种称为聪明,并让大伯放羊,我爸念书。
  他们跪了一宿,第二天被撵走。我爷爷彭热苏瓦早先是个当兵的。曾祖母独身抚养小哥俩。后来我爸也投军,远飙天涯,与其继母基本没有来往。而此时我爸这样说的时候,于我是意味着到供销社买礼品,于堂兄朝克巴特尔是套马车。
  路上,朝克巴特尔翻来覆去地说自己种的玉米长势好,甚至停下马车指点。在南沙梁子下面,朝克巴特尔的玉米地高出别人一头,墨绿叶子肥大,像欧洲球员与亚洲同事站在一起那样。马车轱辘在沙窝里磨蹭着,不时把大胆探头的浅粉色的牵牛花轧过去。在车厢里的花棉被上,陈虹和鲍尔金娜挺身坐着,腰身随车韵律一致地扭动,以手遮阳,像给玉米仪仗队敬礼。我外甥阿斯汗惊讶地盯着辕马的臀部,后者高傲掀尾,粪蛋滚滚而下。在我小时候,曾用包点心的红纸包一提溜马粪,放在辽河工程局墙外的大道上,等贪财的人来捡。等有人发现,见左右无人,弯腰捡那纸包时,我们从墙后探身爆笑,羞得那人疾走。
  我奶奶住在依咪姑姑的东屋,破旧而凉爽,窗台玻璃爬满豆角的桃形的叶子。她躺在炕上睡觉。实际说不上睡,而是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静寐,像在归途上等车。我们到来,依咪姑姑叫醒了她。她转过头,眼神是陌生的,宛如刚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即使对烟酒礼品也无眷恋之意。她身体非常柔软,九十多岁,已经坐不起来了。看得出,她年轻时姿色非同一般,即使现在目光仍锐利,皮肤白而细。炕梢放一叠新衣服,内衣和外衣。显见是奶奶一俟咽气,就随时穿的。
  “介……”(蒙古语,是,是的)。依咪姑姑的额头掐两行暗紫的血印,如扑克牌的方块,她笑着抚摸母亲的头发,意谓就是这样。
  我爸大睁眼睛看老太太,半晌没说话。
  依咪姑姑大声喊:“那顺德力格尔!那顺德力格尔依日介!契尼乎必希!”
  “那顺德力格尔”是家父的名字。依咪姑姑的反复喊声,企图唤起我奶奶对那个大眼睛男孩儿的回忆。后面的话是,他来了,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什么?什么?”老人目光茫然、徒劳地寻找什么。她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嫫嫫!”我爸低声叫,音有些抖,“嫫嫫……”
  在蒙古语中,“嫫嫫”即妈妈,作为动词,又指吃奶的动作。这是非常亲的、连着血肉的词。
  “嫫嫫”,我爸的口气越发轻了,像微风吹过花朵。他仿佛回到了童年,至少那种语调如此。
  没有办法了。我爸把钱放在她枕下,老太太接着静寐。临走时,他用可怜的目光看炕上这个身材已经很短小的老妇人,说:“文革的时候,她替你爷爷挨了好多的打,铁丝都勒进肉里了”。
  原来在我爸心里,继母经受的痛苦原本是应该由我爷爷经受的,虽然我爷爷已于抗战胜利之年就死去了。她的苦楚,不止勇敢而且是奉献了。
  “……胳膊被拧断了,把烧红的炉盖儿放在她头上。”我爸缓缓介绍他故乡的造反分子折磨他继母的情况。
  我们低头在架上的丝瓜间穿行,一行新栽的小葱透出像马兰那种银灰色的深绿。
  朝克巴特尔拿鞭子站在车旁,他用一种特殊的笑容看着我爸,就像早上塔娜发笑一样。
  夏季的峥嵘云阵里,余晖放射而出。我爸由于刺眼而皱着眉,向马车走去。阿斯汗在他身后问:“姥爷,你妈不认识你了,要是亲妈,她就认出来了。对不对姥爷?”
  阿斯汗边跑边追问着,我爸在朝克巴特尔的搀扶下费劲地爬上马车。我没看到他的表情。

  雪地篝火

  我想起以前在雪地燃起一堆篝火,离林子不远。
  那时节,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已经忘记了。燃篝火是在事情的开始,也许是结束之后或中间。但这与雪和火无关。
  天空郁郁地降雪。开始是小星雪,东西不定,像密探,像飞蛾,像悲凉的二胡曲过门前扬琴的细碎点拂。散雪试探落在河岸的鹅卵石上,落在荒地如弃尸般倒伏的金黄衰草的劲叶上。落在我脸上甚至凝不成一滴露水。
  我坐在杨树的树桩上,看天空的脸色越发阴沉。雪成片了,急急而降,像幕侧有梆子骤催。鹅毛雪应该是这样,使人看不出十米外的景物,邮票大的雪片一片追着一片,飞钻入地,像抢什么东西。不知一片雪由天而落需要多少时间。地面白了,因而不荒凉。树枝分叉的角度间也垛着雪。秋天翻过的耕地、如半尺高的白浪头。
  我到林里拣干柴禾,找一处开阔地拢火。我把皮袄脱下来当扫帚清理一块地,掏出兜里废纸引火。初,火胆小,不敢燃烧,经我煽动鼓吹,慢慢烧起来。干柴禾 “剥剥”响几声。火苗袅娜扭捏,似乎于雪天有什么不妥。火苗的腰身像印度人笛声下蛇一样妙曼低迴。我不断扔干柴,火像合唱队一样坦荡烧起来,庄严典雅。
  在篝火的上空,仿佛有一个拱形的金钟罩,把雪隔开了。急箭似的雪片仿佛落不到这座火宫殿上。我默默看着火,透过火的舞蹈竟看不到雪的身影了,如同透过雪的身影看不到树林的背景。
  想起一位法国人说的话,“火苗总是背对着我。”当你在野外观察篝火时,的确觉得火苗是背对着你。它们手拉手跳呼拉圈舞。最得意那束火苗扭着颈子。
  篝火不时坍下来,炭红的树枝挂一层薄灰。火堆边缘的泥土融化了,黑黑地如感动的面孔。土地也许认为春天来了,因而苏醒,用潮湿的眼睛看我。
  黑湿的土地和雪形成圆的边缘,彼此不进不退。我的篝火仍然不知深浅地高扬,它们也许幻想可以把雪止住吧。
  在火周围,雪片仍然肃穆降落,仿佛问题很严重了。虽然惹不起火,但该下还是要下。那些不幸跳入火里的雪片是惊是喜呢?但雪们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大地上竟有一堆火。
  那时我穿着白茬羊皮坎肩,腰扎草绳。坎肩里是志愿军式的绗竖线军棉袄。我坐在树桩上,用木棍扒拉着篝火,也许在想家,也许在揣测爱情,总之我现在已经忘了,那知青时候的事。
  火势弱了,火苗一跳一跳。雪片压下来,落在炭上遂成黑点,伴着微小的声音。我懒得再去弄柴禾。雪最后把灰烬覆盖,一切归于平静。
  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雪已掩没了大头鞋。抬眼,身后不冻的茫古林郭勒河在夹雪的两岸流成了黑色,它沉缓涌流,间或浮溢白雾,仍有广大的悲凉。
  许多年之后,在办公桌前填什么表时,面对“业绩、贡献”一栏,我真想填上“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
  下雪时,我仍有这样一种梦想。

  针

  像母亲领着孩子的手,针带着线穿过厚厚的棉花。我们凝视斑驳的岁月时,往事像花朵一样开放,看到静置在老日子最下面那些东西,包括母亲手里的针。
  针拿在母亲的手里。当母亲把目光转过来的时候,是“家”的最好的一幅油画构图。妈妈目光柔和,拿针的时候,她的面庞和姿态告诉人,什么是宁静安详。当母亲专注于膝上一件衣衫的连缀时,想到医生专注于伤口,账房先生专注于算盘,士兵专注于瞄准,让人觉得天下最为柔顺善良的人,莫过于母亲。
  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在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炕的话语。这些话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
  我回想下乡和结婚的前一夜,母亲都在灯下缝被子。我想起,那些棉被是早已缝好的,她又拿出来,加密针脚。这并没有特殊的用途,谁都盖不坏一床被子。而母亲所能做的只是这些了。在命运面前,她并不能做什么。儿子虽然是自己的,但仍要被命运之手领走,领到远方。母亲的语言与针线的语言一样,绵绵密密但素朴无声。当孩子远行,当柔软的棉被和线一起到达的时候,母亲的手里只剩下一根孤零零的针。
  妈妈把它小心收起来,放在炕席下面,或别在布包上,针尖向里。其实儿子大了,不在身边,已经不用担心他淘气玩耍,刺破了手尖。
  现在,年轻的家庭恐怕已经找不到针了。城里没有针,没人缝补旧衣。年轻的母亲为孩子准备的是成摞的买来的衣服。在城里,和针一起失去的,还有朴素的诗意和难忘的场景。

  拽住妈妈衣襟

  小时候,上街是愉快的事,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刚懂事时,上街由妈妈抱着,不愿走路而旋颈展望四外风景,而且我的视点与妈妈的眼睛同高。小孩子总是希望居高眺望。在妈妈怀里逛街,还有一个好处是困了便睡,越颠簸睡得越香,涎水渴湿母亲肩肿。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妈妈是否辛苦。
  及长,上街被妈妈用手牵着。她一手牵一个,那边是我姐姐。“那边”即右边,我喜欢呆在妈妈左边,即“这边”。倘若妈妈买了东西,先松开姐姐,左手持物。如果买了个西瓜,她双手捧着,我和姐姐同时要拽着妈妈衣襟。
  拽着妈妈的衣襟遍览街景,是人生最可钟情的回忆之一。小孩子手拽着母亲衣襟,眼睛却向四外看,脚下踉跄着,在我小时候,吾乡赤峰街景单纯,目光飞快者三两眼即可掠尽。然而我们并不像大人那样浮躁,只看商店与楼房。天上白云舒卷,如苍狗骆驼可观。某处古屋房檐长草可观。卖肉的手起刀落,油手将带血的牛犍子肉掷入秤盘可观。蛐蛐儿声不知从何而来可观。卖糖人儿的老头手捏孙悟空可观。书店在三道街口,门前矗一龙门(或牌坊)。走到那里,我总仰望龙门,心里想小鲤鱼试图翻跃的情景,它太高了,小鲤鱼真可怜。一路上总是这样跌跌撞撞的,从繁华的三道街回到我家的箭亭子家属院,装一脑袋混乱的印象入睡。
  在街上,拽着妈妈的衣襟习惯了,倘拽不到,手举着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高,一举手刚好到妈妈腰间,扯住她的后衣襟。
  前几日,陪我妈妈上街,发现她身高连我肩部尚不够。那么,我小时拽她衣襟尚须伸手,彼时我何等小巧玲珑,而且会走会动,能记住这么多往事。现在,陪父母上街,他们全听我的意见,诸事无不诺诺。我真是不太愿意,他们像我小时候一样无须动脑筋了。我长大了,其实我早长大了,只是在知道拽着母亲的衣襟上街这种愿望已永远木能实现时,感到“长大”的惊痛。
  在我印象中,我母亲年轻时常穿一件暗绿色带花的右衽衣裳,即被我无数次在后边拽过的。我问过妈妈,那件衣裳呢?她平静答曰:谁知道。这说明一切的确久远了。
  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中年。《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子年及花甲,尚穿彩衣躺在父母怀里撒娇。除了 “孝道”之外,这行状难以卒睹。或许他想返回童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的砌死了,如同我不可能拽着妈妈的衣襟上街,如同赤峰街里早就变样,如同一切都变样了。
  不久前,我看到两位老人散步。跨越马路牙子时,男人用手扶老太太一把。一看,这是娘俩儿。儿子已白发苍苍,母亲约逾八十岁,仍装束整洁。老母亲在儿子扶她的时候,目不斜视。我看了很感动。
  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

  瓜籽

  对蹲监狱的犯人来说,真正的节日,是有人来探视。
  监狱里的伙食以及文体设施无论多么优良,也代替不了来自外界的一点点东西。探监的人不仅携来吃的用的,还有亲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瞩望。
  监管人员常说,无人探监的犯人,改造最难。犯人在刑罚期间的自新,劳改部门称之为“改造”。
  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
  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籽。
  葵花籽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尖。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瓜籽,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眼。
  我不知道服刑的这人是老太太第几个甚或是唯一的儿子。他犯了盗窃罪,偷铁路上的月牙板。对老母亲来说,儿子仍然是最爱者。因为他是自己流着血生出来的,是用乳汁喂养大,在眼前一点点长高的。老太太不懂刑律,只知道儿子由于他个人的过失被政府押起来了。老母亲也许幻想过政府很快把儿子放出来,会在一个风雪之夜破门而归。 她知道这并不可能, 只有“刑满”才能“释放”。狱方人士说,“改造得好,犯人可以减刑。”于是她盼望儿子改造得好。
  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在煤油灯下嗑瓜籽。嗑好的瓜籽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瓜籽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籽嗑亮了许多的夜晚。
  服刑的儿子在瓜籽面前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人当中,他的母亲是最褴褛的。母亲一口一口嗑出的瓜籽,的确包含千言万语。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知罪了。
  老母亲又撩起衣襟擦眼睛。

  送行的队伍

  今年仲夏,我父母领着我姐姐塔娜及其子阿如汉和阿斯汉、我女儿鲍尔金娜,探亲结束离开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朝鲁吐公社胡四台大队。这是我的家乡。
  出门,我的堂姐堂兄以及姐夫嫂子和不计其数的孩子全都穿上新衣服,送行。愚昧的蒙古牧人和西方的绅士一样,穿最好的衣服为客人送行,决不敷衍。这里面暗含一种隐喻如节目的隐喻。离开亲人原来就像节日一样隆重。
  我两个堂姐把辫子摘得光溜结实盘在头顶,戴在帽子里,这是给了婚的蒙古女人的发式。她们身上的新衣服每粒扣子都系好,衣上挂着在箱子底叠压的折褶。我的侄子们相貌英武,鼻梁直挺,眼里含着宛如悲悯的神情。他们呼呼拉拉走在我父亲的身后。
  我大伯是瘫子,手把着窗框流泪。
  雨后的草地现沉绿,仿佛压抑着某种忧伤:铅云从天边列起,深者如蓝,浅者似灰。漫布在草地上的几百个水泡子,盈不过数米,闪着亮光。有孤独的马低头吃草,以尾悠闲地撵扫虻虫。
  我大伯家门口的路上,就这样走过来一列送行的队伍。孩子们的衣服五颜六色,招人眼目。这的确如办一件盛事。
  邻居们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们每人都知道这是做什么,谁来了,以及谁走了。在《圣经》中常常出现“荣耀”这个词,在那里“荣耀”是归于主的。在俗世中,被一大群穿新衣裳的人攒拥送行,应该说是一种荣耀。
  当然官员们倘肯深入牧区腹地,送行的人也许更多,但谁肯为你穿新衣裳呢?所有的人怎么可能同时想一个问题——你明年会不会再来并为此悲伤呢?他们悲伤着,并压抑着悲伤。当我父亲的目光转向每一个人的脸上时,每张脸都带着谦卑的笑意。
  在送行的队伍中,不止有孩子,还有黄狗、小羊羔和永远垂着头的老马。它们也许不知这是在干什么,但不妨这么走着。
  走啊走啊,他们走了两里多地,来到乘拖拉机去旗里的站点。拖拉机来了,我的四五十岁的已经有了孙子的堂姐们扑上去,紧紧搂着我父亲大放悲声。这一点,蒙古人与汉人的确不同。我的堂兄和侄子们远远僵立,像木头一样,眼里含着泪水。他们拒绝哭出声来,不断擤着鼻涕,往裤上蹭。
  我父亲似乎觉得不应该流泪。他扬着脸,弹着眉毛,不断眨眼睛,让眼泪顺原路流回去。
  拖拉机开了,也就告别了如此众多的送行的人,羊羔及狗。车开出很远,他们还在站着,仿佛等待什么人的指令。在雨后苍茫深绿的草原上,他们的穿戴鲜艳夺目。

  伊朗塔的候车室

  科尔沁夏季的太阳照在没有边际的沙漠上的时候,那种刺眼的金黄让人不大敢四处张望。金黄的视野内有一间车站,日式拱脊建筑,顶上涂黄粉,屋檐的木板刷绿漆。当火车从远方呼啸而来时,它像穿节日服装的男孩子一样,捧着鲜花迎接,鲜花是月台上的两株丁香树,暗散使人头脑迟钝的浓香。
  车站有两间房。候车室,另一间应该是站长室,但窗台挡蚊的纱布里探出一只狗的脑袋,如雕像似的一动不动,等着风来吹发亮的黑鼻子头。
  候车室的两张长椅,对着放,挨得很近,身后是墙壁。我坐下以后,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两个陌生人,就这么鼻尖对着鼻尖坐着,没办法。
  老汉两撇灰胡子向上翘起,能看出他常常用手捻,有尖。是一种晚年的游戏。老汉眼睛望着屋顶,目光迟滞,隔一会儿,飞瞥我一眼,接着连眨几下。显然他不习惯我像傻子一样盯他胡子看,距离太近。
  这种式样的胡子,即使到了戴高乐时代也落伍了,如今在一个乡村的蒙古老汉的唇边出现。我不小心笑了出来。这使老汉猝不及防,也笑了,眼光灵活而明亮。他仿佛早就想笑,没敢。他是一个谦恭的乡下人,牙齿没几颗了,一笑,他的嘴像藏在柴草里的缺碴的旧碗,而红软的舌头蠕动在牙洞间。
  交谈。老汉是图力古尔人,去甘旗卡的外甥家做客,膝上的布袋里装一些杏,还有一包红茶和茶缸子。他说第一次去甘旗卡。甘旗卡是一个镇。他用粗黑裂口的指头,轻轻捻着浅粉色的车票。
  话语结束,候车室又静下来,老汉向门外望闪闪发亮的铁轨。他用力抬眉毛,扛起前额一堆皱纹,这位老人与科尔沁草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心智单纯。假如你一笑,他会立刻报之一笑,胡子尖升达颧骨。他们的笑容,一生浮在脸上,没间断过。像孩子一样,他们笑起来很容易,绷着脸却困难。这样的脸如果不笑,看上去反而不得劲,仿佛带着忧愁。

  满特嘎

  满特嘎是我堂姐阿拉它的丈夫,第一次来赤峰是接阿拉它和儿子双山。我大伯的女儿们,在孩子生到了我妈感到气愤的程度时,就被招到赤峰做绝育手术并调养一个阶段。
  阿拉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手术,于是愉快地在这里度假,她尽一切能力把我们家的东西擦的擦,洗的洗,总之,一切都是亮堂堂的。
  我爸常夸阿拉它漂亮,“这孩子就是当电影演员都行。”并把他从军时内蒙军区歌舞团的女演员挨个跟阿拉它比——珊丹、杨吉德玛、莲花、贵丽斯花……,结论是,她们都不行。阿拉它每次听到这里,都要“扑哧”笑出来,意谓叔叔的想法太离奇了。一个乡下人,怎么会比演员漂亮呢?况且是内蒙军区的演员。
  阿拉它的长相的确很好看。一笑,便有喜气洋洋的样子,演员也不一定如此。只有从心底笑,才好看。像花朵在早晨遇到阳光时一样。
  阿拉它在我家头几天还很快乐,到处笑。后来渐渐沉默,她抱着双山倚在门框小声唱歌。那些歌在我听来一律是忧伤的。她一边唱,一边用手轻轻拍着双山的背。双山才几个月,脑袋大到仿佛脖子都须不住,晃着。而我父母下班之后,阿拉它麻溜儿干活,不唱了,也不怎么关。
  我妈说:“给满特嘎写信了,接你。”
  阿拉它脸“忽”地红了,抱儿子转过身。
  那时我虽然还小,但能从阿拉它的眼睛里看出她在思念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如果目光变得遥远,并常常失神,大约就是这样罢。
  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浓重的膻味熏醒,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他就是满特嘎。这个人的脸像树皮一样粗糙,颜色深红,眼睛细长,前额的抬头纹仿佛是被沉重之物压出来的。这张脸和阿拉它白净的、如满月般的笑脸并列在一起,实在太有趣了,按城里人的眼光看,也不般配。
  满特嘎向我笑一下,仿佛很吃力,旋即闭上了嘴。我为阿拉它感到惋惜,并对她的神色飞扬有些不满。
  膻味是满特嘎扛来的羊肉带来的,还有炒米、奶酪。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一家人过春节所享有的美味。
  满特嘎来了之后,阿拉它一往情深地望着他笑,如果撕一角报纸放到满特嘎脸上,会立刻被阿拉它的目光所点燃。隔一会儿,她就把双山递到他怀里,然后看他俯视儿子的样子再笑。而满特嘎是腼腆的,被阿拉它注视久了,就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顺势连胡子带嘴捋一把。他看儿子的表情是怜悯的,看我父母的目光非常恭顺,而看阿拉它时,在细长眼睛的深处,跳荡着男人的柔情。无疑,阿拉它了解并幸福地享用着这种眼神。
  父母让我带满特嘎上街转转。走到当院,他用手指轻轻捏一下我们的沙果树,说“唔”。这树无疑太细了,但满特嘎的意思仿佛原谅了它的纤弱。在大街上,满特嘎背着手,目光投向远方。蒙古人上街爱背着手,这并非摆架子,而如表达自己的谦恭与微不足道。而眼神——他们由于在草原上生活久了——总是投向很远的地方,看马群以及云彩。
  到了百货公司,满特嘎见什么东西总要摸摸它的质地,用手指捻一捻。布匹、碗、大粒的青盐,除了那些隔着柜台摸不到的东西,摸完仍背着手。出来时,他买了一瓶白酒,把余下的钱用双手捻成一个卷儿,像炮仗一样,塞进内衣兜里。
  晚饭前,满特嘎轻巧地咬下酒瓶的铁盖,像咬一块胶皮。斟上酒,双膝跪地,站起再躬身,把酒举过头顶,献给我爸。我爸接过酒一饮而尽的时候,满特嘎出神注视,仿佛很感动,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来。事实上,满特嘎几乎不言语,话都挤在脸上,在粗糙的眉眼间似更生动。
  我现在算起来,满特嘎和阿拉它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吧。我今年去看他们的时候,堂姐老了,满特嘎还是那个样子,但头发已经雪白。他头发卷曲,像戴一项羔皮的帽子一样,五分硬币似的小卷儿闪闪泛着银光,使绛紫的脸膛笼罩安详之气。阿拉它说,大儿子结婚了,意谓他们已经为之盖房娶亲了,只剩下双山。双山已经高中毕业,文静地听我们谈话。
  在科尔沁草原上,积十几年劳动所得,才勉强为一个儿子完婚,而另一个儿子的婚事就意味着阿拉它和满特嘎必须要努力到生命的终点。而他们把此事视为一种光荣的职责。由于自己年轻时曾经快乐过,虽然短暂,就应该让孩子们快乐,即使劳役多多。而孩子们对此也是平静的。眼下,满特嘎为村里人放一百多只羊。因为草场不好,每天赶羊往返百里,这样,羊才能肥。他天没亮就揣着干粮去放羊,天黑之后返回。眼下,他在灯下静静地听阿拉它对双山婚事的规划,全身一动不动,像一棵树,眼睛偶尔一眨,流露出慈爱的目光。我感到,在满特嘎心里,一切思想都没有了,不妨作一棵树。他的思想都被我堂姐移植走了。他们的思想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活着,并且让孩子们更好地活着。
  阿拉它在述说的时候,不时看满特嘎一眼,目光里仍有少女般的情意。她一定感到,嫁给这棵树,是十分幸福的。而原来挤在满特嘎脸上的话语也消失了,他享受着没有思想的快乐。像一只老牛,卧在晚风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的牛群一动不动。

  格日勒

  在我大伯的孩子里面, 格日勒并不是最穷的。 她已经盖了房子,而且有房顶(吾侄保明的屋顶则不全,让暴雨浇塌半边后,一直没修复)。格日勒的家里,除了几床被子和地上的黄狗带点鲜艳的色彩外,其余一律是土色,墙、炕和窗台。
  我爸环视一周,说:“挺好,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下回带点蒙文报给你们糊墙。”
  格日勒脸色红扑扑的,张着大嘴傻笑,同时用右手使劲扭着左手的指头,仿佛那指头犯了什么错误。她根本不在乎糊不糊墙,只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格日勒的财富都在外面,即房前屋后的已长出几片叶子的黄豆。她在北山后还有几亩玉米。
  “哎哟,格日勒还能种黄豆呢?”我姐塔娜惊讶地看着这些豆苗。格日勒住在塔娜家里的时候,是最懒不过的。
  格日勒笑着,扭手。她是我大伯最小的女儿,在赤峰住过几年。她个儿高,身架像外国模特一样,长的也像,大嘴尤似索菲亚·罗兰。无论你怎么说她,格回勒都不改笑。但说大劲儿了,她界尖也浮一层细密的汗珠,不断擦去不断浮出。对格日勒的各种毛病,我爸一般抢过话头先说几句,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别人再说她。
  “种树。”我媳妇说,“格日勒你种树,种树最好了。”别人家的院套大多有树,气脉旺盛的样子。格日勒的房子像古堡一样孤零零的,被几寸高的小黄豆苗簇拥着。
  格日勒笑着听。她心里一定说,我也不是傻子,种树干啥?种树当年也收不上什么。
  我们这次到胡四台,带来一些旧衣服,分的时候如我妈所说“平均一下,免得他们闹意见”。“他们”是我的堂姐妹们。但我媳妇还是上街选了一些新衣裙,送给格日勒,还悄悄告诉她:“你别一下子穿出来。”
  要是“一下子穿出来”,我堂嫂灯笼就会生气,我们住在她家。这几天,灯笼已讲了格日勒不过日子的种种缺失。但她不懂,感情是在人的优缺点之外的一种顽固的东西。就在我们刚下车的时候,那个傻傻地站在门口的格日勒,飞也似地跑过来,搂住我媳妇,脸埋在她肩哭出声来。虽然她并不知道陈虹偏心眼给她多带了东西。
  我们来到之后,西屋就像公社一样热闹。兄弟姐妹们带着孩子和狗川流不息、甚至连大堂姐斯琴的猪也姗姗而来,但被灯笼撵跑了。我们的确也没给猪准备什么礼物,譬如项链或口香糖。孩子们身体黝黑,肚皮紧绷绷的,似乎准备随时飞奔。他们在静默中接着我媳妇—一送出的包裹,里面是旧衣服、鞋或其他,回家。不一会儿,他们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西屋,这实在有趣。譬如格日勒的丈夫、眼窝深陷的宝莲穿着我跑步时的一件 T恤,他身旁的哈萨的丈夫、笑容可掬的乌力吉穿着我的另一件 T恤,他们并肩而立。那些孩子们穿着我女儿鲍尔金娜各时期的衣服,表情各异。鲍尔金娜惊讶地闭上了眼睛。
  而最为光彩照人的是格日勒,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十分惹眼,可惜她没生在巴黎。效果在于,不一会儿她又换了另一身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洁白的牙齿粒粒可数。
  我爸叹一口气,说:“格日勒没心。”灯笼开始在窗下骂狗,声音冷冷地。我的另一些姐妹仿佛想用目光敲折格日勒的腿,省得她一趟一趟回家换衣服。她们从鼻孔里出气,鄙夷老格——这是塔娜的叫法——的浅薄。老格家离灯笼家不远,家里门窗洞开着,她、宝莲和六岁的女儿萨如拉以及名叫巴达荣贵的黄狗,在深绿的草地上不时朝这边走来。宝莲是个孤儿,带灰色的黄眼珠极为深湛。他常常是惊慌失措的,正如他的黄头发东倒西歪一样。他仿佛自知配不上格日勒,在家族聚会时谦卑地站在后面。但这并不妨碍常常被我堂兄朝克巴特尔揪出来数落一通。在牧区,一个成年男人如果没畜群和自己的房子,似乎对任何人都要带着歉意。格回勒和宝莲的房子去年才落成,是我堂兄无偿为他们建造的。
  在格日勒穿着城里的衣裙飘然而至遭遇各式目光时,她大姐斯琴的笑容是始终不变的。斯琴50多岁了,当了奶奶。我父亲在内蒙军区的时候,接她赴呼和浩特读到高中。每天早饭前,她盘着光洁的头发,领着所有的孙男弟女,蹒跚着从她家房后的墙豁儿迈过,朝灯笼家走来。我每天都去公社买一些果蔬,分给孩子们。当斯琴的六七个孩子领到自己的一份时,她就满意地笑了。过去,她总是隔一会儿就把烟袋锅点燃,双手捧献给炕头的我爸。如今我爸戒烟了,她只好自己吸,也减少了场面上的隆重。我们无论说什么,斯琴都用“哦——”来应答,这是用吸气来完成的表示谦卑的语气,如满洲人的“嗻——”。有时,我们说的话跟她不搭界,斯琴也“哦——”着,笑容是不变的,眼睛在看里外屋各家的孩子的项链和手镯——这是我媳妇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小工艺品——谁的更值钱。对格日勒的大红大紫,斯琴就这么笑着,宽厚而大度。
  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在窗下纳凉。格日勒的女儿萨如拉用裙子的一角遮住脸,唱了一首《云良》,声可裂帛,缭绕入云。墙边的木桌上,一头开膛的肥猪仰面卧着,这是吾侄保钢订婚用的。宝莲单腿跪在猪旁,用碗岔子刮它身上的毛。猪身白得耀眼。这时格日勒把萨如拉的塑料项链给其狗巴达荣贵戴上了。巴达荣贵黄毛高脚,轻佻而胆怯,也有格日勒式的天真,一看即知涉世不深。它有些怕斯琴家的狗,又跃跃欲试。斯琴家的狗是稳重的,不屑巴达荣贵的高脚。就在后者进退飘忽时,斯琴的狗一口咬住巴达荣贵的红项链,然后向一边拖。巴达荣贵立刻麻爪,张着嘴却叫不出来,几乎要被勒死。格日勒跑过去,对准斯琴的狗扇了一记耳光。
  “咄!”斯琴大吼,我看到她一脸怒容。只有骂牲畜才用“咄!”,她显然对格日勒打她的狗不满意了。见我们在看她,斯琴脸已堆满了笑容,恭顺地垂下头,“哦!”
  格日勒从小就没妈。我爸曾经说,“等你大伯死了,更没人拿格日勒当玩意儿了。”大伯今年春天已与家人永诀。他们来信说,朝克巴特尔与斯琴两家互殴,住院并报官了。我媳妇给格日勒的华丽衣裙怕已被胡四台毒辣的回头和绊脚的荆棘晒褪色并撕为条缕了。不知她今年种黄豆了没有?宝莲畏缩着,萨如拉在一进洗小手绢一边尖声歌唱,大伯死了,格日勒站在孤零零的泥屋前面,扭着手指,她那天真的笑容该向谁展露呢?

  玻璃

  直到今天,一提起文革,我就想到玻璃。文革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随便砸玻璃。后来才演成这样那样的风云。
  那时我小,刚上学,是小别人两岁提前上学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四处看砸玻璃。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儿常研究哪个机关或学校的玻璃还没有砸。他们研究毕,一声令下,浩浩荡荡去玻璃激战。
  公家的许多地方都没人了,院里奇怪地寂静。这帮家伙开始也犹豫,互相推辞,“你先砸”,“还是你先砸……”不知是谁,一砖头飞掷过去,“当啷”的粉碎声震响。他们像兔子一样掉头跑,跑到没气力,远远观望是否有人怒骂追赶。没人,慢慢回去,一通乱砸,把所有的玻璃砸得粉碎。
  这情景与电影里纳粹的做法很相像。
  砸过的窗户如同呲着一口口獠牙。更弱小的孩子用小石子飞击“獠牙”的碴儿,“叮叮”,并不碍什么。
  看他们砸玻璃,我心里“咚咚”跳,即害怕又兴奋。每次想砸都不敢。我想到砖头从手里飞出去,落在玻璃上,“当啷”粉碎,心就缩紧。而且,当第一声爆响我们掉头跑的时候,我都认为有一只铁钳般的大手会从背后捏住我们的细脖梗,罪恶感遍布全身。但每次都没有这样的大手。而在“没有”的欣慰当中,似有更深的焦虑。
  有一阵儿,看到一处单位的玻璃完好,竟有视觉上的不适应。定睛看,这是一家军人站岗的院子,才释然。
  碎玻璃的事件,随我上小学开始就开始了,到中学毕业还没有结束。我现在回想毕业时的赤峰二中的校园,虽然并非所有玻璃都是碎的,也并非所有的玻璃都没碎。那是在1975年。
  还有一件事跟玻璃有关。1969年冬季,风传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经赤峰进攻北京。那时赤峰街家家户户的玻璃都用纸条糊成“米”字型,放眼看去,另有一番景象。有人说盟医院的玻璃不糊纸条,代以胶带。我们结队参观,是胶带,看人家多文明。家属院有一户姓蔡的人家不糊“米”字,是“十字”。我们看了不顺眼。后来听说他家地主成份,是天主教徒。民兵来了,训斥:“你想用十字作暗号吗?苏修来了不炸你家。”老蔡家吓得赶紧糊成“米”字。为什么糊“米”字?街道说苏联人的炸弹遇着“米”字就不响了。我们听了兴奋。
  过了几年我才明白,“米”字并不避弹,而是在爆炸气浪的冲击下,玻璃碴儿不至黄飞。关于赤峰的备战,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赤峰若被攻占,北京就要失守。我们深为赤峰的战略地位而光荣,如果有北京人见了我们客气,也不为过谦,我们会大度地拍他们肩膀:放心吧,我们一定死守赤峰,没看家家的玻璃?米米米,多么肃正。而又说,赤峰之咽喉在以北40里处的木头沟。此处不保,赤峰则不保。此话让人生气,木头沟算什么玩意儿?籍籍无名却把握赤峰甚至祖国心脏之安危,我儿时为此沮丧。所幸苏联人未敢擅入,否则木头沟一带必有激战,此地也如珍宝岛一样荣入史册。现令则可开发“木头沟一日游”与“木头沟啤酒”,不致凡庸。
  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处于玻璃完好与不必糊“米”字的时代。然而无论何时何地,我一听到玻璃的爆碎声,心里都会缩成一团,半天才呼出一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恐惧这种声音。
  虽然我早已是一个成年人,虽然现时是一个和平年代,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文革已经过去了30年,但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仍在惧怕文革,非常地惧怕。当年,在砸玻璃之后不久,我家就陷入了灭顶之灾。

  乔老师

  和别人一样,我也有过好些老师,但多半已经记不得了。这并非忘恩负义。在文革中,我转徒学校过频,而有的老师只上几课便不现形迹,调转或被拘禁了。这等于说,我没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而留在记忆中的老师,则往往由于其有趣。譬如我上七年级(初二)时遇到一位乔老师,教语文。他高大红面,上课前站在门口的电铃下,等铃声停止后方跨入教室,登讲台,坐下缅思。他缅思时,两肘支桌,双掌捧着面颊,凝望我们。最长时间达一节课。起初,我们与之对视竟极为慌乱。后来一点点适应。他用手捧着自己的赤颊,像捧着花儿不肯松开。我们不知他在想什么,但必是十分可想的东西。而他的左眼蒙一块玻璃花,即白内障,红脸也是久饮造成。有时,他沉浸十分钟,短时只三两分钟,忽以板擦猛叩桌面,高昂地说:
  “碌碡轧不出个屁*来,你们!”
  这是乔老师喜欢说的一句话。而“你们”置之语尾,又有倒装欧化的妙韵。宛如现今“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说完,他脸上有一丝笑意,可能想象着碌碡(读音六轴)——播种后压实土壤的石滚——轧过这班人雪白的臀部的情景,而我们却连个屁都无以回馈。哈哈!乔老师转而大笑,哈哈哈!声音空且涩,有戏曲风格。
  有时候,他捧颊有顷,竟不说“碌碡轧不出个屁来,你们!”使大家心里产生失落。
  由于乔老师一只眼有玻璃花,使我们不知他在看谁,便搞些小桶鼓。譬如踩别人脚、丢纸团、撤椅子使前座仆地等。而乔老师依旧凝思,但眼里渐然流露蔑视。他像蔑视老鼠或狗尿苔一样蔑视我们。他之所以不愿整肃课堂,并非玻璃花挡住了双眼,而如懒得从臭粪坑里捞一双球鞋,因为“孺子不可教也”。他一定认为,面对着一群由于不学习不严谨迟早会变成罪犯或蟑螂的东西。虽然我们挤眉弄眼,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而乔老师是有知识的人,中专毕业,曾任明珠灌渠一工区土石方技术员。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当年全名为辽宁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三兵团人民子弟学校,距教室50米处则是波光潋滟的前进水库。
  后来我们学校果然出了罪犯,但不在我们班,而是校长李某。他因为猥亵男童而被判刑三周年。
  在我印象中,乔老师也上过课。那天,他沉思毕,反剪双手踱步至某同学桌前,把语文书随意站开,用手一点——
  “念!”
  那同学“涮”地站起便念,抑扬顿挫地,我们听得入神。这是乔同我们之间惟—一次与语文有关的活动。我们体会到温暖,也有些惭然,觉得乔老师其实挺好。而我们其实真的不配学习语文算术。我们卑微渺小,实为小草芥与小破腻虫。“停!”乔老师喝道。我们愕然,抬头看,见其上耸的食指仍停在空中,然后仰面,蹙眉,撇嘴。不知过了多久,他叹了一口气后,低头走出教室,虽然这时下课铃尚未铿铿响起。
  我记得那天的课文很感人,是一篇介绍工人师傅翻山越岭运电机的抒情文字。说:“太平板车呵,你碾碎了西北大地的霜雪,唤醒了东南长空晨星……”其文采一度令我十分着迷。

  刀

  我相信“刀”在汉语里的寿命已有千年,和房子、土、犁杖和马蹬一样,带着原初的音韵。
  刀是惟一和肉相对的词。
  刀子,是寒冷的、缺乏怜悯的一个词,又透露着刚烈和坚定,而它常常使人安下心来。
  对我来说,刀子意味着远行,意味着咯脚的石路、密林里腐殖质的气味和草尖上的露水。
  刀的音韵呈现上声,是元音,只有古人才把这么响当当的声音赋予它,可以在嘴里亢亮唱诵。
  刀是男人的兄弟。逢临大事之际,在腰间握刀的手,血脉贲张,具有最丰富的表情,像齐口短髭一样威严。刀的道理是:勇者胜,热血者胜。
  刀是男人的饰物,他们把女人的柔情置放在刀柄、刀鞘上。云朵是白银和黄铜的包边,包在花梨木和铁梨木的鞘上。刀柄上的绿松石是刀的独眼。蒙古工匠在镶鞘的时候,一定嘶哑着嗓子唱一支情歌:
  七个飘带的荷包呀
  是在七月的庙会上万姐送给我的
  ……
  力的产房在火星飞进的黑铁匠铺里,炉火疯了,纷纷舞蹈。刀第一眼见到的是铁匠的脸、头发和眉毛上挂着的汗滴。淬火的时候,刀烫哭了水。
  佩刀的人腰间要有酒壶,有一根柔软的马鞭。他的肺里灌满了草香,齿间噙一枝野花想昨夜的事情,醒后发现脸正对着太阳。如腰带一样拐过来的额尔古纳河边,牛群如祷告那样一齐低下头饮水。回家的时候,马背上的男人一耸一耸,晚霞合唱,一切能反光的东西都变得亮晶晶的,湖泊、马的眼睛,还有腰间的刀。

  乡居

  在门前拴一匹马,是何等气派。而这在乡间才会成为可能。
  白马仁立门前,阳光洒在身上,好像揣摩一天的农事。黎明,家里人把门打开,传出许多喧哗,炊烟、吆喝、柴草在锅下的毕剥,如此正规地揭开一天的序幕。
  在胡四台九月的早晨,我堂兄拎来一桶清亮的井水,饮马。他用刷子耐心地刷着白马的脖颈和臀部。马的筋肉在皮下舒服地弹跳。我嫂子打开鸭栏,鸭子像网中的银鱼一样飞泻入塘。猫蹲在窗台,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
  这时,孩子们在门前次第出现。他们龌龊、懒散、揉着眼睛,刚刚醒来就互相指责。摇着尾巴的狗,急匆匆地进屋并跑出来。
  一个乡间的家展示的活力让人羡慕。也就是说,当人的身影在动物们中间交错闪映时,才觉出家的丰足。所谓人丁兴旺并非是一张挨一张的人的面孔,还有动物——也是家的成员,以及树木和天气。
  堂兄拎着钉着铜钉的鞍鞯走过来时,白马竖起耳朵,它的眼神俊美,睫毛遮映着亮晶晶的眸子。风吹过,钻天杨哗然细语,露出绿叶背面的浅灰。而窗下骤起尖叫,这是我嫂子抓住一个孩子为他洗脸。这尖叫仿佛受到了屠杀。
  孩子被洗净手脸,反变得怯生生的,茫然注视着母鸡啄食。瘫痪的大伯颤抖的低音从后屋传出——
  “酒啊,我要酒……”
  在这样的早晨,喧哗很快转移到餐桌上。在炒米、茶、玉米饼子、酸奶和粥之上,笼罩一片稀哩唿噜震天的吃饭声,争吵又在孩子中间发生。饭后,男人到草场去,女人收拾碗筷并打孩子,阳光的金箭已斜射在墙上装满合影小照片的镜框上面。
  我看到这些,看到堂兄骑在马上走远,看到嫂子杨玉米粒的手在空中松开,鸭群优美地攒集岸边的时候,感到创造一个家多么艰辛,又多么诗意,满足感从四外包围过来。难怪我大伯即使在早上也以低沉的喉音呼叫——
  “酒啊,我要酒……”
  在乡间,家的概念被融化在草木牛羊之间,丰饶无尽。

  家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撒手把锅扔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胡髭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看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科。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人大欢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起先他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儿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胶皮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惊惧和恐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他是个翻译家及前骑兵军官。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入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层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饮酒悦谈。但晚上鸡不肯入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小棚装杂物,譬如自行车,小小棚装煤。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适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那一幕。我想,家,是人生最猜不透的一个谜,在艰难离乱中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惟有家。

  门

  如果说,摇篮是童年的象征,一杯热茶是温暖的象征,启动的车窗上握紧的手是友情的象征,家的象征,是
  ——门。
  门的朴素的脸上,写着我们的寄托、欢喜和庇护。在心底抹不去的记忆里面,清晰地记得门的表情。当受了委屈的孩子,从外边跑回家,双手刚刚拍到门上时,便开始大哭。在这里,门划分了“他们”和“我们”。从门开始,生活呈现的是另外的世界。
  儿童初窥世事的时候,用肩膀倚在自家的门上往外张望。仿佛那边是海,这边是岸。
  在暗夜里回家,推开门,先看到母亲在油灯下抬起的脸,她咬断缝衣的线,从锅里端出温热的饭菜。后来,我想到母亲时,白发。端碗的浮筋的手,和门上木纹的肌理叠印在一起,在乡愁的心海上幻化。
  靠在家的门上,可以痛哭;可以蹲在它的脚下,以指尖蘸唾沫翻小人书;可以用粉笔在上面划线,看自己长了多高。推开门之后,传来“吱呀”的回应,这是家的歌声。站在门边上,如同站在父兄的脚下。
  “文革”中,父亲被拘押。母亲“办班”,每天深夜返回。那时,我和姐姐常常夜深了还不敢睡觉,在被窝里等待敲门声。轻轻的拍门的声音,使我们在无数夜晚一跃而起,抢着给妈妈开门。那时候,开门就有妈妈。
  有一年,我们全家从“五七干校”返回。使我眼湿的,是看到了我家的门。它淳厚,蓝漆里面隐约透出涟漪似的木纹,像老友一般蔼然。我感到,对家的渴念,包括秘密与惊喜,都包含在见到门的最初一眼里面。
  离家远行时,回首,目光流连的地方包括家里那扇门。我们从外面所能看到的家,只有门。
  如果回家,阔别之后的柔情会在抚到门的那一刻激发。拍一拍它,心里装满期待。门的后面,包括门,是我们的家。

  碗不翻

  故事说,有一个孩子拿着大碗去买酱油。两角钱的酱油装满了碗,提子里还剩了一些。这孩子把碗翻过来,用碗底装回剩下的酱油。到了家,他对妈妈说:“碗里装不下,我把剩下的装碗底了。”
  孩子期望得到赞扬。他聪明,善用碗的全部。而妈妈却说:“孩子你真傻。”
  当年母亲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孩子傻在哪里,但没问,否则我妈会说:“你也真傻。”
  过了三十年,我才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发现故事中的主角乃是我。如今,我的生活恰如捧着一个倒扣着的碗。碗底浅浅地漾着一点东西,即我写过的一些文字。碗的那一面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已洒光了。同时我不知自己曾经泼洒了什么,但必可珍惜。
  故事的第二部分,妈妈:“孩子,两角钱就买这么点酱油吗?”孩子很得意,说:“妈妈,这里还有呢?”他把碗翻过来,于是婉底的酱油也洒了。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把碗翻过来,去看另一面盛着什么,而使仅有的一点东西散失。无论碗的另一面藏着什么样的诱惑。

  摇篮

  在内蒙古牧区,家家顶棚下面系着一个摇篮。有的摇篮用了好几代。想到壮硕如熊的男主人曾在其中酣睡,想笑。然而,得知颤巍巍的老者也是摇篮的主人时,便要生出敬意。
  和“摇篮”同样发出悠远意味的另一个词是“襁褓”,它是包裹婴儿的被子,是诞生者光鲜的皮肤第一次接触到的布。然而“襁褓”很少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更不会像摇篮这样诗意地吊到棚顶。
  如果一个成年人能够不时地看到摇篮——降生于世的最初的领地,会感到“成长”一词里托举着多么深远的含义。在牧区,有的人家孩子大了,摇篮里装着一些平日不用的什物。一次,我在亲戚家的摇篮里看到了一本蒙古文的“红旗”杂志。
  人的一生,想找到一个阶段式的象征不太容易。现代人惯常的纪念方式是照片,但照片仍是一种媒介,而并非事物本身。那些在生的道路上的伴随物,大多随风而逝。有时候,当人想检视走过的路时,不免茫然,因为手里找不到可以把握的历史。而历史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多只是一条红领巾,一截铅笔,一只球拍或其它的什么。
  那么,一个家庭里没有比拥有一只摇篮更令人倾心的物品了。如果一只摇篮中躺过祖孙三代人,此物已近神圣了。如果以摇篮为题作诗,第一句多半是: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如果把摇篮比作一个桥,这一边是孩子,那一边则是母亲。母亲的手一直在摇篮上摇啊摇。摇篮内外是孩子的笑脸和母亲的眼睛。它又与音乐相连。无论是舒曼或印尼巴厘岛的民歌,都是音乐史上的珍宝。它们的风格,无例外地弥漫着静谧的柔情。这是母亲传给孩子的第一个信息:
  这世界原本是安宁的。
  如同众生原本是娇嫩的婴儿,摇篮原本是青青的柳条。

  云良

  云良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想认识云良,要到草原上。所谓草原,裸露着远远近近的沙丘。沙丘丰满起伏,像由无边的吃不了的粮食囤积,云影在上面得意地变化幻影。这儿有草、湖泊,也种庄稼,湖边的苇子围着沙丘站成一排,像要防止沙上的蜥掉进水里。暮色降落时,牧民低矮的泥屋像要坍垮下来。羊儿一只挨一只站在墙边,全垂着头。玉米粥的香味从屋里飘出来,桩上的走马不安地挪移蹄子,惹得狗叫。男人把羊圈拴好,走到檐下接雨的残缸前掬一捧水泼在脸上,惊讶睁眼,手心手背在裤上蹭干,顶着锅里冒出的大团蒸气进入屋里。这家的女主人可能就是云良。她在地处东蒙的科尔沁草原,我的故乡。
  云良没到过城市,也不知道几十里外的人们怎样生活。但是人们全知道云良。在北京的一次颁奖晚宴上,满座蒙古人的那桌突然响起歌声。初起,颇突兀,况且他们唱得这么豪放。大厅里纷纷站立倾听的人们,听出这首歌柔婉多端,仿佛奔流的江水,仔细看只是平缓的涌流一样。歌罢,人们问,你们唱什么?云良。听者渐悟原来蒙古人都会唱云良,包括席上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还是奇怪,他们怎么会唱同一首歌,这歌并无MTV。
  云良没听说这些。到了接羔季节,母羊有时不接受刚生下来的羊羔,云良开始唱一支名为《陶爱格》的歌,凄婉无际,直到母羊流着泪给羊羔哺乳。在四月的庙会上,大群的蒙古女人像绣在靴子上的花瓣,左一拨,右一拨,分不清哪个是云良。她们用新奇、赞美的眼光看每一样商品,喇叭里传出民间艺人沙哑的唱腔,秦琼赶到了哪里等等,赛马的烟尘由远至近。这些蒙古女人健硕、端正,颧骨和鼻梁被晒红了,眼里充满柔情。羞涩、大胆、善良,这样的眼睛随时会笑起来。这时,你觉得“云良”一听就会唱了,像另一些以蒙古女人命名的民歌,达吉拉、诺恩吉雅、隋玲、松吉德玛。万丽花。因为她们正站在你面前笑,海蓝色的蒙古袍镶着橙色的滚边儿,银耳环和银板指的花纹里透出岁月清白。
  而如真切地了解云良,像看一幅油画肖像那样,就去听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他的弓下有克鲁伦河、嘎达梅林、天上的风,然后有云良。我不知怎样描述马头琴的音色,像马嘶,像壮汉的哽咽,像唱诗班的喉音合唱。大提琴的恳挚和萨克斯管的沧桑才会组成这样的忧伤。云良来了,右衽,两只手攥在一起。她向我们说,眼睛装满乌力吉沐沦河那么多不停的话语。没有比齐·宝力高更了解蒙古女人的人。她们美丽吗?然而一生劳碌;她的芳香吗?然而有许多忧戚。齐·宝力高是一位画师,喝着酒,在七月的阳光下蹙眉走到画架前,笔触如游丝,如飞镖,然后停下来久久地看,直至晚风吹来,喊羊的声音悠长。齐大师的脸膛在夕阳下如雕像一般生动,抿着嘴欲笑,像一个活佛。他原本就是活佛,3 岁时被推为科尔沁黄力庙五世活佛。齐是宝力高的姓,他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建立了齐巴齐格罕国。
  我听云良的时候,身上的血仿佛全停了下来,听一会儿才流。歌声或乐曲一点一点带住胳膊、腿,最后像黄油一样融化在温婉哀怨的旋律中。我不知道蒙古歌为什么有一种悲凉之意,像秋天早晨的雾那样包抄过来,又飘远。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怎样的心境中创造了这些歌。它是悠远的,有一些还诙谐,或者柔肠百转,然而总有一些悲凉。像有一排拄套马杆的汉子,在雨水中仁立,凝重笨拙,静穆中散发着悲壮。这一种心绪在马头琴和长调民歌中透露得最为清晰。而他们的女人,就是云良。贤淑、健美,眉眼里都是歌声。

  乡下女人

  家属院里停着一辆马车,黑胶皮轱辘,驾辕的白马垂首立着,像为什么事默哀。一杆小鞭插在辕杆上,红缨好看。这是乡下人进城卖大米的,到家属院卖,可以逃税,价格略便宜。
  在横竖垛起来的大米袋子上,坐着一位乡下女人。她双手袖在棉猴样的灰棉袄里,戴一条绿围巾,怯怯地看着往来的人。
  我不知她进城来做什么,因为大米的过秤、收款和肩荷上楼都由她男人一手操持。她男人穿旧军大衣,手持计算器,脸上装出凄苦的表情,和一帮老太太杀价。
  乡下女人静静地坐在大米袋子上,仿佛生了根。
  待大米卖完之后,她跳下车与男人走进商店,在众多商品面前惊羡、皱眉或口出“啧啧”之声。买东西是她许多梦想中的重要梦想,她即使很专横也道理十足。只有今天她在车上坐了一天,其余的日子都极操劳。她是女人,要追求时尚又拒绝时尚最终按自己的审美趣味买一堆被丈夫讥之为“很村”的货色。她是母亲,要给孩子买花花绿绿的衣袄,便宜而实用。孩子穿了这些行头之后,就愈如年画中的童子一般憨。乡下女人给老婆婆买的东西,必是看上去很值钱,又很不中用的物件。这既可是讲和的礼物,也可是纷争的开端。
  乡下女人健康扎实地迈开步子在街上走,她们很可爱,但并不适应城里男人的目光。
  当一个城里男人用卡夫卡式的目光沉静而犹疑地看她时,她必是心忙乱了,怕被人笑话,也怕被人亵慢。
  我喜欢看乡下女人和那匹垂首的马。白马偶尔抬蹄子,复保持立正姿势。乡下女人黑水晶似的眼光从额前垂发向外清澈散出。
  在乡下的时候,常常能看到农妇的笑。这种笑像一眼毫无矫饰的泉水,自石缝间逸流。我恍然记起在生产队部的“农村夜校”里,顶棚是秫秸与报纸合成的,早已熏旧。人们麻木地聆听文件或文章。在很暗的灯光下,惟乡下女人勤勉地缝着什么。她将线头挽成疙瘩,然后以牙咬断的片刻,恰如一帧极美的肖像。偏头,一只手举着衣物,线把脸颊勒出一道深印。“啪”地一声,线断了,她又将舌头在嘴里寻找线头,吐出去。倘若怀里的孩子哭了,或者被旱烟熏咳嗽了,乡下女人能以最快的速度掀开层层叠叠的衣服,将大奶子甩出来,准确塞入孩子嘴里。
  乡下女人多健谈,得意处便纵声大笑,这种豪放是城里女人所没有的。她们的笑声穿透了簌簌的杨树叶子,最后落在墙根许多伸展叶子的草上。
  因为乡下男人狡猾,所以乡下女人对付他们更加狡猾。她们善于将天真、老辣与佯败融于一炉,然后围点打援、各个击破可也。乡下女人会包最好吃的酸菜馅饺子,会喂猪,会把儿子培养得象牛犊子一般健壮。
  然而到了城里,乡下女人默然或漠然地分视左右,这不仅仅是由于自卑。

  青草远道

  友人约我写一篇谈与乡土关系的短文。他带着沉静的笑容,仿佛揣度我心底的乡土印象。我犹豫了。
  乡土最根本的意义是地,它和无一样,是人类无力描述的对象。说它,常蹈人“开口便俗、一说就错”的误境。我曾经长时期迷惑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长与山海经》)语感有别于他以往的文风,像《圣经》中的“雅歌”。土地无疑是母亲,这不仅由于“天覆地载”这种体会所给人的想象。老子极不情愿留给后世的《道德经》中,以男女生殖器官的不同,点透土地的母性,并指明母性由深邃、静虚、无为而产生的威力。我想土地最像母亲的在于慷慨,自然界究竟谁在默默无闻、百代不衰地奉献呢?只有土地。当人们浮泛地歌颂金黄的麦浪、无边的森林和美丽的花朵时,是土地奉献了人类所喜欢的这一切。这多么像母亲,当有人说“这孩子又白又胖”时,怀抱着孩子的母亲笑着,虽然她知道这并不是赞美自己。一八五五年十月十日在波士顿,一个美国人埃弗雷特在议会上激动述说农业的重要:“把一块加里福尼亚的黄金种进土里,它永远不变。把一粒种籽撒在土里,就会出现奇迹。”为什么呢?土地有一种母性,她的职责在生命的繁衍。虽然黄金也源于土地,但土地的嫡生儿女是谷物、森林、草与花朵这些有生命的东西。
  对此,人们能说一些什么呢?
  不说的缘由一在忘却了,二在说不出。
  土地被踩在人的脚底下。朴实的、骄横的、富足与贫困的人都把土地踩在脚下。在所有的谦逊中,土地已显示了最伟大的谦逊。母亲分娩我们时的阵痛与流血,都被忘记了。堂皇的理由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用眼睛观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又是麦浪滚滚与稻花荡漾,看不到土地。
  当丰饶的庄稼被收割后,我们皱着眉眺望远方的萧索。土地的母亲并不丰饶,丰饶的是庄稼。
  在飘雪的日子,我们欣喜于漫天皆白,忘却了白雪底下的土地。
  在人类的眼睛里,永远看不清自己的母亲。如同看不清被踩在脚底下的土地。
  北方被犁杖耜过的土地,灰黄色漫漫起伏,如我在寒风中瑟瑟而行的母亲。然而母亲和土地歇息。第二年,土地又长出青草,在空气中散发与过去一模一样的清香。母亲又在冬夜为儿女缝补寒衣。针把手指刺出血珠,昏花的眼睛眯着。
  我喜欢的诗是《古诗十九首》中那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我不知这位无名的诗人在如此令人惊喜的朴素里寄寓了怎样的情怀。仿佛青草跪下祷颂土地,也如人类歌颂母亲。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我在吟哦之间读出悠长的宁静。
  然而我们说不出这种悠远,如同说不清母亲的思情。
  土地与母亲,已然无法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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